国华软件 eTextWizard.com

About eTextWizard
| 首页 | 产品 | 下载 | 帮助 | | | 注册

更新信息

产品信息

软件下载

帮助文件

常见问题

我要注册

意见反馈

国华软件 Guohua Soft

电子文档处理器（eTextWizard）：
中文名称： | 电子文档处理器
英文名称： | eTextWizard
软件授权： | 共享软件（未注册版有功能限制）
注册费用： | 标准版 （一次注册，终生免费升级）
 | 中国大陆用户： 人民币 128 元
 | 其他国家或地区用户： 美元 US$ 49 元 **** 注册价格如有变动，以“国华软件”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价格为准。
应用类别： | chm帮助文件制作，help帮助文件制作，文件处理，文档格式转换，内码转换，电子书制作（ebookmaker）
使用平台： | WIN95/WIN98，WIN2000，Win XP
发布公司： | 国华软件（Guohua Soft）
语言支持 | 程序支持多国语言，内置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
软件作者： | 冯国华
作者信箱： | webmaster@etextwizard.com
作者主页： | http://www.eTextWizard.com
软件简介： | “电子文档处理器”是一个文档批量处理、批量格式转换工具集；help和chm帮助文件快速制作软件；电子书批量制作工具；批量chm反编译工具；内码转换、索引生成、批量改名软件。支持子目录及光盘直接操作，自动化程度高。“北极星书库”所有help和chm格式电子书均由“电子文档处理器”格式化后批量生成。欢迎使用“电子文档处理器”这一简单快捷的chm制作软件、help制作软件，“易上手”的特点让你自己动手轻松制作chm文件和help文件。 主要产品功能： 1、文本文件批量转换为帮助文件（txt2chm:chm帮助文件制作软件，txt2help：help帮助文件制作工具），用户无须学习任何指令就可以快速地制作自己的电子书或chm帮助文件或具有复杂目录导航系统的CHM帮助文件； 2、网页文件转为文本文件（htm2txt）； 3、纯文本文件转换为微软网页帮助文件（htm2chm：chm帮助文件制作工具）； 4、VB源文件转为网页文件（vb2html）； 5、文件索引生成器（index maker）； 6、繁简体互相转换（gb2big，big52gb），支持剪贴板操作； 7、纯文本文件批量转换为网页文件，且自动生成上下文链接及目录（txt2html），支持用户自定义模版操作； 8、批量反编译CHM：迅速得到CHM电子书的全部源文件； 9、文件快速改名工具，大量方便的体贴用户的选项； 这里查看 软件的 详细功能列表>>
开发目的： | 相信各位在上网一段时间后，硬盘里一定积攒了大量的电子文本，如：技巧集锦、教程、技术文章、编程指南、小说、散文、传记等等，这些精彩文件平时大量占用你的硬盘空间而且难以管理，一到用的时候，怎麽也找不到；读起来也很费力，一部《三国》你至少要打开一百二十个文本文件；而且第二天也找不到昨天读到那里了，你说急人不急人！ 终於有一天想把他们作成帮助文件或电子书，但是，面对某个目录下的几千个文本文件，才发现所谓的“所见即所得”的帮助文件制作软件竟然要一个又一个地“手工重复劳作”........ 我曾经用某个软件手工作了一个包含两千多条Delphi技巧的帮助文件，历时两三周终於完成，可是...手抽筋，眼发晕，食欲不振....... 有时，真的希望有人把我想要的文本全处理好再放到网上，可是，面对网上成兆亿的文本难道只有依赖他人、依赖手工处理吗？ 由此，萌发了我的软件开发方向：电子文档处理。 “电子文档处理器”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HELP和CHM格式电子书批量制作工具。“北极星书库”所有电子书均由“电子文档处理器”批量制作而成。 软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用户“从重复乏味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减少人工干预，更多的自动化!”；同时“要关心体贴用户”，这也是“国华软件”编写软件的宗旨！ 欢迎您下载试用“国华软件”的任一款软件。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国华软件”的发展，谢谢！


江青评传

作者：苦多

生平
文艺革命招贴画
引　言
第一章　从潍河上游走出来的叛逆女性
第二章　在海滨城市踏上了新生之路
第三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上）
第四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下）
第五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一）
第六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二）
第七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上）
第八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下）
第九章　重庆谈判
第十章　陕北转战
第十一章　秘密使命
第十二章　新篇章
第十三章　大破大立
第十四章　历史见证——文艺战线颂歌集锦
第十五章　旗手与闯将
第十六章　战斗在钓鱼台
第十七章　身正胆壮
第十八章　庐山斗争
第十九章　决裂
第二十章　伟大的预演
第二十一章　决战
第二十二章　黑网
第二十三章　严峻的一课
第二十四章　惊心动魄的四年
第二十五章　法庭斗争（一）
第二十六章　法庭斗争（二）
第二十七章　法庭斗争（三）
第二十八章　舌战彭真
第二十九章　秦城英豪
第三十章　向世人昭示……
附录一：苦多答某青年读者问（代后记）
附录二：写作《江青评传》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三：研究江青所需要的三篇重要文章

整理、制作：中国文革研究网
创建时间：2005-8-20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生平
创建时间：2005-8-20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文艺革命招贴画
创建时间：2005-8-20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引　言

    公元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华大地上的民间，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是骂声一片。骂它“腐败透顶”，“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国民党还坏”；骂它的官员是“吸血鬼”，“贪污犯”，“流氓”，“恶棍”，整天花天酒地，只知捞权捞钱，享乐腐化，不给劳苦大众办一点好事；骂它的专政机关是“法西斯”是“特务”，是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是大款们的“忠实走狗”。等等。

    至此，人们该憎恶现实，怀念过去了吧。对于有识之士，确是如此，但对于不少人还没有这种认识，他们认为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好东西，被现在的假共产党推翻的真共产党也不怎么样。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一方面现在的假共产党执政后的滔天劣迹，本应该遭到人民的唾骂，但也使真共产党蒙羞，因为都有“共产党”三个字。另一方面真共产党在当今社会蒙受不白之冤，又是假共产党耍弄的历史障眼法。假共产党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妖魔化了真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对真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对毛泽东的最辉煌的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肆无忌惮的造谣、污蔑、陷害，把所能倒出的污水，把所能设计的阴谋诡计，把中外历史上所使用过或没有使用过的丑恶语言，全都泼出来、使出来、玩弄出来，以图把毛泽东的真共产党弄脏、搞臭，达到假共产党巩固其非法统治的罪恶目的。

    这并不奇怪。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新王朝绝不会说旧王朝一句好话，以邓小平为首的假共产党没有摆脱这个穴臼。你看，周武王伐纣，纣是坏的；汉刘邦推翻秦始皇的封建统治，秦朝是暴秦；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消灭了元朝野蛮残酷的统治；清朝入关，是因为明末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毛泽东为首的真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反动派，是推翻了三座大山。等等。问题是，新王朝、新政权说得是否真有道理。是反映了客观现实，还是凭空捏造；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还是一小撮阴谋家强奸民意；是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车轮，还是篡政夺权、祸国殃民，把历史拉向后退。凡是符合前者的，都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考验的群体，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这考验的时间应该是长久的；这考验的标准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用这些来衡量以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假共产党，一条也不合格。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骂声，是主考官的评语；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毛泽东热”，说明假共产党的短命，（只有短短几年的耀武扬威）；阉割马克思主义，不敢提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告了假共产党谎言的无耻和低能，它们只能在滚滚的历史车轮面前发出救命的哀鸣。

    现在是还历史真面目的时候了。人们对假共产党现政权的厌恶，产生了走什么道路的迷茫。欣逢此时，真共产党的辉煌，正逐一清晰、真实、客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毛泽东的学生、战友、妻子江青，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江青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在大气磅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阶级斗争的急流暗礁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生死搏斗中，在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的反复较量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在这些或者枪林弹雨，炮火连天，或者心战为主，笔卷风云，或者默默无闻，甘作无名英雄，或者威武雄壮冲锋在第一线，或者意识形态上肉搏，或者政权建设中斗争的，既严酷惨烈又尖锐复杂的，长达近六十年的斗争中造就出来的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杰出的戏剧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

    江青的成长道路，照耀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党培养教育了她，是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了她。这位一九一四年出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九三一年在青岛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底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预备党员，一九三三年一月转为正式党员，标志着她从一个叛逆的女性向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转折。在以后的革命政治实践和革命文艺实践中，她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从未停止过革命的步伐。江青在党的怀抱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吮吸着革命的乳汁，一步一个脚印的、坚韧不拔的、一往无前的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江青的成长还由于通过了地下革命斗争的考验。无论是在青岛地下党领导的各种斗争活动，还是在上海深入工人群众，参加戏剧、电影的演出，她都以一个革命者要求自己，都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矢志不渝追求伟大理想的崇高情操。

    江青的成长由于通过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的复杂斗争的考验。从一个追求革命的女性、普通的中共党员，变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全国革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夫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从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并勇往直前参加建国后的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又是一个重大考验。在这些考验中，背叛革命理想、贪图荣华富贵者有之，不分是非的糊涂虫有之，抛弃马列主义的“聪明人”有之。而江青，是暮色苍茫中的劲松，高大、挺拔、百折不挠，不向锦衣玉食的“皇后”宝座低头，不被造谣中伤吓倒，不因阿谀奉承而转向，不为威逼利诱而屈服。江青是战士、是冲锋陷阵的旗手。

    江青的成长更由于反革命政变后的十五年铁窗生涯而铸就了她真英雄的伟大形象。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被资产阶级小丑们挑动起来的批判、声讨、控诉，江青象巍然屹立的泰山；面对着无休止的、以污蔑造谣为能事的审讯，江青纯洁高大，如玉树临风；面对着政变爪牙的狂吠，江青嗤之以鼻；面对着御用法官的无能，江青是义正词严、慷慨陈述。十五年的非人待遇，比国民党监狱还黑暗；十五年的蹂躏折磨，比法西斯还残酷。江青，伟大的江青，铮铮铁骨，坚强的挺过来，向世人证明，她不愧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友和妻子。她的心中一直燃烧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她的眼前一直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她的身上蕴涵着广大劳苦人民的淳朴、革命工人阶级的坚贞、在毛主席身边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的刚毅。她以古稀之年的身躯，抗衡着集中外现代修正主义之大乘的叛徒们强压下的闸门，用智慧的生命战斗到最后的时刻。黑暗的牢门一定会被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冲垮，罪恶的牢底一定会在奔向共产主义的呐喊声中轰然塌陷。时间是最好的见证。江青在法庭上的呐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必将响彻太空，声震宇宙。

    本书以江青走过的道路为基础，以代表性作品和讲话为依据，根据大量史料，对其一生进行忠实的记录，对其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进行大胆评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书愿接受历史的检验。


第一章　从潍河上游走出来的叛逆女性

    “叛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字眼，可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走的叛逆道路，否则他们都当不上皇帝。“叛逆”两个字，资产阶级也不喜欢，尽管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强调发展人的个性、体现人的价值，那是在资产阶级范畴内才行。只有无产阶级给予“叛逆”以崭新的内容，那就是“革命”，那就是“造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叛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后天形成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反抗就是叛逆的具体表现。“叛逆”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阶级的叛逆就是“革命”，就是“造反”，就是去创造新世界，而剥削阶级为了维护旧世界进行垂死挣扎，那不叫“叛逆”，那叫“没落”。

    出身于贫苦生活最低层的中国女性，在二十世纪初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叛逆，进行造反，走上革命的道路，要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本书的主人公江青是前者，她鄙视后者。

    江青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已经六十岁，开着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母亲栾氏三十来岁，因逃荒要饭，从诸城县西南二百多里外的临沂地区来到诸城东关，由于年轻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讨为小老婆。

    江青的降生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在那个把小老婆当成生育工具的浓厚的封建习俗下，盼望再生个儿子的李德文，听到女婴的啼哭声，心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他也真的倒霉。江青出生前后，李德文把全部财产典入土地而赔了本，而且和那家大地主反目成仇，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从此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李德文脾气变得乖戾、暴躁，稍不如意，就拿他的的小老婆，也就是江青的母亲出气，动不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人无法解释噩梦的降临，就归结为命运。算命先生给李德文测八字，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个小老婆。“你是个败家的祸根！”他挥舞着拳头对小老婆吼骂。

    家庭是孩子最基本的课堂，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江青一睁开眼，看到的是父亲怒气冲冲的脸色和母亲在掩面哭泣，同时，那些有钱人鄙夷的目光，也给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

    母亲是善良的，柔弱的，过惯了受欺凌受侮辱的困苦生活。她只想把心爱的女儿抚养成人，为此，对江青倾注了全部心血。母亲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个小名叫淑蒙，意思是让江青纯洁无暇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去成长。这是封建桎梏下的中国妇女普遍心声。

    江青违背了母亲的心愿，从小就是个倔强的女孩。母亲曾给她缠过脚，目的想使她长得端庄秀丽，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畸形的审美观念，以便长大后能找个好丈夫，嫁到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对此，江青进行了反抗。她看到母亲容貌的俏丽，只落了个受歧视的父亲的小老婆地位；颤颤微微的三寸金莲，连躲闪父亲打骂的能力都没有。于是，白天母亲给她缠上脚，晚上就撕掉，江青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父亲李德文虽然不喜欢这个女儿，但总算增添了一口人，并企盼改变恶劣的命运，所以江青小时侯，父亲并不叫她淑蒙，而常常喊她“进孩”，这就是“李进孩”、“李进”的由来，也正因为如此，当江青年长的哥哥、姐姐们每天去上学的时候，幼小的她也嚷着学习，母亲胆怯地望着父亲铁青色的脸，似乎没有反对的意思。所以江青很小就开始了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

    父亲在江青心中的印象，她参加革命后曾对人说：“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这既反映了李德文年轻时很能干，充满了幻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反映了他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发家致富梦破灭后的发泄，把大男人的烦恼转嫁妻子儿女身上。给江青心灵留下巨大创伤的是一年元宵节，诸城潍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父亲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风风光光地过节，而自己却没有钱给孩子们买一盏花灯。带着满肚子的气恼，又喝了一点酒，回到家中就找事。母亲战战兢兢地侍侯他，不想一不小心失手打了一只碗，父亲找到了发泄的借口，对母亲又打又骂，母亲一味躲闪，父亲不能解气，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向母亲打来，先打在了背上，又打在了手上，竟打断了一只小手指，痛得母亲泪如泉涌。小江青在旁边吓得放声大骂，父亲给了她一巴掌，打掉了一颗牙齿。从此，母亲背起江青走出李家，父亲也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尽管母亲在李家过着屈辱痛苦的生活，离开李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靠给地主家当佣人维持生活，但她一心供江青上学，从没间断江青的学业。所以十二岁的江青就小学毕业了，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对于童年的生活，江青后来回忆说：“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悲苦的生活环境，使江青从小就养成了懂事老成、深沉、机智，而有时显得冷漠的性格，从而掩盖了她女孩子活泼的一面。年幼的江青看到母亲在李家所处的地位，所受到的打骂，所遭遇的歧视，几次劝母亲带着自己离开这个家，甚至离开后高兴地对母亲说：“流浪生活与在家相比，犹如天堂呢。”

    潍河上游在诸城县旁边流过，流向鲁北，汇入渤海。潍河本身并不出名，可是它的下游有座著名的城市潍坊，而在潍河岸边、入海的滩涂地区，每年都有风筝盛会，到了二十世纪末已发展成世界闻名的国际风筝节。潍河上游滋润了诸城县的肥田沃土，这里盛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和玉米。上小学的江青经常拿着书到田间地头，到小河岸边去读、去思考。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他给起的。薛先生对江青的印象很深刻，说她“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不过，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喜爱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她曾对比自己大得多的哥哥李干卿天真地说：“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说中国黑暗，是江青幼小心灵思考的结果。她看着向北流淌的潍河支流的溪水，望着高高的蓝天白云，触摸着快要成熟的庄稼，不止一次地想：父亲为什么这么爱打人，骂人？母亲为什么这么忍辱负重？自己在家庭、在学校为什么遭到这么多白眼，听到这么多嘲弄的耻笑声？全是因为穷！母亲穷，才逃荒要饭到诸城，屈辱地卖身嫁给大二十多岁的父亲；父亲因为家境败落贫困潦倒，才变得越来越暴躁；自己因为穷，穿不起好衣服，才被人瞧不起！可是看看诸城街上的童伴，富的很少很少，有不少还不如自己。自己还能有学上，而她（他）们整天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小小年纪就得去拾破烂，整天饥一顿饱一顿，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中国太黑暗了！自己长大了一定去造那些富人的反，杀富济贫！”这就是12岁的江青悟出的人生道理。

    江青的童年除有了“穷富”概念之外，就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母亲是被买来的小老婆，这个地位是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最底层。母亲的遭遇，给年幼的江青上了一堂最生动、最鲜明、最血淋淋的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课。她的倔强，她坚决不缠足，她劝母亲离开李家，她对父亲的憎恶、她对母亲的同情，都是这堂课取得的成果。上学了，她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孟之道的“修身”课，认为这是吃人的礼教，这些有意识的反抗是这堂课的理解和延伸。

    江青虽然酷爱学习，但每逢上孔孟之道的修身课，她都心不在焉，有时还偷偷看课外书。为此，江青曾多次受到修身课老师的批评，严重时会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她。不过，老师也很理解她的出身和背景，看到她能结合实际来学习，对孔孟之道的修身课，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反而有点喜欢，主动向她道歉，与她和好，毕竟当时的老师已经受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打倒孔家店”已震撼了齐鲁大地，诸城虽然是山东的偏远县城，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江青的母亲维持生计都困难，哪还有钱供江青继续上学。但她不甘心，看到江青学习优秀，总想让她再上几年学，以后有个好前途，再也不能象自己一样没文化没能力屈辱地生活。这时她想到了李德文大老婆的女儿李云霞，尽管不是自己所生，但在李家相处得还不错，自己处处关心照看云霞的生活，云霞还比较懂事，对自己也比较尊重，对江青也很疼爱。现在嫁了个有本领的丈夫，是个军官，家境也过得挺好，去求她，她一定会收留的，说不定还会供江青读书。于是，江青母女俩在这年冬天，千里迢迢来到天津李云霞的家。李云霞的丈夫王克铭，只是个奉系军阀的下级军官，虽然欢迎江青母女的到来，但却无力供江青再去读书。

    江青在天津姐姐家住了将近两年。她这时虽然才十三岁，但十分懂事，整天帮助母亲给姐姐家忙家务，看孩子，非常勤快。一闲下来她就读书，天津是大城市，看书自学的机会很多，所以虽然没能上学校学习，但她仍获得不少学问，接受了好多新知识。她很爱听姐夫王克铭谈话。王克铭是下级军官，看到社会黑暗、军队的腐败现象比较多，经常作为茶前饭后家庭的谈资。这些对江青的教育很大，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到处充满了剥削、压迫、欺诈、弱肉强食，她更恨透了这个社会。有一次晚上，王克铭无意中谈到了共产党的事，江青很感兴趣地问：

    “姐夫，天津有共产党吗？”

    “有，而且还不少呢。共产党无孔不入。前些日子，天津城里就杀了不少共产党。”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造反，专造有钱人家的反。”

    江青兴奋极了，脱口而出：

    “那就该！我长大了，就去参加共产党。”

    全家人都被她的话吓了一跳，想不到小小年纪会讲出这样的话，母亲赶紧拍打着她的后背说：“女孩子家瞎说什么？”并吓唬她：“你难道不怕杀头坐牢吗？”

    “不怕！”江青斩钉截铁地说：“与其受苦受罪，糊糊涂涂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就象一堆干柴一样，埋在土里只能烂掉，点着火焰能烧塌魔鬼的宫殿。”

    姐姐和母亲一起说：“这丫头，准是看些杂书入了迷，净胡说八道，快去睡觉吧。”

    江青的心中象燃烧着烈火，激奋得怎么也睡不着。“共产党”，好新鲜响亮的名字，一下子占据了少年的心。她憧憬着共产党，领导人们打老财，把钱分给穷人，使那些有钱人再也不敢作威作福，受穷的人都可以昂起头，过上好日子，再也不会受气了。

    只有姐夫王克铭看出江青人小志大，长大后会做出常人做不来的事情。他很怕江青惹事生非，背后悄悄地对妻子说：“过激。不知道她受了些什么影响，今后要多管教着点，提防她出事。”

    一九二八年底，江青母女随姐夫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姐夫王克铭是奉命调来济南的，生活仍没有多大变化。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道路。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心酸落泪了：“你一个还不到十五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但又考虑到王克铭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日渐困难，于是含泪答应江青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干。

    正巧，一九二九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其待遇颇有诱惑力：学校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给两元钱的津贴。

    天上不会掉馅饼，特别是私有制社会，馅饼更不会白白送到穷人嘴里。

    当时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是个资产阶级革新派，颇有声望，与梁实秋、闻一多等人都有密切关系。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给学员教授京、昆、话剧，歌剧，也教各种乐器。每逢周末及星期天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让学生登台演出，因此有不少收入。所以名为山东实验剧院，实际上不过是个高级戏班子，而学生则是名副其实的戏班子的学徒。

    作为有钱人的子女是绝不会上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只有那些贫困潦倒的穷人子弟，才投奔这样的学校。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有戏剧爱好和才能的学生前来报名。而剧院的待遇正适合江青，她马上报了名，回家高兴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这是去学唱戏，而戏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却全然不顾。不过姐夫王克铭却认为江青根本考不上：“你行吗？人家招收的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有的大学生都被淘汰了。你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怎么能够通过考试呢？”

    江青不听劝阻，她一定要努力争取考上。她充满信心地对家人说：“我觉得我有表演才能，我一定会被选上的。”

    江青的古文底蕴得到了发挥，她的文章并不比那些初中生、高中生差。特别是决定录取命运的目试，她获得满堂彩。

    刚满十五岁的江青，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象一枝新荷露出水面，谈吐清晰稳健大方，古文功底雄厚，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眼神都不同凡响，透露出一股英气。何况当时报考的女学生太少了，主考官正在发愁，所以马上拍板录取。

    江青兴奋得掉下了眼泪，这毕竟是自己独立生活的第一步。离开慈爱的母亲，使她十分痛苦；离开朝夕相处两年多的姐姐一家，使她非常留恋。她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定要坚实地走好每一步，不使受苦受难的母亲再为自己操心费力、担惊害怕。

    江青说到做到。她是个叛逆的女孩，不为世俗所左右，不向黑暗苦难的社会低头。她有志气，有远大理想，决心学习好剧院老师教的每一课，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今后的生活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剧院的学业是繁重的，时间安排的很紧。江青把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不仅阅读戏剧方面的文字和剧本，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要熟悉各种乐器。负责教授的老师严格地训练她，以至到了非常苛刻的地步。她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刻苦耐劳的意志，去完成老师交给的各项学业，有些水平甚至超过了老师的要求。她的老师不时惊叹：这个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头，这么旺盛的求知欲望，这么不怕苦不怕累的好品德！

    也难怪老师不能理解他的学生江青。因为那时的剧院，白天的纪律非常严密，晚上还得加班排练演出，天不明就要起床练功、吊嗓子。很多学生厌恶了这种呆板枯燥的学习生活，忍受不了体罚而逃走。但江青从来没因做得不好而受体罚，她总是表现得很优秀，总看到她在咬紧牙关坚韧地苦熬着。是一种抗衡黑暗的压迫、力图改变生活命运的巨大力量支撑着她，是一种逐渐洞悉万恶的社会现实、追求改变外部世界的朦胧理想鼓舞着她。她要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对此，她充满了信心。

    尽管江青的学业完成得很好，戏剧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标准，但她的演出并不满意，无论是在济南，还是在北京，或者其他城市。这原因很简单，当时能买票到剧院听戏的大都是有钱人，他（她）们需要刺激，喜欢看才子佳人的缠绵柔情，旦角在舞台上的风骚，男欢女爱的肉麻的戏剧情节。这恰恰是江青不愿做的，也做不好的，她一上舞台往往会露出她刚强倔强的本性，尽管是个女演员，也使有钱的戏迷们感到不够味，不解馋。

    十六岁的学生和演员江青，面对着的是一九三零年前后的中国现实。那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广大农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闭的、落后的、愚昧的、九斤老太式的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观赏戏剧，特别是话剧、现代戏剧的能力。而畸形发展的城市，如北京、天津、济南、烟台，既有西装革履的买办、阔少，也有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他们说演员是臭戏子，当成玩物，特别对女演员，更是肆意亵渎，污言秽语随便发泄，他们看漂亮的脸蛋，看阿娜多姿的身材，甚至专看女演员的大腿。对他们讲究艺术，推广戏剧革新，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所以江青非常苦闷。她本想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来推广现代戏剧，改变人们的落后认识，一展改造社会、抨击有钱人、为穷苦人争口气的抱负，同时也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地位。现在却到处碰壁，处处不顺心，自己刻苦学艺火热的心凉了半截。

    不光江青这样一个弱女子感到苦恼，连那些喝过洋墨水、有“良好家庭背景”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戏剧革新也是“一枕黄粱梦”。所以，赵太侔、王泊生等人创办的山东省实验剧院，在反动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后，很快就停办了。空有革新理想的赵太侔去了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前身），王泊生回了北京。

    从潍河上游走出来的叛逆女性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经历，是独立人生的第一步。在这里，展示了她许多优秀品质。刻苦学艺，专心自己的学业，在戏剧、乐器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绩，达到相当高的造诣，这是剧院师生所公认的。同时，她的叛逆个性得到进一步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她对戏剧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她反对把自己心目中的正面人物演成油腔滑调、娇滴滴、软绵绵、供人玩赏的优伶尤物。就是对于自己的装束，她也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实验剧院录取她时，有的考试官看中了她的大辫子，而她却偏偏剪掉了辫子，梳着短发，以一个现代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课堂上，因为她认为当时的长辫子也是封建压迫的象征。

    她的吃苦，除了表现在学业上，也体现在生活上。每月两元的津贴，她舍不得花，全交给母亲。外出演出，行装简陋得寒碜，连件内衣都没有，最主要的行李就是一条棉被，是她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但被里的棉絮因年深日久而磨得很薄了。在北京演出时，有钱的演员都住高级宾馆，而她睡在剧团安排的简易旅店里，北风呼啸，漫天风沙，冻得她浑身发抖。就是这样，她也咬紧牙关坚持着，苦熬着，天刚麻麻亮就起来吊嗓子，练功，认认真真地排练，兢兢业业地演出。人瘦了，但精神头十足，从不叫苦嫌累。她忠于自己喜欢的戏剧艺术。这是一般男演员也做不到的，更别说女演员了，很多人不能理解她，因为她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程度。

    在生活小事上也表现出江青叛逆的性格。当时山东省实验剧院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每天学习、排练或演出结束都到深夜，很多男生都害怕走这段夜路，女生更是必须有人护送。而江青总是不要人护送，毫无畏惧地回到宿舍。济南文庙很大，空荡荡的，有不少玄而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学生年轻胆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一次，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大家是否迷信？能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生想出来富有刺激的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敢前往。江青听说了，不声不响地把平天冠拿了回来，放在同学们面前。这下可把大家唬住了。一是佩服江青的大胆，二是又怕亵渎了孔夫子被人知道会受责怪。江青却平静地说：“这算什么！我五六岁时就跟着母亲走夜路讨生活，有时夜里穿过阴森森的青纱帐，一个人去找母亲，有一次还叫狗咬了腿。练就的大胆。”又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整天高喊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怎么还这么惧怕孔老二的平天冠呢？真没出息。”

    江青还常跟人说：“我父亲很迷信，找算命先生算卦，说我母亲是李家发财的克星；说我是个女孩，没能给他带来好运气。所以我恨透了算命先生，恨透了孔老二，他们才是真正的魔鬼和妖孽。”

    叛逆的江青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生活在社会底层年少女性的代表。不在叛逆中新生，就在逆来顺受中消亡。江青走上了叛逆的路，革命的路，造反的路。


第二章　在海滨城市踏上了新生之路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冬暖夏凉，碧绿的海水一年四季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簇簇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使这座海滨城充满了诗情画意。撩开它秀丽迷人的面纱，青岛又是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以德国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者的印记布满了大街小巷，城市的畸形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

    一九三○年刚刚创立不久的青岛大学，就设在当年德国侵略者废弃的万年兵营，它坐落在万年山麓，五、六幢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大学的校舍。学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个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有极高的声望。他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校内。所聘教师，大多为知识界名流，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原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江青与他同乡。

    一九三○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后，一部分教员和学生随剧院教务长王泊生（后来担任院长）去北京，其余的人中，有不少人得到赵太侔的安排和照顾。江青就是其中一个。

    赵太侔是山东实验剧院时江青的指导老师。他对这位清秀好学颇有才华的弟子非常赏识，离开实验剧院后也不断关心她的情况，给了江青不少鼓励和支持。现在听说剧院停办了，他马上托人捎信，让江青来青岛大学找他。

    一九三一年过了春节，江青辞别了母亲和姐姐、姐夫，乘上东去青岛的列车，第一次真正离开亲人去独立生活，这年她才刚满十七岁。剧院的生活、演出的奔波，总是短时间的。在学校，在外地，再苦再累再受罪，总期盼着很快就会回到母亲的身边，得到母亲的爱抚，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也可以向母亲尽情诉说。现在呢？前途茫茫，何时能再回到母亲的身旁？

    坐在火车上的江青心潮澎湃。回忆一年多来的剧院生活，有苦也有甜。她为学到不少知识而高兴，也为自己变得坚强而自豪。当然，她更加为在剧院期间，在演出的场合遭遇到的、亲眼目睹的、亲耳听到的社会黑暗、人间龌龊而愤怒，而憎恨。她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尽快改变这吃人的旧世界。这是年龄增长的结果，也是阅历丰富的结果，更是她善于思考勤于进取的结果。

    越来越接近目的地，她的老师赵太侔的影子也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是国民党革新派的激进人物。他的学识令她尊敬，他对贫苦女学生的激励令她终生不忘。来到青岛，举目无亲，只有依赖这位恩师了，他不会让她失望吧？江青一边想着一边拎着简单的行李，下了火车，找到青岛大学。

    赵太侔老师热情地接待了她，她的夫人俞珊也十分友好，江青感到了温暖。

    开学后，赵太侔把江青安排到青岛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让她攻读艺术理论的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考虑到江青的生活十分困难，赵太侔又和图书馆长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兼管理员，每月三十元的薪水。

    江青的求知欲非常强，她热烈地、如饥似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吸纳各种各样的营养。她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向沈从文请教；她阅读了五花八门的学科和流派的著作，熟记了大量的古典名著；她涉猎了戏剧、诗歌、小说各个文艺领域。她还自己练习写剧本，写小说，写诗歌。她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才华，得到了赵太侔、赵炳欧、沈从文等学者的赏识，她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她的作品曾在校园文艺园地和其他刊物上发表。

    江青虽然处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但并不忘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质和个性。一九三一年夏天，刚在青岛大学立足半年多的江青赶上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占东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各地纷纷罢课、罢工、罢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向政府请愿的高潮。江青身上压抑已久的反抗的火星一下子被点燃了，她再也坐不住了。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所尊敬和依靠的赵太侔，

    “赵老师，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什么什么？”她的老师原来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对她的话大吃一惊：“你想毁掉你的艺术生涯，而去惹麻烦吗？”

    “请愿是惹麻烦吗？”

    “学生就是上课、读书，抗日救国是政治家的事，你管不了。不守本分必然要惹麻烦，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江青惊讶地听着这番训话，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凝视着他，好象今天才真正认识了赵太侔。

    赵太侔也吃惊今天才认清了面前这位颇有才智和自制力的十六、七岁的姑娘。他隐隐感到，他是无法来左右和控制住这个贫苦出身的学生的。他从自己的经验，感到江青那双眼睛令人担心，叫人害怕。他见过懦弱者的温柔、湿润的眼睛，庸俗者暗淡无光、迟钝呆滞的眼睛，投机者多疑而警觉的眼睛，以及一双双形态各异的眼睛。但江青的眼睛很特别而且坦然，几乎是闪烁着无所顾及的疑惑之光，一种叛逆而一往无前的挑战者的目光。

    赵太侔没有预感错。

    江青从这次谈话之后与他疏远了。她与一些激进的左派师生来往密切起来。她不光参加了学校的请愿活动，社会上的活动也积极参加。她在学校的集会上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犯中国，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民软弱，而是因为政府无能。蒋介石的枪口除了对准自己的同胞而大施淫威外，他们对外寇却是一副奴才的嘴脸。爱国青年不团结，中国没有出路，中国人民不反抗，光明不会到来！我愿把自己的青春热血，贡献给人民和我们的解放事业！”

    她的演说和表演的抗日剧目，一下子使她成为学校引人注目的人物。

    从此，江青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参加政治活动和阅读革命书籍上。青岛大学图书馆有些过期的革命刊物，如《新青年》等，江青都如饥似渴地找来阅读。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发现了这一位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革命女青年，派人去接近她，引导她，给她送些革命书籍和抗日传单及宣传品。在这些书籍和刊物中，给江青教育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甚至这本书决定了她一生的信仰，指引了她一生的道路。此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也是她奔向共产主义新生的启蒙教材。

    地下党组织在努力培养江青。因为她是中文系旁听生，正攻读艺术系的课程，又曾是剧院的学员，所以首先让她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接着，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又介绍她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中共青岛地下市委准备把她吸收到党组织来。

    那时候发展共产党员是非常严格、极其秘密的，需要经过十分周密、细致、巧妙的安排，一方面试探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入党要求，另一方面要审查其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慎重、稳妥。

    考虑到江青正在青岛大学学习和工作，就让青岛大学党支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恰巧，青岛大学党支部刚发展了一名新党员，叫俞启威，与江青认识，正好去做她的工作。

    俞启威的姐姐俞珊，是赵太侔的夫人，而江青初到青岛大学时就依靠赵太侔的帮助，所以常到赵家去，这样两人就认识了。

    俞启威比江青大三岁，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浙江绍兴人。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的样子。他对此很遗憾，便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腰运动，等等。自己长了一头黑色卷发，他也不那么满意，于是整天搽发油将卷发梳平。江青见到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对他油头粉面的样子还有些厌恶。贫穷的出身和艰苦的生活道路，使她对有钱人的公子哥，有着本能的鄙视，见了他们总保持距离。

    但听俞启威的谈话，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身上有着独特的魅力，从而改变了江青的看法，有一次背着他的姐姐和姐夫竟脱口而出：“我觉得你和你姐夫不一样，你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俞启威把江青的情况向地下党组织进行汇报，党组织要求他多接近江青，邀请她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活动。这样他们就更熟悉了。

    这次考察江青的入党问题，俞启威先把一些革命宣传品悄悄地放在她的住处。江青马上猜到是俞启威干的。

    在一次集会结束后，俞启威和江青走在一起，江青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地先问道：“如果我没有看错，你是共产党员。”

    俞启威没想到江青反客为主，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他早有准备，随后反问了一句：“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

    江青诚恳地谈到她在天津十二、三岁时就听姐夫王克铭说过共产党，并回忆了当时大人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后来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忙于学习和演出，为养活自己而奔波，再也没有听到共产党的消息。来到青岛大学，知识面宽了，接触面广了，特别是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我的心早飞向了共产党，只恨找不到，它象云里雾里灿烂的水珠，若隐若现。你快告诉我，如何找到共产党，怎么样加入共产党。”

    俞启威点了点头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也一定会帮助你的，地下党也一直关心着你，但主要靠你积极争取，只要你有良好的表现，符合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组织一定会发展你。”

    江青听了高兴得两颊绯红，跑回宿舍，狂跳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终于找到共产党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写的那个无产阶级政党，那个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设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己任的革命政党！自己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一定加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江青说到做到，她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 没过多久，俞启威领着她，见到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对江青说：“党组织考察你的表现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同意吸收你加入党组织。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强和俞启威两位同志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江青激动得说不出话。市委书记让她回去等候通知。

    这是一九三二年底。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的一天，江青接到通知让她到街上的一家剧院门口去接头。一路上空无一人，海上吹来的阵阵寒风，在空中呼啸，这些，江青全然不顾，心里充满了紧张和幸福。只有海滩上孩子们尽情玩耍的笑声，捡起沙块打沙仗的欢呼声，在分享她愉快的心情。

    她到指定地点等了一会儿，从身后走来三个青年，其中一个是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强，一个是俞启威，第三个是交通员。只听俞启威说了声“跟我们走。”他就挽起了江青的手臂。刹那间，江青还有点不习惯，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也就装成恋人散步一样，沿着一条碎石小道朝教堂走去。

    在秘密联络点，江青面对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拳头，庄严宣誓：“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江青还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青岛市委书记讲话了。除了对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祝贺，又讲了让江青一时难以接受的要求：“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会随时通知你。”

    江青为难了。她并不封建，她一直反对假仁假义的吃人礼教，可是这毕竟是要和一个青年男子朝夕相处啊！自己一个还没满十九岁的大姑娘，人家会怎么说呢？当然俞启威是个不错的青年，又是自己入党介绍人，可是自己对他一点也没有爱的感情，这样天天面对，多么尴尬呀，而且她已经看出，俞启威对自己有好感，愈这样她愈感到可怕。

    市委书记看出了她的犹豫，再三做工作：“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象舞台上演戏一样。”同时强调：“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想到这是为自己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做工作，江青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向市委书记，也向俞启威一再说：“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说时容易做时难，假扮的夫妻不好当。首先要找个住处，向外人宣布同居，同时要告诉自己的亲属，一切要象真的一样。江青在青岛没亲人无所谓，可俞启威就麻烦了。他家是名门望族，北京上海都有家，光青岛亲朋就不少，最亲近的是他姐姐、姐夫。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知识界、教育界、演艺界都是知名人士，他们的弟弟跟江青同居了，还不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北京、上海也知道了，俞家那样官僚士绅资产阶级大家庭，那能容得下一个贫苦出身的姑娘做他们的媳妇！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江青一开始还感到有压力，但一想到自己做的是秘密的地下工作，是非常神圣的，是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事业，也就泰然处之了。

    俞启威也严格按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每次接头回来，他从江青身旁轻捷地走过，对她都要抱之一笑：“云鹤（这时的江青叫李云鹤），感觉怎么样？”每隔几天，他又问：“习惯这样生活吗？好，今天的饭我来做。”“这本杂志你看一看，今晚务必把情报送走。”“吃点东西吗，云鹤同志？千万不要熬坏了身体。”

    赵太侔夫妇时时在窥探他们二人的情况，得到的印象是“就是我们也做不到这样互相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并且预言：“看来他们真是天仙一对，云鹤漂亮能干，到年底，我们启威就要当爸爸了。”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对“夫妻”从事着极其危险的工作，他们更不会想到，这对“夫妻”其实连点肉体接触都没有。江青不止一次地开诚布公地对俞启威说：“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朋友和同志，但不能做夫妻。我们之间缺乏那种基础。我的态度也许会使你伤心，但希望你谅解。”每次俞启威都理解地又多少有些遗憾地点点头。

    他们这段的假夫妻是成功的。

    首先是无孔不入的青岛市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对他们产生怀疑。青岛大学一成立就成了猎犬们侦探的重点，因为这里是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思想极易左倾，很适合共产党的发展。但他们没有怀疑过俞启威，他出身上流社会，又是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委赵太侔的内弟，本来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现在又宣布和俊俏美丽的女郎同居，实在是风流倜傥的艳事，成了人们议论的桃色新闻，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其次，这对假夫妻真革命建立的秘密交通站，为中共青岛市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从1932年下半年，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受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被迫于1933年初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这期间，屡遭破坏的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失掉联系。危机四伏的青岛地下共产党市委担负起和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络的重任，俞启威利用其特殊身份，在和江青假夫妻的掩护下，出入各种场合，和党的方方面面的人接触，传递情报，交流信息，安排暴露了的革命同志转移，联系进步力量坚持斗争。在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强成了密探的追捕对象之后，俞启威很快安排他离开青岛，前往上海躲避。青岛地下党市委立即让俞启威接替了王强的工作，同时兼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江青则默默地积极认真地接受地下党交代的各项工作，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对假夫妻只坚持了五个月。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市委负责人纷纷被逮捕入狱。本来俞启威隐蔽得较好，还能坚持下去，不想一个曾和他单独接头的叛徒供出了他，连青岛警察局也感到吃惊：“俞启威这样的人也是共产党？” 俞启威被逮捕后，搜查了他和江青的住处，当然一无所获，他们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警察看到江青只是个美丽的少妇，又没任何破绽，叛徒也不认为她是共产党员，于是暂时放了她。

    江青两眼含着泪水，胸中燃烧着怒火，目送敌人远去，她真想大哭一场，毕竟俞启威是自己的好同志，现在陷入敌人的魔掌，她该怎么办？

    她只得假戏真做，去求俞启威的姐姐俞珊。俞珊当年也是个进步青年，她因当演员开罪了父亲，曾以“戏子”有辱门风，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影响了俞启威的进步，也暗暗支持俞启威参加革命工作，只是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现在听了俞启威被捕的消息也吓了一跳，而她的丈夫赵太侔则大发雷霆，说俞启威不务正业，咎由自取。江青求俞珊救救俞启威，俞珊暗暗地告诉她：“我会想办法的。”

    从赵太侔家出来，江青就到处找地下党组织，找中共青岛市委进行联系，但是几天下来一无所获，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仅存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已迅速转移，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尽管她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党，但是毫无结果。

    江青苦闷极了。她不止一次来到海边，坐在沙滩上遐想，19 岁的共产党员，失掉了和党组织的联系比幼小的孩子离开父母还难受。她回忆自己年轻的生命走过的生活轨迹，只有接触了马列主义，只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才获得了青春和活力。她兴奋而激动地回想着这将近两年革命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书中的教导，铭刻在脑海中，时时激励自己不断提高，不断进步；所接触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舍生忘死的党的领导人，党内同志，成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为党所做的一件件工作，也象过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她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没辜负党组织的教导，我没违背入党时的誓言。”她在心中呐喊。可是今后怎么办？必须找到党组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去工作，去奋斗。江青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就一往无前地去走，百折不挠、死不回头，表现了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坚强勇敢的革命斗士。

    在青岛找不到党组织，就到上海找，上海不是党中央所在地吗？虽说临时中央去了中央苏区，但总会留下联络的地方，同时，上海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会帮助自己找到党组织的。总之比青岛好办。何况，自从俞启威被捕以后，总感到危险一步步逼近自己。她并不害怕，已做好随时被捕牺牲的准备。但她不甘心，她要去找党！

    想好之后，江青第二次去找俞启威的姐姐俞珊。

    “姐姐，我想去上海！请你帮助我。”江青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

    “为什么要去那儿？上海乱糟糟的，并不安全哪。”俞珊也真的把江青看成需要呵护的弟媳。

    “启威出了事，我在青岛迟早会被捕。相比较，还是上海保险。”江青并没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找党”的事要对俞珊保密，“上海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作家，找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涯也许会有帮助。”她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俞珊叹了口气，答应设法帮忙。

    江青并不满足于求俞珊，她又找了一些戏剧家联盟和作家联盟以及反帝大联盟的朋友帮助想办法。这些朋友虽然还不是革命同志，但大多富有正义感，认识不少上海的左派人士，他们向江青介绍了一些关系。

    江青抓紧收拾行装，准备起程。她知道自己的行动会在特务的监视下，尽管他们还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总想在自己身上、自己的住处发现蛛丝蚂迹，以便向主子邀功请赏。所以江青的行动是沉着、冷静、紧张而又秘密的进行着。她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一些书，衣服很少。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每月三十元，十元寄给母亲，二十元的花销在青岛市是非常窘迫的。她吃的用的都十分简朴，根本没买过一件时髦的衣服，就是这样，手头也只有几十元的积蓄，她准备拿着这点盘缠去上海找党，去继续革命。

    在俞珊的安排下，在青岛朋友的帮助下，江青这位十九岁的中国共产党员、贫穷的山东姑娘，在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新起点之后不久，又象个离开了娘的孩子，开始了生命中又一次征程。这次，她认为不象从济南到青岛，那主要是为了谋生，而由青岛去上海，“我要去找党，去革命！”她一次又一次在心中呼叫。她想象着会很快投身到党的怀抱，为革命理想去拼杀、去奋斗。她的眼前充满了一片光明，丝毫没有想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到处是欺诈，到处是陷阱，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无耻文人和所谓领导者，比青岛的警察密探好不了多少。


第三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上）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满怀革命激情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

    由于青岛左翼朋友的帮助，再加上俞启威的姐姐俞珊的周密安排，江青顺利地躲过了警察的监视和密探的跟踪。她并不怕这些敌人，甚至想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实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但她不愿意就这样去死，她要找到党，要继续革命，“自己才十九岁，还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怎么能在这牢笼般的青岛蜗居下去呢？！”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现在终于踏上了新的征程，她对未来的革命道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今后的新生活有着青年人特有的向往。初秋的海湾是那么平静，粼粼微波，给人无穷的遐想，碧海落日也让第一次坐轮船的江青心情非常好。

    也许这次航行有意给江青上一堂严峻的生活课。轮船一驶入大海，看似平缓的海面，水面下好象万马奔腾，有千万只巨大的手把轮船托起又摔下，偌大的船好似一只玩物，被大海任意耍弄。这下可苦了晕船的江青，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性格坚强的她，这时也希望有人来照顾一下。想照顾她的人是有的，那是俞珊特意托付的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温文儒雅，但他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当江青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心中翻肠倒肚之际，这个家伙乘搀扶江青的时候，竟伸手乱摸乱揣。江青暴怒了，想不到华丽的衣冠下竟是这么肮脏的行为，她奋力推开了他：“滚开！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但本性难改，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继续进行调戏。

    这时的江青完全没有了刚上船时的好心情。她需要承受大自然赐给她的考验，又要和人间的丑恶行为作斗争。斗争是战胜困难的唯一法宝，江青逐渐明白了这个人生哲理。她咬紧牙关，努力适应，克服着揪心的晕船痛苦，决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像一座雕像稳如泰山地坐着、熬着。她的镇定，她的凛然正义，使这个心怀鬼胎的年轻人，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虽然面对着美貌的姑娘，他并不死心。

    听到欢呼声，江青知道已经到上海。她一路紧绷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激动得两眼噙着泪花，她毕竟太年轻、太单纯、太缺少人生阅历。她猛地站起来，奔跑向迎接她的人，一路上的委屈、苦难，真想抱着朋友痛哭出来，倾诉出来。但她是从不愿向人示弱的，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就是这样，还是把一件行李忘在了轮船的甲板上。

    刚开始，江青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家园，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一直作为共产党中央活动的中心，是自己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崇敬向往的圣地。最初的感觉还不错，心里挺轻松的，左翼朋友们很热情，还见到了原山东省实验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

    没多久，江青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最令人苦恼的是无法找到共产党，找到地下党组织。由于自己是在青岛的白色恐怖中只身逃出来的，没有任何联系党组织的方法，完全凭着一腔革命热情投奔上海。可是人海茫茫的十里洋场上海，何处能寻觅党的踪迹？左翼朋友们都是戏剧界的，只能告诉她，只要找到左联的田汉等人就可以找到党。可是，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刚刚迁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上海的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如田汉、阳翰生等，已成了惊弓之鸟，东躲西藏，改头换面，他们领导的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已徒有虚名，像浮萍草一样，飘忽不定，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其次，自己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置身在文艺圈的人群中，看到的是白眼，遭遇的是冷淡，一些正派男子有意疏远她，怕人说闲话，而个别表现热情的又不怀好意。一段时间过来，江青少得可怜的盘缠花尽，穷苦潦倒，陷入极端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

    万般无奈，她只得再次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俞珊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向往进步的女性，她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十分敬佩，乐意帮助这位无依无靠的贫穷姑娘，尽管她已经知道了江青与自己的弟弟俞启威的同居是为了革命工作施放的烟幕弹，还是不辞千里劳苦，专程赶到上海。辗转搜寻，动用了一切关系，终于领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仍然假戏真做，拉过十九岁的江青，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在青岛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近视镜，一付文化名人的派头。他打量了一下江青后，不紧不慢地说：“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

    江青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的情况。她是个有心的姑娘，为了找到党，她执着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她知道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七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组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不少话剧和歌剧。一心找党的江青，曾经当过戏剧学员的江青，在青岛大学攻读了文艺理论的江青，刚入党不到一年的江青，见到田汉，简直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尽管她对“密斯李”的称呼感到别扭，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充满敬意地向田汉作了自我介绍，并表达钦慕之情：“田先生，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那一年，我就参加了青岛分会，并参加很多你们组织的活动。”

    在上海严重白色恐怖下，田汉已经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害怕，现在面对着热情的江青，感到手足无措，又不好直白地表现出自己的恐慌、制止她诉说左翼剧联的情况，只得岔开她的话题，把身旁的廖沫沙介绍：“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写稿件，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沅是同学，你们可以来往。”

    聪明的江青已经看出了田汉的冷淡，他害怕谈革命，不愿接触左翼活动，他把自己当成外人。从一定意义上说，田汉是出于谨慎，其实表现了田汉缺乏地下党负责人对革命青年应有的责任心，他只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打转转，他不愿从革命需要的角度去吸纳江青这个热情奔放的有志青年。

    俞珊提出让田汉安置江青住下，田汉勉强地说：“既然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着到我家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委曲求全，在江青短短的人生道路上已不是一次，为了继续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了参加革命工作，她辞别了俞珊，随田汉的弟弟田沅来到田家。田汉的母亲是富家老太太，一见江青是个乡下姑娘，怎么会让她和自己住在一个屋里呢，所以非常冷淡地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一起。

    江青不计较这些，先住下，向地下党汇报自己的情况才是最重要的。她三番五次地向田汉讲述自己在青岛参加革命的经过，恳切提出要求恢复党组织生活。本来田汉他们只要通过左翼联盟的关系，会验证江青的述说是真实的，能够尽快恢复她的党员身份。但由于当时田汉他们执行王明的关门主义路线，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敢也不愿做这些工作。他们只看重俞珊的私人关系，只想利用江青的年轻、美貌，所以才让周扬、阳翰笙也和江青见了面。

    江青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在田汉、廖沫沙和周扬、阳翰生他们眼里，并不欣赏江青的革命激情，只看到她有一双清朗圣洁的眼睛，一张漂亮美丽的脸蛋。特别是那双眼睛与众不同，好象在深深地望着人，又象在温柔地谴责什么，使他们又喜欢又害怕。当江青如泣如诉、婉转悠扬地唱了一段京剧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赞叹不已，并拿定了主意：可以利用她的艺术才华。田汉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的，我给你创造上舞台和银幕的机会，就在电影公司干吧，”

    “我很感谢田先生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我还是多接触一下劳苦大众，做基层工作比较好。现在党需要发动群众，这方面更需要我。”

    江青的回答，使田汉、阳翰笙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说：“你很年轻，而且多才多艺，不做演员会后悔的。再说，你一个外来女子深入到工厂做宣传工作，很危险哪。”

    “我不怕！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实践我的誓言，请你们考验我。”

    由于江青执意不按田汉的安排去做，田汉他们对江青的工作就冷淡起来。

    而江青在田汉家住得度日如年。焦虑于参加革命，已使她心乱如麻，再加上田汉的弟弟田沅的骚扰，更叫她寝食难安。田沅是个油头粉面的公子哥，靠着田汉的关系，混迹于革命队伍，进进出出于演艺界。从见到江青第一眼，他就开始打鬼主意。他自认为家庭条件优越，能穿考究的衣着，表现得风流潇洒，一定会吸引女孩子。他自我吹嘘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并以此为自豪。他确实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电影明星、舞女、女大学生。是的，他对女人独具慧眼。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青，色迷迷地说：“密司李，直觉告诉我，你是我熟悉的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我爱你！只要你答应我，我会把自己和一切都奉献给你！”

    田沅的无耻纠缠，江青气愤极了，她第一次领教了十里洋场上海流氓的丑恶嘴脸。她几次向田汉诉说他弟弟的不轨行迹，田汉总是笑嘻嘻地敷衍她，因为田汉在纵容自己的弟弟，让田沅有权干预江青生活的各方面，汇报江青的情况。

    江青看到田汉的秘书廖沫沙表面上还比较正经，于是求他给予帮助，离开田家，摆脱田沅的纠缠。她对他说：“我对田沅的行为恨极了！他哥哥又不管他。我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女性，实在不愿看他们那副德行。”

    廖沫沙假仁假义地说：“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江青情急之下没听出廖沫沙的弦外之音，随后搬到廖家。

    当时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住了几天，廖沫沙还算规矩，可是正巧廖沫沙的妻子回来了，见家中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立即和廖沫沙大吵大闹，弄得江青十分尴尬，不得不帮着廖沫沙解释：“我们是革命同志，纯属事业上的需要，我们的交往绝对不杂加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别有用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江青忍耐着，克制着，又住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临行前，她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

    江青的这份工作是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朋友介绍的，地点在上海西部北新泾镇，叫晨更工学团，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这里工作，如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左联”的陈企霞等。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从此，江青在上海有了正式的落脚地点，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这份工作，江青是满意的，完全符合她“接近劳苦大众，做基础工作”的心愿。

    晨更工学团是个松散的教育团体，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后来又搬到一座资本家废弃的花园，一切都非常简陋，条件十分艰苦，经费极其拮据。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但这里聚集着一些热血青年，上海地下党负责工人运动的同志十分看重这处革命阵地，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对于贫苦出身的革命者江青，她看重的是晨更工学团能接触劳动人民，能了解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能洒下革命的火种，为推翻万恶的旧世界积聚力量。她通过识字、读书、唱歌，向店员们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启发大家的觉悟。她还参加编写文艺节目，反映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她带领学员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街头剧，在附近的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她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勇敢地去贴标语撒传单，参加和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示威、抗议活动。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不积极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来了解和接纳江青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晨更工学团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江青的出色表现，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已通过关系，了解了她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同意恢复她的组织关系，由晨更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王洞若给她谈了话。从此，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生活上，江青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优良的素质。她生性活泼、乐观，从不被困难所吓倒。当时三个女教员挤在一个铺着草席的地铺上睡觉，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也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有个浙江的女青年吃不了这份苦，只待了两个月就走了。江青却处处吃苦在前，时时为工学团的工作着想，能节省的就节省。例如，谁要进城（工学团离上海市区较远），就向负责人讨几角钱的车费，可是江青却从来没要过一次车费，几乎不进城，更没有逛过外滩或商店等。她的衣着打扮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涂脂抹粉，一头短发，俊秀中透着精干利索，一身蓝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

    一九三三年左右正是中国共产党受王明路线影响严重的时期，江青作为热血青年、女共产党员，还无法识别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参加了城市斗争中的一些左倾冒险活动，如飞行集会、不必要的游行示威，等等，从而暴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很多人参加，江青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的学员“王大个”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游行队伍被冲散，从此，晨更工学团成了上海市北新泾镇警察所监视的重点，江青等人被“包打听”（特务）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转移，党组织安排江青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由于党组织的巧妙安排，她没有暴露，并到北京大学当了旁听生。这期间，江青系统地听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又到市图书馆借阅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每天只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整天忙于听课、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张淑贞（这之前一直用“李云鹤”的学名）。

    江青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还教女工们学文化、唱歌，同时兼任浦东女工技校的课，整天处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这是江青在上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刚满二十岁的她，长得漂亮，对人热情，工作积极负责，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把自己学到的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经常深入到工厂车间、工人宿舍中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生活上与女工们同吃同住，用自己的知识为工人朋友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很快，她赢得了工人同志，特别是女工们的信赖和尊敬，说她是一位好老师，是工人的知心人，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得婉转优美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

    江青还挤时间阅读上海新出版的左派书刊，她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与她的思想经历发生了共鸣。通过鲁迅的作品，她还粗略了解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用张淑贞的名字给报刊投稿，公开发表的有《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显示了她较高的文学造诣，表现了她对社会对人生较强的洞察力，也说明这时的江青已具有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马列主义分析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当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突然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江青正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喜出望外。于是两人走到僻静处攀谈起来。

    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和江青曾一起参加活动，江青从青岛来上海，他也参加送行。一晃一年多，真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江青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处处保持戒备。她回去之后立即向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认为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组织的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江青与乐若第二次见面了。由于彼此通过地下党组织互相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愉快随便多了。临别，乐若说江青不引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说：“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江青接信后首先跑到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那里说明情况，那位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了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江青一刻也没敢延误，马上把信送到。

    几天后的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现在是上海中山公园）见面，并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这时，险情发生了。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这个交通员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马上叫江青快跑。由于江青路径不熟，很快被特务们截住，抓住她的衣服，而乐若却逃脱了。江青大声喊：“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一个特务给了江青一巴掌，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来。

    江青忍住疼痛，仍然拼死挣扎，并大声说：“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江青继续挣扎着、反抗着，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往警察局去。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黑了，江青装作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乐若交给的秘密表格放进嘴里，随后咽到肚子里。

    到了上海市警察局，特务们一汇报，知道要抓的乐若跑了，只抓了个女的，也不知道她的政治情况。特务头子一听，大发雷霆，让把江青关到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江青已完全冷静。她知道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的罪的。无论特务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当职业，是教会学校的老师。同时她托同在一个看守所房间的一位熟人（她教的一位女工人学员）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也是学校负责人）捎信，说明情况，因为这位熟人马上要无罪释放了。

    江青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受尽折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进警察局容易出来难，不死也得让人掉层皮。吃猪狗食，受精神蹂躏，不是打就是骂，牢房又黑又暗又潮湿，空气污浊，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由于没查出江青的什么罪证，再加上地下党组织托“左翼教联”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江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来。

    出狱时的江青已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徐明清带她到乡下去治病、疗养，因为徐的老家就是浙江农村。

    徐明清是早期共产党高级干部王观澜的爱人，一直在上海以办教育为名进行地下工作，在晨更工学团就和江青在一起，到了浦东女子技校是同事，一直相处很好。这次徐明清顺便回家看望父母，就和江青坐车来到了山清水秀的故乡。

    在乡下，经过中西医的诊断，认为江青是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幸亏发现得早，治疗及时，很快就控制了病情，一步步好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红，人也变胖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体刚刚恢复的江青不愿在徐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烦，决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

    于是，江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探望了济南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开始迈向她革命生涯的下一个里程。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江青从一个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变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经历了十里洋场上不少的人和事，接触了上海的下层社会，熟悉了大都市的工人阶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从热血青年学生成长为沉着干练的职业革命工作者。她将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勇士姿态迎接今后生活道路上的挑战。


第四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下）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丧失殆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虽然在一月份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但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政府散布的是“朱毛红军完蛋了！”“共产党被彻底消灭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文化战线上的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亲自下令由特务机关军统局接管各邮电检查所，实施“邮电检查纪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他们派出大量特务暗杀进步人士，捣毁进步团体，查封革命文化机构，任意审查、删改书报杂志，勒令各出版社不准出版进步书籍，各电影院、剧院不准上演革命戏剧和电影。正如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在这黑暗中，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它的党员们隐蔽起来，以灰色或黄色面目出现，积聚力量，进行合法斗争。当江青所属的党组织研究她的安置时，有人提出江青有很好的戏剧根基，思想觉悟又高，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可以进入戏剧、电影界当演员，联络、团结影戏界的进步力量，开展革命工作。于是决定让人通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把江青安排到协会去。一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张善琨是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徒弟，是手头阔绰的投机商人，所以能到业余剧人协会去会有很强的保护色；二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夫，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于是，江青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她以演员身份回上海，改名为蓝苹，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说实在的，这时的江青并不愿再去演戏。因为她有着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当学生演员的痛苦经历，又亲眼目睹了上海文艺界的所谓名人、党的领导者周扬、田汉、阳翰笙、廖沫沙等人的嘴脸，不愿意再步入演艺圈，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为伍。她十分愿意再去做工人运动，和勤劳的工农大众在一起，那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但她明白当时形势的残酷，自己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又上了上海反动警察局的黑名单，根本无法再回到她熟悉的、热爱的工人姐妹中去，那里时时张着黑网，遍地都是特务走狗，正等着革命者上钩。何况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安排。

    江青到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赶上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的演出工作。经过老师同学的介绍，编剧导演的测试，决定让她主演该剧。

    《娜拉》是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反映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妇女解放的话剧，江青主演的娜拉是一位反抗家庭压迫，向往自由人生的叛逆女性。

    江青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革命者。她不干则已，干则干好。既然答应党组织做演员，这又是接手的第一出戏，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排演之中。她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有时睡到半夜醒来，也马上摸出枕头下的易卜生的原著，用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着每一句话。为此，她多次失眠。

    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江青多次阅读鲁迅先生一九二三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认识到娜拉现象是个社会问题，演好娜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继续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而鲁迅先生则指出应该“经济自由”，“掌握经济权”，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想达此目的，必须有“韧的战斗”，要用革命的鞭子“猛抽社会”。江青边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边思考《娜拉》剧本，她感到自己就是在进行“韧的战斗”，用自己塑造的娜拉形象来鞭笞全世界玩弄妇女的丑恶现象；用娜拉的苦闷与无奈以及最后的没出路来召唤人们觉醒，砸烂身上的锁链，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娜拉这个贵族妇女的呐喊和无畏，来激励革命低潮时人们的斗志。

    这样反复阅读剧本，江青感到自己与娜拉有许多相通的。她认为，我们应该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定不移的地位，而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人的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为男人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主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所以，演好娜拉就是为妇女解放做出榜样，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江青有这样高水平的认识，再加上她精湛的演技，刻苦认真的演出态度，并能虚心听取各方面正确意见，一心一意为观众着想，所以《娜拉》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据说鲁迅先生也曾前去观看。

    当演员，演《娜拉》，江青都是当作革命工作来完成，都是为了实践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可她万万没有想到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把这出话剧的演出作为一次赚钱的买卖来经营，来炒作，这样就把主演江青当成商业广告来大肆宣传；其次，当时上海的报刊杂志都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是文艺的主题，他们对女演员的报道是容貌妖艳、性感迷人，欣赏的是脸蛋漂亮、行为浪漫。所以这些刊物、报纸、电影画报对江青肆意进行歪曲丑化，以达到他们的要求；同时娜拉是个资产阶级的贵妇人，其装梳、行为、言语都带有北欧资产阶级色彩，这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观众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响，更何况当时的国情，话剧、女演员最是飞短流长的热点和焦点，这一切对江青的形象都十分不利。

    由此可知，二十一岁的革命者江青将面临着陷阱，必须走荆棘丛生的路。

    如果光是阶级敌人的明枪明箭，江青会一笑置之，革命么，“忍辱负重”四字应该是座右铭。可恼的是“战友”，甚至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也把他们的自私，无耻压榨在她的身上。

    鲁迅先生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演过《娜拉》之后，江青也面临着鲁迅遇到的问题。

    周扬，这个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他早就留意上了江青。对她的身世、性格、爱好、政治态度及周围环境，作了仔细的跟踪和了解。不要认为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因为江青在所属的党组织中表现得非常优秀，如果周扬需要什么情况，大可通过基层党组织来完成。他留意的是她的身材和美貌，几乎同时，田汉、张庚这些人也请求他帮他们的忙，以便尽快把这个女人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

    按照传统的观点，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鼻子稍翘——嘴唇稍厚，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笑起来挺迷人的，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从不搽一点粉，又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清纯俏丽，虽然成了名演员，在舞台下，还象一个乡下姑娘一样纯洁和质朴。也许正是这些，使得周扬、田汉、张庚、廖沫沙及田汉的弟弟田沅等人，这些混入革命队伍的纨绔子弟，这些玩弄女性的高手，心猿意马，魂不守舍。

    江青不屑于理睬这些所谓领导者轻浮的目光，依然我行我素，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坚强。在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当电影演员之后，她没有忘记党交给的任务，积极接近进步人士，努力争取革命力量。有一个影评作家马骥良，笔名唐纳，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仍然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实属难得。演员和影评作家经常有接触，江青也有意做马骥良的思想工作。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一个长得很“帅”而且多才多艺的影评作家，就成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的话题。

    首先，周扬告诉江青：“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摇摇头：“我看不出来。”

    其实，当时江青对周扬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也没想到他和自己的谈话有什么深意。周扬是笔名，周起应才是真名。他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修剪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后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八月间，江青先后从《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看到了以周扬署名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三篇文章，阐述他的文学统一战线的主张。周扬明确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文学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心的主题。”

    这个时期江青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总认为鲁迅先生说的有道理，“国防文学”只能是当前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具体口号，国防的主题也只能是诸多文学主题之一，而决不是什么“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 。周扬这样写这样讲显得十分霸道，联系他对马骥良（唐纳）的态度，都反映了周扬他们“唯我为马头是瞻”的文痞和学阀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从此，江青对周扬他们就更加反感了。

    以后的事实，更加重了江青的这种认识。

    周扬为了证明他的“国防文学”观点，特意树立了夏衍的《赛金花》为样板，并大肆吹捧这个剧作写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其实，赛金花只不过是一个妓女，在卖身帝国主义侵略者、倍受痛苦折磨之后有所悔恨而已，她算得上什么民族英雄？周扬看中剧本《赛金花》，一是它紧扣国防文学所需要的主题，二是作者夏衍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三是迎合了当时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欣赏口味。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三人一起找到江青，和她商量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的多！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周扬滔滔不绝的讲话，本来这是一个普通党员听上海地下党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形势报告，应该是肃然起敬，恭耳细听的，但她总是做不到。除了对王明的什么言论她没看见过，对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多少有所了解，对“左联”的解散，她看过鲁迅先生的评价：“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所以自动解散是必要的。而“文艺家协会”，她知道，鲁迅先生没有参加，据说因为见解不同，不愿把自己让人当招牌使用，并且说过这样的话：“搞‘文艺家协会’不过是一些人为了出点名，洗洗澡而已。”并劝一些文学青年还是参加的好，否则会被逼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由于分散了精力，江青没有听清“指导的英雄们”是如何引出《赛金花》的，只听到了夏衍的声音：“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这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因为是主演，而不是什么“文艺家协会”。自从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进入演艺界，已经一年多，她自问是积极认真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凭自己的实力，演赛金花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这是自己这个演员的本职工作。但夏衍下面的话，立刻引起她的警觉：“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微微一笑：“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作为一个人，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很清楚，自从和夏衍相识以来，他和其他人一样不怀好意地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次让她主演他创作的《赛金花》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后，她对另一个女演员说：“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演角色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十个导演九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些话也传到他们耳朵里。从此，江青惹恼了他们，埋下了祸根。最后，他们终于让王莹主演了《赛金花》，而同时在演出这剧目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散布：

    “蓝苹（江青）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

    “蓝小姐（江青）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导演张庚甚至拍着马骥良（唐纳）的肩膀说：“象蓝苹那样的女人，你能养活得了吗？她为了名利，什么都可以不顾，你趁早还是把她一脚踢开，离她远远的为好，免得将来受她的害，她接近你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一段，江青在剧团或公司，都有几个男男女女叽叽喳喳地骂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住的周围逛来逛去。

    他们不光言而且行，与一些资产阶级文人、政客勾结在一起，编造她的花边新闻，败坏她的名声。

    同时，江青也目睹了他们更多的下流行为。有一次她亲眼看到，在剧团演出期间，又招来一位还没满十三岁的小女孩，虽然瘦的皮包骨头，但长得很清秀。她小名瘦雀儿，正好是那个著名导演下饭的菜，他总是盯着她。小姑娘先是反抗，却招来毒打，而有些人麻木地看着小姑娘被导演揪到后屋里，接着便传出她的一声声惨叫……

    江青气愤地说：“这个畜兽不如的家伙！”而旁人却视而不见地各人忙各人的事了，没有一个答理她。她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人太麻木了，太自私了，太难以改变了。

    一次， 江青刚换下了戏装，准备从那座又脏又冷的舞台上撤退，又遇到了夏衍的纠缠,“我得去见我的经纪人“，她找了个借口。

    “我们很快就见面吗？”夏衍追上来问。

    “那可不一定，不过我总是在这附近。”

    她急匆匆地走在马路上，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车里有个人向她招手，她一愣，呵，原来是在青岛的地下党组织的熟人，运气真好！转眼间，她灵巧地挤进了小车，而他闪电般地将车开动了。

    “我看到一个女子慌里慌张地赶路，就注意了一下，没想到是你。”老熟人热情地说。

    “我被坏蛋纠缠。上海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知道当前的形势吗？”

    “不大清楚。不过，听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延安。”江青神往地说，“我早已厌倦了在上海的生活，我多么想奔赴延安啊！如果有可能，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我想拿起枪杆子，当一名红军战士！”

    “谈何容易！”那人脱口而出，不过马上作了纠正。“只要有信心和决心，这个目的也不难实现。”

    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临分手时，他给了她一张传单，是用粉红色的纸张印刷的，并说：“这对你认识当前形势很有帮助，党内也很快进行传达和布置。”

    她回到家中展开传单一看，十分惊喜，这是党中央的声音：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抗日红军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北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连蒋介石阎锡山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 ，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关于墙外御其？”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为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再杂货能够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朱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江青激动地反复看了三遍，心里一阵砰砰乱跳后，终于平静下来。这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义正词严，有理有利有节，每个党员都会为自己的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骄傲而自豪！据说通电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即使地下党内部，也很少能看到毛泽东的文章，但是他的传奇故事听到不少，所以她早已从好多渠道熟悉了“毛泽东”三个字，对他充满了神奇的联想，她用自己熟悉的面孔去想象毛泽东其人。从这篇通电的字里行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老练、自若、大度的政治家的形象，仅从他气壮山河，稳操胜券的字句里，她就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景仰之情。“这才是我们党的领袖，有了这样的领袖，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她兴奋地一边又一边地叨念着，彻夜难眠。同时，她想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上海的夏天又热且长，江青坐在她租用的那张竹编的床上，眼泪一直在她那漂亮的脸腮上淌。她在这里，可以说没有一个知己，一贫如洗，自己的同志或者说她认为本应是一个战壕的人，除了对她的肉体或艺术还有兴趣外，他们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真正的心情。

    她道别了那位街头相遇的熟人后，一连几天久久不能入睡。窗外，房东的“朋友们“又来了，刺耳的音乐声飘上楼来。一会儿又传来了牌九声，吵闹声，嬉笑声，还有各种数钞票的争执声。而她，紧紧地闭上眼睛，隔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用她自己的心声给毛泽东写一封诚挚感人的信，诉说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苦闷，希望，要求……

    一九三六年的上海，还是死一样的沉寂，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使反动政客、亲日分子格外嚣张；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中共地下党，表现的领导无力，东摇西摆，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继续对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进行刁难和围攻；倒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异常活跃，赞成共产党中央的主张，屡屡发起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下党员的江青更加苦恼，对自己来自演员生活的麻烦也更加愤慨。

    江青在文艺圈遇到的麻烦，和鲁迅在整个文艺界遇到的麻烦是大同小异的。鲁迅先生也曾被窃居文艺界的某些共产党领导人骂为“汉奸文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是“理想的奴才”，是“助长恶劣倾向”的元凶，是“封建余孽”，要对他“实际解决”之。江青是和鲁迅先生心灵相通的，可惜她这个弱女子无法“投一光辉，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而只能对“上海的痞子的无耻讹诈”采取不理的态度，把万分痛苦埋在心底。

    在上海将近四年的生活中，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江青一直把鲁迅先生当成自己的导师。她如饥似渴的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这正逢鲁迅先生发表的杂文最深刻、最锋利、最泼辣、最幽默的鼎盛时期。可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巨星陨落，五十六岁的伟人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江青悲声痛哭起来，随后，十月二十五日，她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鲁迅先生》；十一月十五日，又在《绸缪》月刊上刊出她的《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江青含着热泪，怀者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深仇大恨，真实地写出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一个挨着一个，静默的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思念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象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是每个人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从此，江青开始沉默了，人也变得憔悴。

    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自己不愿再当演员，要求离开上海的心情。

    这时，西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双十二”事变，随后逼蒋抗日成功，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新四军，南京、西安等地相继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江青断断续续听到这些消息，有的是从党内同志那里，有的是从同事的口中，这就更加坚定了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的决心。她无心再干她的演员工作，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负责人反映自己的苦恼，反映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的郁闷狂躁”，并且写了不少文章，投给报刊杂志，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妇女，对演艺界的种种看法。

    地下党组织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认为“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意了她的要求，并立即着手进行联系。于是江青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份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江青的演员生活虽然给她带了不少麻烦，产生了种种苦恼，曾写过《人言可畏》，谈到对演艺界女性不公正的诽谤和歧视女性的文人的攻击。但这一切对她革命性的磨炼却起了重要作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在十里洋场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演艺界单枪匹马地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遭受了那么多落难却坚强的挺着，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党交给的工作，顽强地生活下来，最后排除万难投奔延安，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了不起的奇才”，“一个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坚强的女革命家”，“一个不屈不挠的从高压下冲撞出来的无产阶级勇士”，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试想，那些身居高位，如周扬，田汉，夏衍，廖沫沙等人这段时间又干了些什么？除高喊口号，排除异己，攻击鲁迅，生活上男盗女娼，又为革命做了多少好事？又试想，当时又有多少女演员冒着危险去演那些进步的、有一定革命性的话剧和电影？而江青每次都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不怕流言蜚语。在那“人言可畏”“谣言杀人”的时代，阮玲玉以自杀抗争，王莹以堕落同流合污，而江青却出污泥而不染，敢爱敢恨，坚定地走自己革命的路，如果没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无产阶级觉悟，能做到这一点吗？将近两年的时间，江青主演和参加演出了十几部话剧和电影，塑造了各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公开发表的就有近十篇，其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认识是《我们的生活》。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情绪激昂，观点独到，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一曙光。文章中她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成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生活”的陈腐观点，宣扬演员应该是创造者，要把自己训练和培养成象钢条一样坚不可折，她坚持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象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这是不是“了不起的奇才”？江青面对的是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心不动、气不馁，连眼皮也不翻，心静如水，依然保持着清贫的生活。台上扮演贵夫人，台下是清纯秀丽的朴实的乡下姑娘打扮，穿着兰色或白色旗袍，脚上是一双帆布鞋，有时连袜子也不穿，头上依旧短发，额上一束“留海”，从不施粉画眉抹口红。这样的形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在蜚声影剧界的女明星中，有几个能得做到？江青演出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是躲在宿舍里看书写文章，她几乎读遍所能见到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这给她“韧的战斗”增添了精神力量。她很少去舞厅，连电影院也舍不得花钱进去欣赏和享受，她把仅有的收入除支付生活费用外，大部分寄给她的母亲和姐姐，因为这时姐夫去世，姐姐母子和母亲的生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有时江青生病了，连想吃点水果都没钱买；甚至出现饥一顿饱一顿、把吃晚饭的钱都节省下来。住最便宜的亭子间　屋内只有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随身所有，只有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江青所度过的演员生活！这还不够“伟大”和“坚强”吗？须知，江青之所以操守自检，节俭自律，自强不息，完全因为有革命的理想，完全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形象。若不然，以她的演技，可以在上海大红大紫；以她的容貌，可以嫁个阔老享受终生，也可以找个如意郎君厮守一辈子。她为什么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找麻烦？因为她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为她是马列主义革命家！她要革命，要斗争,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又因为她是个女人，她的宏图伟念受到世俗的非议，受到小人的诬谤,受到敌人的攻击和咒骂！


第五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岁的江青，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寻找革命的归宿。

    她牢记从上海临行前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交代，到达西安后，先去找徐明清，徐明清的地址是西安北大街幼稚园。

    江青一路上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她憧憬着革命圣地延安，考虑着到西安是否顺利。她在西安火车站下了车，马上叫了辆黄包车直奔北大街。西安是座古都，笔直的大街很宽，带庭院的房子显得很矮，车马走过，尘土飞扬。由于战乱，街上到处是兵，市面萧条，只有那些巍峨庄严的唐式建筑随处可见。江青无心欣赏这些古文化，只希望黄包车快点把自己送到目的地。

    她很顺利地找到了徐明清，因为她的公开身份是这所陕西省立幼稚园的主任。

    徐明清一九三五年四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在上海关押三个月后被解往杭州反省院，由于写了自首书，又经人保释，关押一年多被放了出来。她对党组织隐瞒了自首情节，重新被安排工作，当时是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见到徐明清，并不知道她被捕的情况，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她毫不保留地谈了分手两年多的经历。徐明清已接到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来信，知道了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去延安的心情。

    两个女朋友、女同志、女党员住在一起——幼稚园宿舍，无话不谈，过得很融洽。但徐明清没有吐露她在杭州反省院自首的事，这是她的隐秘，是她的一块心病。当江青回忆起自己被关进上海看守所一个月的时候，心无芥蒂，畅所欲言，而徐明清却脸色灰暗，心事重重，只不过江青把徐当成最亲近的革命同志而没有觉察到，况且她只是因嫌疑被关押随后释放，而徐明清是因为叛徒证明为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地下党的负责人）被正式逮捕的，必须进行反省、自首然后才能出狱。两者的处境有很大的不同。

    江青急于去革命圣地延安。徐明清把她的情况向西安八路军事办事处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于是，她带着江青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博古就是秦邦宪，是位知识丰富热情洋溢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犯了左倾错误，又认识比较好，被党中央、毛主席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

    通过几次交谈，博古认为江青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充满共产主义理想，才华横溢的好同志，又有上海地下党的介绍，所以非常同意她去延安，并让她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当时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虽然只有半年多，但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延安成了革命的中心，抗日爱国的策源地。虽然生活十分艰苦，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还是冲破重重难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当然，党中央是十分欢迎他们去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设置了一道道障碍进行阻挠和破坏。所以到延安去谈何容易！没有革命热情和毅力不行，没有正确渠道也通不过那一个个鬼门关！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担当去延安“朝圣者”的交通转运站。但一次不能去太多，否则特务们就要干涉捣乱。所以只能瞅准机会，一批批地走出西安，穿过国民党占领区，到达共产党管辖的延安地区。

    江青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等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她填了登记表。考虑到“李云鹤”是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就要进入革命圣地，这是一个革命者梦寐以求的归宿，总得有个崭新的、富有诗情画意的响亮名字，才能代表自己憧憬幸福的好心情。她有扎实的古诗文根底，马上想到了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你想，听完了优美的曲子，却看不见弹曲的人，抬头望去，只有映入湘江水中几座清晰可辨的山峰。这是多么悠远奇妙的意境！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也在追求这种意境么！她决定改名“江青”。

    在招待所里，她结识了不少革命同志和办事处的领导人，象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等，以及一起等待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她们相处得很好。江青认为都是革命同志，坦城相待，整天笑嘻嘻的，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她脱掉已经半旧的蓝旗袍，穿上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了两条辫子，辫梢上还系了不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

    一九三七年八月江青与其他去延安的同志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出西安北行。半道上遇大雨无法前进，耽误了好几天，天放晴，路上泥泞太多，车无法开，只得改乘马匹。对于从未骑过马的江青，十分勉强地坐在马背上，非常艰难地走了两天，才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洛川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地名，因为在这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有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指导了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日战争。

    江青她们到达洛川那天，正赶上会议结束，与会者热烈地欢迎她（他）们的到来，革命根据地非常需要知识分子，非常需要革命的新生力量。

    江青非常激动地和欢迎她们的领导同志握了手，幸福的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但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毛主席。直到第二天坐车向延安进发的时候，才有人指着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勃勃，迈着稳健步伐，在众人尊敬的目光下走向汽车的中年人，说：“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自从参加中国共产党，江青就知道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听到不少毛泽东的传奇故事，就明白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身上。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位伟人，虽然只是远远地、匆忙地，但也够幸运的了！那一天，晴空万里，一轮红日普照大地，灿烂的阳光，黄绿斑驳的庄稼，显得十分辉煌，再加上这一车队的中国革命精英，江青置身其中，是陶醉？是激动？是幸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已进入忘我的境界！心中充满了激情，四肢洋溢着活力，大脑中只存留一个念头：我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汽车轰隆隆地在陕北黄土大道上奔跑着，下午到达延安。

    巍巍的宝塔，弯弯曲曲的延河，夕阳的余晖照在清冽的河水上泛起万道霞光，迎面而来的有些破旧的城墙，延安城南门上“安澜”两个大字，都令江青十分亲切，都引起她一次又一次的激动。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二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食宿，在住宿登记表上，她自豪地写上：中共党员江青。从此她可以再也不要掩饰自己的政治面貌，堂堂正正地去做革命工作，象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这与青岛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上海白色恐怖下的苦斗，有着天壤之别！

    为了安排江青的工作，延安党组织进行了慎重的考虑。

    首先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这是例行手续。入党介绍人之一俞启威已改名黄敬，成了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干部，这是很容易解决的，至于在上海的表现，有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的介绍，也是一清二楚的。其次是安排她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适应陕北的生活，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

    对于过艰苦的生活、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江青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她本来就出身于中国最贫苦的下层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受的艰苦曲折，入党仍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切使她很快变成了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或黑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的一员。她喜欢上小米粥，很愉快地在有些浑浊的河水中洗衣服，她习惯了住低矮昏暗，但却凉爽的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她学会了烧土炕，做农家饭菜，她高兴地出门就包上头巾，以抵御西北风吹起的沙土。她早就厌恶了上海灯红酒绿的演员生活，不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一天也呆不下去，她感到这里才是自己的家。

    这期间，江青手不释卷地反复阅读了刚发下来的小册子《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是她第二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第一次是在上海偷偷看了《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那时的兴奋，现在想起来还心跳不止。而这一次，是在革命圣地，是在安静祥和的延安窑洞里。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主席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高度赞扬了全国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妥协退让，对人民群众的压制和镇压。江青边读边回想从一九三六年自己所见所闻所参加所经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她看到毛主席写的十大纲领，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深切庆幸自己毅然决然的这个时候来到延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中，为十大纲领的实施贡献力量。文章的最后部分说：“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多么明确啊，而上海的地下党是如何执行的呢？江青心中的疑窦找到了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江青想，全国只要有一点良知的人，在毛主席的召唤下，都不会无动于衷的，何况自己是个热血青年，是个坚定不移的马列主义的信徒！

    她坐不住了，从农村调查回来，几次向领导要求分配最艰苦的工作。

    党组织对江青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中共中央组织部付部长李富春作出决定，让江青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中共中央党校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利用了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党校学员一律是中共党员，是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江青搬进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她党校学习的生活，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十个女生之一。

    党校的物资生活同样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江青，这里已经是天堂，更何况这里的精神生活、娱乐活动都很丰富。她贪婪地熟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刻苦自觉地接受军事战术训练，积极踊跃地参加文娱活动，她的戏剧演出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最难忘的是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党校通知大家，下午两点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很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置，为了听得清记得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全国各地的都有，方言很重，又没有扩音设备，不用心听容易听不懂。江青是个上进心很强的学员，惟恐漏掉一个字、一句话。好在她的手头快、文字功夫好，很多课，许多报告，都能整理出比较完整的记录稿。今天也是一样，不管是哪位中央领导人，报告一定很重要，一定要听好。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整，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原来讲台上出现了毛主席，他亲切向大家招手，这时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有的甚至流出激动的泪水。

    这是江青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他高大伟岸的身躯就在自己跟前，离得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他的棉军装打着补丁，没扎裹腿，脚穿黑布鞋。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智慧的眼睛，向人们投来慈祥的目光，时而挥动拍掌的大手那么硕大有力。江青真是太激动了！她拼命地鼓掌，含着泪花招手，直到毛主席开始了演讲，她的心还不能平静下来。她抑制住兴奋，全神贯注地听报告。

    毛主席讲的是哲学问题。江青虽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听李达讲过《资本论》，对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是一点不懂。所以听得很费劲，记得很费力。好在毛主席讲得浅显易懂，有时还插入引人发笑的例子，使人听得很入神。江青拿着削好的铅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她时而认真听、时而以手支颚在思考毛主席讲这句话的含义，当她想通了会高兴地快速地写在本子上。

    两个多钟头的报告结束了，江青感到又紧张又疲劳，她的精力太集中了。

    听完报告，江青怎么也轻松不起来。过去她以为已经懂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诸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问题，私有制理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以及当前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方针政策。但这些大部分是书本上的，如何结合实践，在实践中怎样应用，这些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才能解决。现在她感到自己简直象个小学生，肤浅得很，简单得很，贫弱得很。回到宿舍，她顾不得休息，就向别人借阅了毛主席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小册子，找个僻静地方独自学了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总算入了门，但还有不少疑问，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那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还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成为真理呢？社会实践又包括哪些方面？“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过程经过几次才能完成真理的认识呢？在实践中如何区分矛盾的主次？怎样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在学员讨论中，尽管有人夸夸其谈，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问党校的教员，他们只会回答抽象的理论，使你不得要领。

    江青是个执着的女子，她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韧劲，她决心不怕别人的闲话，写信向毛主席请教。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处。

    毛主席平易近人，态度温和，悠闲地点着一颗烟，让江青坐在自己的对面，开门见山地说：“你提得问题很深刻，说明你学习得很认真，这是其他同志没有提到的问题，我很高兴和你一块探讨。”为了使江青能放心的畅所欲言地交谈，毛主席随后问了她老家在什么地方，家中还有什么人。

    江青虽然鼓着勇气来见毛主席，当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党的领袖的时候，还是不由得十分紧张，毕竟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年龄才有二十三岁，在主席面前是个无知的小学生，是主席的和蔼亲切随和使她放松起来。她愉快地、清晰地满怀感情地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并恭恭敬敬地聆听了毛主席对她提问的解答。时间过得真快，秘书说毛主席去开会，她才恋恋不舍地向主席告别。毛主席热情地把她送到门口握手“再见”，并希望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延安时期的干群关系就是这么融洽、亲切而自然。

    这次见面和交谈给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主席是首任院长，中共中央党校派出一些党员干部加强“鲁艺”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于是，江青四月中旬在党校结业后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教务处工作，并兼任戏剧课的指导员和教师。

    在“鲁艺”，江青又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她不光戏剧课教得好，思想工作也相当出色，并亲自参加排练和演出。最有名的是饰演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女主角和演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这两次演出，毛主席都观看了，并上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通过这些接触，毛主席认为江青不仅是刚烈倔强的女子，而且政治水平挺高，认识问题有独到之处，对共产主义信仰是那么执着坚定，真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他不知不觉有点喜欢她了。

    毛泽东同志一生对异性是坦诚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接纳方方面面的人。真正触及个人感情时，他总是把革命理想放在第一位，以共同的政治认识为前提。他年轻时的恋爱，之所以选择杨开慧，就是看中她的激进的革命思想，对自己理想的认同和坚决支持，因为当时追求他的女性不少，其中不乏比杨开慧漂亮、家庭地位高的。对于贺子珍，更是看重她的革命性，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环境，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干部，实属难得。然而，贺子珍的出身，影响了她的世界观的改造；对马列主义的肤浅认识，使她已不能成为与毛泽东并肩前进的战友。在长征中受不住外部条件牵制，竟发展到对毛泽东不忠诚，和别人搞在一起，对此，毛泽东都原谅她，因为他重感情，认为自己的妻子可以犯错误，也应允许她改正错误。但是贺子珍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到达陕北后不停地和毛泽东闹，她是个不愿服从别人而一心想让自己的丈夫无原则迁就自己的女人，这也是一般好强女人的通病，最后发展到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和毛泽东离婚，并且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不辞而别，从延安跑到西安，和张国涛的老婆杨子烈打得火热，一起诉说毛泽东的坏话。

    贺子珍走后，毛泽东不顾工作的繁忙，托人带口信给她，希望她返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然而，贺子珍固执自见，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都是错误的，她要到苏联去寻找真理（当然是以看病为借口），不顾一切地从西安到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朋友，毛泽东曾托他劝回贺子珍，但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坐汽车到达新疆迪化，然后从迪化坐飞机去了苏联。到苏联后，一九三八年一月，贺子珍又一次正式提出和毛泽东离婚，这一次毛泽东同意了，并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

    和贺子珍离婚已经几个月了，毛泽东正在考虑新的革命伴侣。那些花瓶式的洋学生，是一些老革命追逐的对象，而他只和她们礼貌地应酬。现在的环境是相对稳定了，1938年的延安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革命圣地，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成了那些攀高枝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女性谈婚论嫁的热点。杨开慧的早逝，贺子珍的背叛，使毛泽东在择偶上相当慎重。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完成自己的宏图伟愿，没有最知己最亲密的战友不行，而妻子是自己的左右手、内当家，更必须和自己志同道合，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政治世界”。

    他对江青进行了默默的考察。

    她长得很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鼻子挺秀，鹅蛋型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枝苗条，笑声动听，表情迷人。

    她从不嫌延安生活条件艰苦，更不怕斗争形势严峻。不少人来延安后经受不住考验又跑了，但她很乐观、积极、上进地坚持下来。从几次交谈接触，可以看出她学得很认真，能结合实际，能触及自己的思想，许多看法显示出较高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这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她的字写得好，特别透露出良好的楷书功力。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才气，展示了较深的文学造诣。

    她出身很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最低层饱受穷苦欺凌的女子，是从重重重压下走出来的叛逆者，是为了追求光明，追求解放19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虽然她的内心世界还要进一步了解，但她已有了极好的根基。她没有女学生的娇气，也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女革命者的霸气，她显得深刻、执着、认真，不亢不卑，有极强的可塑性。

    她已经进入他的视野，走进他的心房，结局如何还要看发展。

    此时的江青朦胧中感受到爱神降临，她有些恐慌，有点不敢妄想，但更多的是无比的喜悦和幸福。和伟人谈恋爱，与传奇式的革命领袖结为伴侣，可能吗？可行吗？自己配吗？但江青很快把烦乱的心绪理清，她仍要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除非毛主席理解她，帮助她，教导她，接纳她，否则她不会为了私利去高攀领袖的地位。她在宝塔山下找到了革命的归宿，已感到异常幸运，那么，婚姻的归宿也会圆满吗？她无法肯定。


第六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二）

    与伟人谈恋爱，特别是江青和毛泽东，既无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无情话绵绵的鸿雁传书。他们没有同辈人陈毅追张茜的浪漫佳话，也没有先哲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婉拒、热恋的曲折动人，更没有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冲破“围剿”，“酿造”那么多“两地书”。他们完全是另一种恋爱，一种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形式。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迸发出爱情的火花，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作为江青，是由崇敬、热爱而发展到向往结成终生伴侣，生死相随，永做领袖引导前进的马前卒；而毛主席呢？作为政治家，首先应考虑政治，考虑他呕心沥血的革命事业，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例外。在世俗眼里，政治家的婚姻应是政治联姻，或门第，或财产，或势力，或权威，或一呼百应的群体基础，或小集团利益的生死联盟。毛主席选择江青，远远跳出了这因袭的旧观念，完全站在更高层次来考虑问题。

    江青的家庭背景是一贫如洗，毫无门第可言；她的经历，在老红军、老革命、参加过长征的老资格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她孤身一人，从济南到青岛到上海，最后奔赴延安，不光没有圈子内的战友、同志来支持，来拥戴，来呼风唤雨八方响应，甚至连替她说句好话的人都没有。虽然有人居心叵测，胡说八道，说什么“康生给他们穿针引线”。殊不知，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则到了三八年五月。在康生没来之前毛主席和江青已有接触与了解，康生到中央党校时，江青早已从党校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他和她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更谈不上认识。

    那么，毛主席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和接触，看中了江青的什么呢？看到了她身上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它既表现在对过去的回顾，也体现在对当前党内党外、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更显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认识。

    最初的接触，毛主席和江青谈的最多的话题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因为江青从1933年到1937年有四年的亲身经历。

    毛主席提出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详细地作了介绍：

    “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委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仍奇，钱杏村，洪灵非等七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讲道：‘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

    江青介绍的左联的情况，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话，引起了毛主席的共鸣：自己经历的党内斗争不是也正如此么！他赞许地看着江青，这个聪慧、记忆力极强、叙述问题那么清晰明确的年轻女子，真不错！

    他由衷地说：“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一九三○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激动地继续说：“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对鲁迅，散布许多攻击鲁迅的言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接着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田汉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的态度多么的明确。”

    毛主席说：“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象鲁迅那样的文艺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所以准备建立以鲁迅命名的艺术学院，我去当院长，你也可以去那里工作。”

    毛主席的话使江青倍受鼓舞，在导师的身边是多么幸福啊！

    但是，和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谈恋爱也是非常“累人”的。他有极强的个性，又有异常活跃的思维。他喜欢散步，你可以偎依在他身傍，但突然考虑到一个问题，他会大步走回去，把你凉在一边不管，当然过后会向你真诚地致歉。他提的问题，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有许多常人所不想、不知的知识，江青像个用功的小学生，回答总能让毛主席满意。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主席看，恭恭敬敬地等待这位严师的批评、指正，但她得到了最高的奖赏——毛主席批道：“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高兴得她一夜没有睡好觉，再见到毛主席，把甜蜜、快乐、活泼的笑容挂在脸上，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

    一次，毛主席又问到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江青非常激愤地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他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提出鲁迅与托派分子有联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机拉拢鲁迅，一个托派分子公然写信寄给鲁迅，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赠送给鲁迅。真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拢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这里说的某几个战友，就是指周扬他们。实际上，鲁迅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对周扬他们的批驳。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就把自己不光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别开，也和周扬他们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信中还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些话，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抱病写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扬他们的痛处，对‘国防文学’理论是个极大的嘲弄。所以，这封信，在当时被周扬他们把持的《文学月报》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不光如此，在隔了一个多月，八月一日，周扬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鲁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骂鲁迅先生对‘国防文学’的看法是‘助长恶劣的倾向’，指责鲁迅这也‘不对’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言行进行‘打击’，施行‘实际解决’，等等。”

    江青这番精辟的分析说明，使毛主席了解了两个口号斗争的真实情况和实质问题。联想到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就不怎么赞成鲁迅，还认为周扬他们和鲁迅的矛盾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更感到江青的可爱可敬，他和她的心贴近了。

    临分手，毛主席把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号上的那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找出来，让江青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

    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刘少奇在文章中写道：“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作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各打五十大板非常气愤，她在这本杂志上批道：“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毛主席看到江青的批语，欣慰地笑了，他决定再抽时间和她好好谈谈。

    这天下午，江青和毛主席并排走下凤凰山，来到延河边。入夏以来，下了几场大雨，细瘦的延河已经变得丰盈碧绿，水满当当的，平缓地流淌，显得可亲可爱。河边的青草细嫩茂密，织成了宽敞的绿毯，从岸上一直铺到水边，人踏在上面松软舒适。夕阳晚霞，嘉陵山上的宝塔直端端地沐浴在金光里。抬头望去，雄伟的延安城墙从山岭上迤逦而下进入谷地，显得很有威势。背后巍峨的凤凰山，眼前弯曲的延河水,构成一幅壮美的山水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风光真不错！”

    毛主席日理万机，总是夜里工作天明才能睡一会，难得出来散步，即使和江青谈恋爱，也总是坐而论道的时候多。江青盼望见到毛主席，享受恋爱中的幸福，可是又不愿打扰毛主席的工作。今天是难得的一次。

    毛主席背着双手，大步走在河滩上，江青满脸愉悦地快步傍在他的身旁。有时停一会儿，主席站在那里，威武有力，凝重的脸色给人以力量，一举一动都会让人感到不平凡，江青漂亮，行动敏捷，一头乌发梳得整整齐齐，高高的鼻子和紧抿的嘴唇使她五官秀丽，线条分明的脸上显得十分庄重。

    毛主席刚整理完他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心中轻松愉快。他运筹帷幄，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今天，他要和江青谈谈他们的事情。仍从鲁迅和周扬他们的争论开始。

    毛主席赞扬了江青在刘少奇文章上的批语。江青接过来说：“周扬他们那么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打击鲁迅，我看是得到了刘少奇这位白区工作最高领导人的支持。”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说：“刘少奇现在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支持我的工作，我也知道他的认识水平不高，可是知音难觅啊！所以我十分看重你，从心里喜欢你。”江青幸福得两眼盈满了泪花，激动地说：“回想当年，周扬他们对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呢？在上海时，我千方百计想参加革命工作。想得到他们的指导保护，哼，还不如个普通的女工人对我有所帮助呢，那些人不但在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主席爱抚地说：“都过去啦，要往前看嘛。今天我就是想告诉你，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那样我们交谈更方便了，你愿意吗？”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于是，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接到调令，让她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因为毛主席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此，江青加入了军籍，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朝夕相处，毛主席发现了江青更多的优点。

    他写的文稿比较乱，别人整理总不放心也不满意，而江青完成得很出色，字写得漂亮还在其次，主要是能把握主席的思路，即使有几个字不清楚，甚至有漏字掉字，她都能通畅地按主席原意顺下来，一笔不误地誊写清楚。有些典故，有个别生僻字，江青整理得相当细致认真、清晰明白。每次拿到江青的整理稿，毛主席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有时还当面夸奖她的楷书写得好。

    女工针线，绝大多数的女青年来到延安需要现学，而江青十二岁辍学，随母亲寄住在天津姐姐家，忙家务做针线，心灵手巧，样样精通。现在，她的手艺派上了用场。毛主席的衣服破了她补；脏了，她洗；天冷了，很快织了件毛衣帮主席穿上。自己缝制的衣裤，非常漂亮。

    她不光关心主席的生活，对其他领导，对周围的同志也乐于帮助。她教别人织出各种花样的毛衣，自己动手替人裁剪的衣服。

    她和一块工作的同志，和附近的群众，关系都很好。教大家唱歌，教女孩子针线，教人学文化，讲解社会科学知识。

    她以流畅华丽的文笔写文章，她喜欢骑烈马，她朝气勃勃，一心上进。

    毛主席开始和江青商量结婚的事。

    这次的结婚，既不同于和杨开慧，也不同于和贺子珍。前者是热血青年的自由结合，后者是“山大王”的“马上婚嫁”

    现在，毛主席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革命圣地延安这块不大不小的牢固根据地，手中握有数十万钢铁般的革命军队，令骄横跋扈的日寇闻风丧胆，让奸诈狡猾的反共头子蒋介石束手无策，就连世界强国英美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毛主席在革命阵营的威望，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他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共最高领袖。

    所以，毛主席和江青的婚姻，万人瞩目，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敌人的攻击、污蔑、诽谤是意料中的。“毛泽东”在他们眼里一直是洪水猛兽，是“匪”，是“共匪头子”，他还能找到好女子？他能有蒋介石的本领娶到宋氏大财阀的三小姐？所以，从延安刚传出一星半点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马上开始大做文章。男尊女卑，是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毕竟是男人，又是他们眼中已经定型的“洪水猛兽”，无须再进行加码咒骂，那么他娶的女人一定是“不安分、不安定”的女人，一定是乱了“三纲五常”的女人，一定是“充满桃色新闻的不入流的演员”，背后甚至有更下流的话。这样说得越厉害，越满足了他们没落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一丝快意。

    那么延安呢？中共上层呢？

    一些敬仰爱慕毛主席而没有成功的女青年，首先发出不平，“江青有什么好？主席怎么会选中她 呢？”那些从上海传来的道听途说的谣言，成了她们窃窃私语的资料。有个别想追求江青的男青年，也开始“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加入到因不满而造事生非的行列。

    中共上层也开始波涛汹涌。这有两部分人，一是对毛泽东不满的，他们看到毛泽东在事业上势如破竹，在爱情上春风得意，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子的芳心。他们巴不得敌人对江青的谣言都是真的，让毛泽东的婚姻并不美满。另一部分人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他们希望自己的主席要完美，要娶一个有资历、有来头、有显赫背景的女子为妻。像周恩来和李富春的妻子邓颖超、蔡畅在二三十年代出过国，做过长期的工人运动和教育工作；最低也像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是个游击队员，参加过长征。所以他们力争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婚姻不破灭，尽管他们也了解贺子珍的不忠诚和执意单方面提出离婚，但贺子珍总是自己圈里的人，她的亲属和战友一直替她说好话。他们不愿意接受陌生的江青，他们偏听偏信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周扬一伙的一面之词，有时还被敌人的谣言弄得晕头转向。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是个有决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看人的本领胜过他的同事千万倍，他决定的事是经过深思熟虑、有马列主义思想依据的，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在毛主席的钢铁意志面前，任何人都得低头。

    首先真心实意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是周恩来。自从遵义会议之后，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危为安，亲身经历了毛主席一次次英明正确的决策，他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准了一条原则：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是正确的，自己坚决紧跟照办。他看到毛主席和江青那么亲密地在一起，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作为革命战友，他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和贺子珍一次也没有过。毛主席现在是深深地陷入爱的旋涡中，找到了人生的知音，他替毛主席高兴。当听到有人还在追求江青时，周恩来马上找到毛主席说：“我看您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难免会有人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主席说：“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离婚，谁劝阻也没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引起了一阵轰动。平常人结婚大家还高兴，何况伟大领袖、敬爱的毛主席呢。当然仍有人劝毛主席不要公开结婚，说江青不过是个唱戏的，影响不好。毛主席冷冷笑道：“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项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也有人从大男人主义角度来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结婚，贺龙就是其中一个。他骂咧咧地说：“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康生看问题就比较真切。他过去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又负责党中央的特工科，对十里洋场的黑暗，对艺术界的无聊和无耻，都比较了解。这次和王明、陈云同机回到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感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知道苏联的同志、国际上的同志也不都相信王明，他们临来再三交代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不要叫王明胡来。所以在延安的会议上，他多次当着王明的面说：“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还不和王明、张国涛一样断送了红军力量？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再也不要违反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当听说江青也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康生暗暗为这个家乡走出来的奇女子的成长高兴，但他还没有机会和她单独见过面。他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中共中央党校任校长的,这时江青已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倒是看过她的几次演出，特别是扮演《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正是这时，他听人说，江青正和毛主席谈恋爱。

    虽然还没有宣布正式结婚，江青已经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来，帮他抄写文章，甚至替他起草文件，成为他离不开的助手。当然每次都是毛主席的警卫员负责接送。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毛主席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江青的到来。一见面，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们尽快结婚吧。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和贺子珍离了婚，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正巧，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毛主席住处。周恩来一看他两个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呀！”又认真地转向康生说：“贺子珍怎么能和江青同志相比呢。她和江青同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嘛。”

    康生接过话头说：“贺子珍是毛主席的负担，江青是毛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已经比我都强了。”

    康生的话使毛主席想起那天书记处开会的情形。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党在抗战时期的新策略，江青作为秘书担任会议记录。

    张闻天提出毛主席的一些口号不符合《共产党宣言》里的精神。毛主席说：“那请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的背景和精神是什么吧。”

    张闻天一时语塞，其他书记也没有人能站出来给他圆场。毛主席又说：“哪位同志知道，包括列席会议的同志，站起来谈谈嘛。”

    大家面面相观，会场一时沉默。

    江青心直口快，放下做记录的笔，站起来说：“这本书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会上委托马克思写的，当时同盟已经进行了改组。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宣言来把党纲的基本原理规定公布于世。会议至少开了十天，马克思和他的敌手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自那时起，它已遍历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的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格言‘人人皆兄弟’，已经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世界各国奋斗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这一下，书记处的成员们对她刮目相看了。

    毛主席故意问：“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难道没有讲他们斗争的策略吗？”

    江青说：“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个进入新社会的唯一门户，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为了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表现得充分有力从而能够取得胜利，必须使它组成一个与其他一切党派分开的、与他们相对独立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就坚持这个立场。’恩格斯在另一个信件中，再一次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即：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别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的原则来企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人区别其他政党的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江青说到这里，望了毛主席一眼，“我认为我们的策略都是从《宣言》制定的这些原则而出发的。”

    在这些留过洋的、参加革命十几二十几年的、经历了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决策人物面前，江青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党龄才五、六年的机要秘书，能够毫不怯场，侃侃而谈，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特别是大段大段地背诵马、恩的原话来说明毛主席的斗争策略，使在场者目瞪口呆，“这是个奇女子，”从而完全获得了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好感、信任和赞赏。而毛主席也从这一系列的表现中加深了对江青的了解，他为找到了知音而高兴，所以今天约她好好谈一谈。

    尽管江青早有思想准备，现在，毛主席主动提出了和她结婚的问题，又当着周恩来和康生的面，倒使她感到脸红起来。

    对江青的表现，在中共上层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这么锋芒毕露；一个机要秘书，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大发议论，是自不量力。更有对毛泽东心怀不满的人，认为毛泽东选择江青，是臭味相投，今后毛的政策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在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被广泛关注的时候，周恩来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找到持反对意见的人进行做工作：“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风格、思想、认识都非常赞赏。这些我都可以担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的介绍人。”

    于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 ，在宝塔山下，在延安的窑洞里，江青找到了婚姻的归宿，她和毛主席正式结婚。

    他（她）不需要什么结婚证书，不需要旧社会的任何形式，毛主席的前两次婚姻就是这样的。革命同志聚一聚，也算“请客”吧，作为喜庆的表示，他们分几次进行，一是为了工作的空暇，二是考虑到大家整天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到齐。每次请客都非常简单，请了一位厨师帮忙，江青是忙里忙外，顾前顾后，最后才坐在主席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饭桌上虽然只比平时多了几个菜，大家还是吃喝得非常高兴，祝福庆贺的话语不断。


第七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上）

    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迎来一片赞扬声。

    一位在一九三九年采访过延安的外国记者写道，江青“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据见过蒋介石夫妇的罗伯特·佩恩说，江青比蒋夫人“漂亮多了。”常去拜访毛主席的苏联同志，也对江青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她）们结婚不久，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满脸带笑地向从战争前线赶来的领导人说：“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她实际上是在协助主席领导全军的工作。”

    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连王明也一反常态，用他认为是最贴切的语言来赞美江青和毛主席的婚姻。

    “贤内助”似乎是江青婚后的一致评价。殊不知，什么是“贤”，怎么“助”，“助”什么，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

    有的人喜欢看到的、大肆宣扬的是：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做事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她很少露面。来了毛泽东的战友，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在开始发胖的毛泽东旁边，江青显得轻巧。她乌黑发亮的头发，剪成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她的眼睛黑而闪亮，平和而沉稳。”“她给毛泽东织新的毛衣，做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动作熟练地发动起那架老式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把一段段京剧唱腔送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这些中外人士笔下写出来的、亲眼看到的、口中说出的江青，是真实的，是贤惠的。然而中共上层某些人认为这就是“贤”，这样就能当好毛泽东的“内助”，并且要把江青局限在这个“贤”的尺度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毛主席选择江青，如果只为了这些，相信当年延安的女青年有的会比这做得更好。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马列主义的领袖人物，他首先看中的是思想，是觉悟，是认识水平，是马列主义能力。刚结婚时，毛主席就对江青说：“我们俩，今后谁也离不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了。我和开慧、子珍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不会永远的，只是暂时的夫妻。自从和你认识以后，我就感觉到我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离不开你了。”不要把这段话看成是新婚燕尔的海誓山盟，如“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化为连理枝”之类。其实，这是毛主席对江青深透认识之后有感而发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政治信念永远结合在一起的由衷之言。不讲政治、不讲思想的婚姻是不存在的，是不能长久的。世人所说的“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不就是思想认识吗？不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吗？有的婚姻称为“凑合”，那“谁凑合谁”就是“谁服从了谁的思想意志”，严格地说就是一种政治思想认识的倾向迁就了另一种政治思想认识的倾向，超阶级意识的“凑合”是不存在的。

    江青和毛主席的婚姻称为完美，江青被誉为“贤内助”，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完全无产阶级性质的，是具有强烈的路线斗争的深刻性的，是马列主义路线也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以后，不论是中国的革命历程，还是他们的婚姻结局，都验证了这一点。

    婚后不久，毛主席和江青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新居。那窑洞在山脚下，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家具都露着白茬，没有刷漆，因为油漆太贵。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主席的书房兼休息室，一间是他们的卧室。

    窑洞外是一片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供他们闲暇时种菜时使用。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盆里。

    江青除了拿手的针线活，还学会了做菜，特别是毛主席爱吃的辣菜。她试着从井里打水，天黑了忙着点上蜡烛。

    这一切对于贫苦出身的江青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执行委员。

    一九三九年初，江青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三个月。没人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她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开荒、种地，一样也不落后。劳苦的人生经历，使她具备这种能力。她发挥自己的特长——织毛线衣，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织了十多件厚厚的美观的毛线衣，作为又一项劳动成果向党汇报。

    她更多的时间是协助毛主席工作，出色地完成机要秘书的任务。她是毛主席的学生，也是毛主席的战友。她敢于大胆地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无论大事小事，最终都是听从毛主席的决定，在一生中，她都视毛主席为尊敬的师长。

    江青学会了骑马、射击、打篮球，英姿飒爽，像个女将军。她也希望毛主席做点这方面的体育活动，以利于身体健康，“走走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每当她看到毛主席工作累了、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两手搭在椅背上，劝他出去锻炼。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毛主席一使劲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

    江青很高兴地跟在他的后面。她想把他引到操场和人多的地方走走，毛主席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各人的爱好不同，这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啊。我如果和朱德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德谁是毛泽东了吗？我看，我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江青咯咯地笑了。

    毛主席还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让她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向，供他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一九三九年冬，江青怀孕了，这是她和毛主席爱情的结晶。一九四○年八月生下一个女儿，毛主席给她起名“李讷”，取意“讷于言而敏于行”。贺子珍留下的女孩已经四岁，毛主席给她取名“李敏”。这样，姊妹俩，一“敏”一“讷”，都随江青姓“李”，都寄托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三思而后行，行则敏捷有决断。”

    后来，贺子珍在苏联多次捎信，要求把李敏送给她。毛主席从大局考虑，答应了贺子珍的要求，于一九四一年底把李敏送到苏联。

    江青从不溺爱孩子，而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革命的后代，她认为孩子从小就应当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当李讷刚会跑时，她就坚持不让人去扶，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一学会说话就让李讷见了人问好，她常常把李敏、李讷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地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当李讷两、三岁时，她就教她唱京剧，有时随着留声机唱，有时亲自教，还让李讷表演各种动作。

    据说，1941年江青又怀过一次孕，她和毛主席都不想这么快再要孩子，于是去作人工流产。结果，由于医生的疏忽，把纱布忘在子宫里，造成发高烧，生命出现危险，不得不进行了绝育手术。从此，江青不能生育了。为了恢复健康，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无论在怀孕、生孩子、带孩子、住院治疗，江青都坚持学习，帮毛主席整理文稿。这期间，毛主席正主攻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需要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情，迫切希望多读一些鲁迅的书，在这方面江青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收集、购买、借阅鲁迅著作，二是见缝插针地（即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向毛主席介绍鲁迅作品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有些重要文章，她都能大段大段地背给主席听。这些，都为毛主席所写的不少著作打下了基础。

    康复后，江青马上投入了工作。

    一九四一年延安开始整风。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学习小组，毛主席亲自担任组长。

    当时，党内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还很严重。王明在一九四○年三月公然再版了他的《两条路线》，继续散布他的错误思想，影响着广大干群。

    经过学习和“批评——自我批评”，大部分人提高了，犯错误的人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只有王明出尔反尔，死不认账。他躺在医院里装病，还要求见毛主席。

    一天，康生见着江青说：“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着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帐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地碰他几下，不要让他认为我们手中没有掌握他的关键问题。”

    这是毛主席让江青代表自己第一次和王明打交道。她非常慎重，决定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主席的风度和气量。这时她回忆起与王明的第一次交锋。

    一天，王明来党校讲课时见到江青，他对江青漂亮的身姿非常感兴趣，马上把江青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问江青：“你对党内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江青坦率地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八路军中，我认为已经出现了新军阀主义的倾向，比如红军改编以后某些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建议是正确的。他主张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取消政治委员的制度，反对因受国民党的干涉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等。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提出了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方针，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他都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则，反对‘议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

    王明有点失望，他认为漂亮的女人都是爱虚荣的，都是乖巧的，在他这个洋味十足、风流潇洒的领导面前会巴结奉迎他几句，没想到她竟赞成他的政治对手毛泽东，但他还不死心，转了个话题，抛出自己的法宝：

    “你去过苏联吗？这可是列宁的故乡，是共产党人取经的地方啊。”王明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继续说：“我承认毛泽东有一定的长处，但是他没有去过苏联，对马列主义不甚了解，对共产国际的方针路线并不熟悉，所以提出一些可笑的方法是不足奇怪的。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你又是党校学习结束到鲁艺参与领导工作，是有水平的，遇事可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啊！”

    江青并不客气地说：“去过苏联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没有去过的也有伟大的。苏联不是也出现了反列宁主义的反党分子吗？所以不能以去没去过苏联作为是不是列宁主义的标准。我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最厉害，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

    王明打了个沉，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女子竟说出这么多的道理来，脸一下子红了：“你是干什么的？”他开始盘问这位年轻的剪短发的女干部。

    江青沉着地说：“你不是知道我在鲁艺工作、今天来听你的报告吗？如果没事我就走了。”转身就走了。

    旁边一位穿皮衣的军官知道王明要了解什么，立刻接上说：“她是毛泽东的女朋友。”

    王明立即面带讥讽地笑了笑：“我说呢，她的话听起来怎么也有点像老毛的腔调，有其师必有其徒嘛。看来我们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很艰难的呀，连上海来的姑娘们都受到山沟沟里的人的影响了。”

    当天，江青见到毛主席把王明这番不怀好意的话告诉了他。毛主席哼了一声：“现在的共产党呵不是当年的共产党，连共产国际放个屁都是香的。他们远在几万里，对中国的事了解多少？我们就是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能再听他们瞎指挥了。”

    江青说：“王明他们也不见得能代表共产国际。”

    “拉大旗作虎皮。苏联的同志早晚会明白的。”毛主席说完之后又和江青谈论起鲁艺的情况。

    因为王明他们刚从苏联回来，又赶上旧历春节之后，延安礼堂里经常举行舞会。在王明和江青谈话的第二天晚上，他又提出邀请毛泽东和江青，王稼祥夫妇，张闻天夫妇，李富春夫妇等参加舞会，他认为在跳舞方面会一展他的“风采”。

    “嗷，嗷诺，……”王明唱着俄国的歌曲，很老练地扭动着屁股。

    毛主席来参加也只是照顾面子、做个样子，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舞会。他转了两圈，心有感触地说：“看来这不是山沟沟里的东西，是洋货，我们这样的土包子享受不了。这种样子到外国肯定是会受欢迎的，在延安的老百姓中就很难说。”他故意加了一句：“我看还是大众化一些好，就怕王明同志接受不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一片笑声。

    王明狠狠瞪了江青一眼，他认为她向毛泽东说他的坏话了，但又无法发作，只得憋了一口气。事后，毛主席对江青说：“看到了吧，王明恨死你了，当然他也更恨我。不过他不敢朝我来，只得把气撒在你身上。今后，你和我在一起，这样的事还会经常发生，你要有思想准备哟，今天我是有意考验你一下。”江青说：“我不怕这些。我爱你，并不图主席夫人的名声，我是崇拜您的思想，敬重您的人格，并且你的一言一行，你领导的事业，都符合我的理想和追求。”“那好，那好！”毛主席高兴地拍打着江青的手背：“以后我们就并肩战斗，患难与共。”一会儿，他又神色沉重地说：“共产党的事业，就是不光要和外部的敌人斗，还要和革命内部的错误路线斗，这是很难的呀！”江青深有体会地说：“我理解，我能经得住考验。”

    这次，毛主席让她去看望王明，江青做好了准备。

    果然，王明见江青代表毛泽东来看自己，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感觉油然而生。

    他背着江青，沏了一杯茶，放在身边的茶几上，自己这才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坐下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江青：“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你可要负责啊。”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江青话中有话地说：“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决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王明说：“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所以我对主席是完全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论也很高。”江青说，“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和同志。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的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王明仰在椅子里，没有动弹，只是翻起了眼皮瞅了她一眼：“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也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最后的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平静地说：“延安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育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住这两种教育的人，不具备这两种财富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你就不是这样的吗？”

    王明垂下眼睑，结实而宽阔的脸盘上掠过一丝不快，他的左手在太师椅的手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环顾一下屋子里的摆设，换了话题：“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还是今天这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仄着脑袋问道：“这话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从来讨厌两面派的人。当年张国涛也用同样的话吹捧过我，可是后来他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着毛主席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呢？”江青有意地停顿了一下，眼睛盯了王明一会儿：“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的脸一下红到耳根，他只得点点头说：“对，很对！看来这一次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课嘛，不过这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说：“这话就说得有点过分了，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呢？主席还说他自己是个土包子，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吧。你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从苏联来的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呀。”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换了一个姿势站了起来，有些神秘地对江青说：“有句话我要请你转告老毛同志，那就是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对人不忠诚的人，老毛要是跟上他，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打了个怔，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就问道：“你说的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吞吞吐吐地说：“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如果老毛对我的话都有所不相信的话，这句话还是请他多作参考。”

    江青回来后，向毛主席如实地汇报了王明和她谈话的全部情况。在讲到王明说康生的那句话的时候，毛主席笑了笑说：“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地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通过你来反对康生完全是别有用心。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受王明影响较深的领导人还有不少仍在发表错误言论，彭德怀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江青看到彭德怀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的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中说：“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点，是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使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她又看到邓小平在同年三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也是宣传这种观点的：“我们反对诬蔑共产党人要搞一党专政，我们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只能顾及一党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主席，你看，这些党的干部们的思想认识可是太低下了。连彭德怀、邓小平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一点都不懂，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看他们很难过关呀。”江青指着《共产党宣言》说：“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里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同志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

    毛主席说：“他们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懂得现在的抗日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懂得现阶段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要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的。不过也难怪，他们都是军事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有的根本缺乏理论修养，能否成为马列主义者还难说，邓小平留过学研究过理论，是否能好些？彭德怀还是老一套，又有个人野心，总想表现自己，常常会露出狐狸尾巴。我们今天在延安的困难局面，有相当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去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和朱德，当然也有邓小平这些人的啦，他们背着我，也背着中央发动了所谓的‘百团大战’。朱、彭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说穿了就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兵力来保卫蒋介石，他们是真的把蒋介石看成抗日的领袖。在军事上，他们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五万人，占了我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线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拼命主义。由于我八路军指战员和华北人民的英勇作战，我们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余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丧失了大片根据地，引来了日寇疯狂报复，给敌后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江青这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直接批评“百团大战”，所以一边认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主席的话，一边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次战役，完全违反了主席的一贯的指挥方针，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向蒋介石政权献媚）、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那种‘速胜论’的典型表现。他们用大部队拼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以至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在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处于这种极其艰苦的境地。”

    “你讲得好，我看你的军事头脑比他们还要强一些。”毛主席站起来，划着火柴点了一支烟卷，继续说：“彭德怀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实力来保卫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也适合蒋介石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守实力，准备内战’、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奸计。”

    江青也显得气愤了：“是的，是的。所以，蒋介石对朱德和彭德怀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还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就给彭、朱打去‘特电嘉奖’，并鼓励他们再来一个。而在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拿起了屠刀，制造了皖南事变。我看朱德和彭德怀眼中根本没有你和党中央。”

    “他事先没有请示我，也没有向党中央请示。”毛主席说：“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行动的。我还在战争进行中，就对王震、陈伯达等人说，朱德、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把我们的力量都暴露了，后果将很坏。”

    “事实完全证实了主席的预见。”江青说：“不是我当面吹捧主席，在我们党内真正能和你相比的一个也没有。”江青一生只信服毛主席，崇拜毛主席，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决不是夫娼妇随，而是政治上的真知灼见。

    江青接着提醒毛主席：“彭德怀思想深处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听林彪同志讲，彭德怀是一九二三年带着入股的思想进入党内的，他和林彪说过：我彭德怀入了共产党的股了，下面就看共产党怎么样对待我了，对我好我就干下去，对我不好我又不是没地方去。所以彭德怀是一个要随时提防的人物。”

    毛主席不停地点头：“你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三十年代初的彭德怀也很厉害呢，他跟着王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了很长时间，还和朱德、陈毅这些人把我赶出了军队，闹得很凶呢。”

    江青指着一些材料说：“今后和他们的斗争我看也不会少了。你看，他们的这些讲话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完全是在讨好地主资产阶级。抗日胜利后，中国必然还要有一个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毛主席很欣赏江青的这句话，立刻站起来：“你说得很好，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彭德怀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的什么发明，而是从王明那里贩来的破烂货。王明一回到延安，马上从极左跑到极右，公开提出要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我讲了这话的第二天，王明和他的老婆孟庆树，还有康生、陈云和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到了延安。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马上对王明等人巴结逢迎，投其所好，都来鼓吹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彭德怀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罢了。”

    就当年的形势来看，中国共产党才在陕北刚刚扎下根，势单力薄，四面环敌，能否胜利，前途茫茫，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外部条件，特别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从苏联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共产国际的化身自居，引起党内一部分人对他崇拜，对他的话相当爱听。彭德怀就公开说过：“我们主要听王明同志的，他是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他代表斯大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反对他就是反苏反共。”

    只有政治上的知音，才能结成真正的革命伴侣，他们这么深刻远大的谈话，说明毛主席在江青心目中是神圣的导师，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是不可替代的贤内助。


第八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下）

    一九四○年前后，上海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使本来偏僻、荒凉的小城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显得活跃起来，各种思想也在革命队伍中曼延开来。

    毛主席和江青谈了许多晚上，了解这些文人的情况，研究他们的思想状况，有些不清楚的，江青就去深入调查。经过一番努力准备，毛主席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论述无产阶级文化的著作。

    江青对毛主席说：“我看这本书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论》，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论。这本书，正好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毛主席考虑再三，把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当江青誊抄这篇文章开头那几句气势磅礴的话时感到无比激动：“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江青在和毛主席议论当时文化战线的状况时，说：“周扬他们都说自己是党在白区文化工作的代表，其实，这些人都是一些文痞。他们在文化上大搞关门主义，是一伙文化宗派。真正的代表是鲁迅。”

    毛主席点点头说：“我对鲁迅是最佩服的，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利剑。”江青接过来说：“而周扬和田汉他们恰恰都是反鲁迅的先锋。”

    于是，毛主席为了粉碎党内一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政客们的企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当毛主席写到“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这几句话时，他看着江青，心里说：“这也是对你的肯定和赞扬啊！但愿你不骄不躁，永葆这种本色。”

    同时，江青还建议毛主席给文艺工作者讲一次话，她说：“主席，你应该给他们讲讲，帮助他们分清一些理论上的是非。现在一些人演的戏、唱的歌、写的文章，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也听不懂，这里就有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这支队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

    “好，你的这个意见很好，你帮我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帮我约见一些人，各种代表人物都要有。你再拟定些题目，我们一块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秘书没有白当嘛。”

    江青领会了毛主席的意思，积极按毛主席安排的去做，主动去团结各方面的人，见了周扬、夏衍那些人，也认真和他们商量文艺上的一些问题。周扬他们是最会看风使舵的，来到延安，看到毛泽东的威信如旭日东升，江青又成了他的妻子，敢不巴结逢迎。江青不管这些人狗脸猫脸的变化，大方地热情地又很有分寸地和他们谈论工作，吸纳各种不同意见，帮助毛主席了解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毛主席准备好了一份详细的讲话提纲。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延安文艺界的一百多名代表陆续地进入杨家岭的一个平房似的会议厅。许多木制的未上油漆的椅子和长凳排放在里面，挨着门口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便是主席台。当代表们差不多到齐时，江青跟在毛主席身后，一块来到会场。

    江青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短发甩在后面，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谦和地朝认识的人笑了笑，就坐在毛主席身后负责记录的位置上。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主席开始了他载入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册的讲话。他不时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和典故，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自己也随着笑起来。他没有忘记正在做会议记录的江青，是她促成了这次讲话，是她给自己整理了这份讲话提纲。她的才华横溢，与众不同，性如烈火和温柔顺从的良好结合，使他的领导工作有了得力的内助；她对问题的独到认识，谈笑自如的风格，使自己找到了红颜知己。他话锋一转，指着身后的江青说：“她是我的顾问，她在上海就演过戏，所以接触了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是革命的工作。因为那时，江青同志已是共产党员了，外人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她在各种小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就讲如何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江青同志走到前面去了。这是个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来写文章和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当着这么多的艺术家和作家，毛主席肯定和表扬了自己，江青内心很激动，但丝毫没有表现出不安和张扬，她知道，革命的路还长，毛主席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这个“内助”的担子很重很重。

    第一次座谈会后过了二十天，毛主席再次发表演讲。那些名学者、大艺术家、大作家们的听众，象一群温顺的小学生，听着毛主席讲出和江青商讨过多次的那一段话：“有人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我看未必那么正确。”毛主席微笑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这些话确实十分准确地击中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和要害，代表了江青的思想和认识。由于出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口，无人敢非议，但几个了解内情又坚持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文人，真正领教了江青的“厉害”，内心对她恨得要死。

    江青爱憎分明，政治嗅觉敏锐，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流动哨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最信赖的人。

    那是一九四三年初，当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延安盛传胡宗南要派特务打入延安进行破坏，头子就是胡公冕。这时延安的肃反立刻进入又一高潮。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

    江青看完这篇文章，立刻对毛主席说：“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有问题，他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革命，只是空谈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什么？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有那些本质特征？如何消除假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等等，这些问题不明确，只高喊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这样的提法会在党内形成混乱和误解。还是象你提出的正确区分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好。另外，少奇同志在审干运动中有些问题处理得也不太好。”

    “什么问题？”毛主席警觉地问，他对最近出现的审干和抢救活动已经有所考虑。

    江青说：“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的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妹，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经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逼得跳了井。据柯庆施在拘留室给我写来的信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和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毛主席十分惊讶，立即通知康生前来，亲自了解柯庆施的案件。

    康生说：“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和肃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主席指着江青说：“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亲自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肃反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啊。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这样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非常佩服毛主席的指示，马上去找彭真，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在毛主席的直接过问下，柯庆施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狱，就去见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双泪长流，一个劲地说：“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挽救，我也要送上黄泉之路了。”

    毛主席也激动地说：“要谢你就谢江青同志，是她发现了审干和肃反中的许多问题，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江青在我跟前的作用可是大多了，不但是生活上的助手，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助手。”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你为我们党做了一件大好事。”

    柯庆施又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在华北局拉帮结伙，包庇自首叛变分子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些先不要讲了，事情复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进一步弄清真实情况的，那时也可能就会真相大白。你先要学习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接着，毛主席根据江青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以亲自给康生等有关负责人写信的形式，来解决肃反和审干中出现的问题，专门写道：肃反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建议把这几句话在防奸杂志上刊登，以让全党知晓。

    然而，有人故意曲解毛主席信中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秋天，邓小平写了一篇《正确地开展除汉奸反特务斗争》，其中说：“我们对特务分子，也应该寄予怜惜和同情心，用高度的热忱去劝导提醒与感动他们。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特务分子和屡教不改的假坦白分子，也要采取更耐心的部署，以求最后突破的方针。可以肯定，只要耐心、方法好，没有不能突破和争取最后转变的。”

    康生拿着这篇文章给毛主席和江青看。江青看完马上说：“这是毫无原则的温情主义，歪曲了主席争取教育的本意。”

    康生说：“我们党内的这种温情主义并不能代表正确的路线，而只会给特务和变节分子以可乘之机。我有个发现，凡是主张对坏人宽恕的人，对好人和革命者反而特别狠毒，认为这些人是他们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

    毛主席如有所思地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相持阶段的延安，最容易产生各种思想倾向，若不及时发现问题，因势利导，澄清是非，清除革命队伍中的不良思潮，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大好形势，那么不光影响抗日战争的结局，而且会危害下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妻子和机要秘书，除了照顾主席的生活和身体健康，还忙于帮助毛主席整理文件和手稿。她很勤奋，每天都读很多的书籍、报刊文章及各方面的文件，获取大量信息，然后就向毛主席汇报，谈个人的看法，有时还替毛主席起草一些文章、文件，供他修改使用。

    江青发现，之所以在中央高级领导人中出现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根子还是缺乏马列主义原著的学习，从而背离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初召开的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彭德怀和邓小平竟提出“民主建政”是中心环节，要实行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忠孝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政策。江青看了这次会议简报，马上指给毛主席：“这些提法同你和党中央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把民族矛盾纳入阶级斗争学说中去指导工作的思路，把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方针，都是相对立的。还有，在抗日斗争进入紧要关头，彭德怀这位武将却在《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讲话中，宣扬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我们要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敬互爱。’你听，这是些什么话？”

    “放屁之言！”毛主席轻蔑地说：“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爱出风头，也不管是不是应该他出来讲话，老毛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他不感兴趣，就是热衷于孔孟之道，一介武夫，偏偏想搞点文的，所以就雇佣了几个屁秀才替他撰文胡说八道。”

    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彭德怀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继续宣传他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学习这篇东西的文章。

    江青看到后，急忙对毛主席说：“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鼓吹的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毛主席说：“你替我起草一个东西，批评他的那一套国民党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他的那些谬论，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相反倒可以使我们的同志麻痹大意，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像往常一样，江青写得飞快，一篇体现着毛主席意图的信送到他的面前：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去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他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寄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主席看了非常满意，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时间：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后，很不是滋味，但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老毛就是事多，咬文嚼字地找毛病。又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后来，彭德怀到延安，专门找毛主席争论这件事。毛主席不愿意和他胡搅蛮缠，浪费时间，又须给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让江青跟他说一下。

    江青说：“主席为你的讲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的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果然耍横：“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幸亏毛主席有交代，江青有了思想准备，没被彭德怀的话激怒，仍耐着性子说：“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扬长而去，指示他所领导的《新华日报》删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有关批评他错误观点的段落，并要求对有些内容进行篡改之后再予转载。邓小平看到风向不对，赶紧转舵，在毛主席批评彭德怀之后，承认了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江青认为，彭德怀他们这些武将的错误观点是有思想根源的，特别是与刘少奇这样的理论权威有关。

    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就极力宣扬孔孟之道，特别强调所谓“修养”。江青看了这本书觉得很不是滋味，就问毛主席：“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主席说：“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听说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过他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江青听主席这么说，笑了笑：“反正我看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他的报告、文章，滔滔不绝，洋洋几万字，连个‘抗日战争’和‘民族战争’都不结合，空洞地大肆地去宣扬封建圣贤的修养之道，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

    毛主席感兴趣地问：“你说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何以见得？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啊！”

    “列宁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他严格要求社会科学应当用客观态度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及其发展的条件。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层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观点。’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主义关系以后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江青说到这里时，望了一眼听得入了迷的毛主席后，接着说：“我讲的这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毛主席十分惊讶能从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妻子口中听到这么精辟的马列主义道理，须知，她既不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更没留过洋，去过列宁的故乡苏联，甚至连坐下来正儿八经地读几年书的机会都被艰难困苦的生活奔波挤掉了。她学习马列主义，完全靠阶级觉悟，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再加上个人聪慧的天资。他更加喜欢她了，也更加器重她了。他一边内心里不断地赞赏她，一边有意提醒她：“你讲的固然都对，不过应该知道，理论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才行呢。陈独秀和王明都是背马列书的专家，但是我说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只会用马列主义的一些只言片语来吓唬人。现在，我不是说你，希望你继续努力才好。”

    江青听了毛主席的鼓励和关爱，继续说：“王明他们的问题是机械地硬搬硬套马列主义词句，无论表现‘左’或右时都打着马克思的招牌。现在，彭德怀，甚至刘少奇他们，我认为，有点要用孔孟之道来篡改马列主义的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得资产阶级也能接受，成为有益无害的偶像。”

    毛主席说：“你说的只是个苗头，并且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江青欲止又言地说：“主席，您无论讲话或写文章，千万不要被一些右倾思想的人所利用。”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你看，会吗？不过，我还是感谢你的忠告，也希望你随时提醒我。”

    从此，江青和毛主席更加融为一体，毛主席的思想也体现了江青的认识，江青的不少意见也被毛主席糅合在他的著作中。同时，江青的性格和毛主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甘心于忍受压迫和受制于人，都有着强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和共同的共产主义远景计划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革命蓝图而不惜一切地、义无返顾地、执着认真地、坚韧不拔地为之奋斗，永不停息的人。他们都把革命事业作为第一生命。

    世界上有许多被人称道的伟大婚姻，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当数宋庆龄和孙中山，但比起江青与毛泽东，他们还是稍逊一筹，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婚姻，而江青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婚姻。从对丈夫的帮助而言，宋庆龄对孙中山，形式大于内容，江青对毛泽东，内容大于形式。再从时间上来说，宋庆龄和孙中山只有不足十年的光阴（1915—1925年1月），而江青与毛泽东度过了三十八年的光辉春秋（1938—1976年），时间是最好的考验，时间也是最铁面无私的见证。从1938年开始，江青忠实做好“贤内助”的革命工作，谱写着“贤内助”的辉煌。她殚思竭虑，帮助毛主席收集资料，代写电文，撰写文稿，探讨问题，发现和克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可以说，毛主席这个时期的光辉著作，不少都包含着江青的心血。她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铸就了伟大女性的地位，成为毛主席的忠诚助手和亲密战友。


第九章　重庆谈判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从一诞生，既无金钱又无势力，也就是处于经济政治的最低层，要想翻身求解放，只有斗争。一开始，是与外部的阶级敌人斗，后来，随着政党的建立，革命队伍的形成，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出现，所以共产党内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第一场使江青置身于中共上层斗争旋涡的是关于延安平剧院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

    一九四三年底，江青首先发现了《逼上梁山》这个剧目，并亲自到剧院观看了演出。她高兴地说：“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来后，作了许多的修改，使演出更加成功。可这下引起了中共中央上层主管文艺工作的权威的反感。

    胡乔木说：“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象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随后说：“我同意胡乔木和齐燕铭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了剧本，并动手进一步修改了个别地方，同时针对彭真等人的谬论说：“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毛主席亲自和江青一起到剧院看了《逼上梁山》的演出，回来高兴得睡不着觉，深夜给延安剧院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重要思想，江青随即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第二天交给了剧院领导和编剧等人。

    毛主席在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江青满以为有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这个戏剧革命将会进行下去。其实不然，彭真等人迫于毛主席的威望，口头上拥护，内心里反对，行动上拒不执行。江青还发现，刘少奇、朱德等人也支持彭真的观点，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江青思考，问题决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剧目的出现，触动了党内高层某些人的世界观，显现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的肤浅和无知，说不定他们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王国。尽管江青竭力宣传毛主席这封信，大谈“信”的重要意义，但收效甚微，甚至周扬、胡乔木、齐燕铭等反其道而行之，借批判“反历史主义”来破坏《逼上梁山》的名声，还打击、迫害《逼上梁山》的执笔人，并有计划地、有步骤地篡改、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和“信”的内容。从此，江青痛切地感到，虽然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平静，两个阶级、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异常激烈的，以前还只认为是个别人的问题，个别的偶然现象，现在感到不是那么简单了。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亦有同感地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些问题留待全国解放后再说，你现在可以多关注下这方面的情况，看看他们的发展趋势。”

    到了一九四五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陕北有兴高采烈的欢呼，更有阶级斗争的暗流在涌动。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很晚才结束，但是毛主席和江青一点睡意也没有，他们作了彻夜长谈。由于工作忙，这对夫妻白天很少有空闲，好多话只能留到晚上说。

    “中国人民整整抗战八年，终于打赢了这场战争。看来，对反动派就得打。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仍然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这个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了半辈子，看来还得继续打下去。打赢了我们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输了我就是头号战犯，弄不好还得被蒋介石审判。江青，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毛主席很亲切、很风趣地问道。

    这时，月亮已经偏西，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候，这对革命伴侣之间的谈话正在进入高潮。

    “我没有你说的那个准备，我认为我们不会输，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一定会争取到胜利。”江青兴奋而又坚定地说。

    毛主席爱抚地拍了一下江青的手说：“从长远来说，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不准备打败仗是不合格的，就不是一个好的革命家。准备输，才能够避免输的一切条件，而最后不会输。如果根本就不考虑输，恐怕最后的结果就是输，这里可有好多的辩证法呢。我们相识已经八年了，结婚也快七年了，我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了你不少，你也学会指挥战争了吧？今后你要更多地注意军事工作，要掌管我这里的军事机要，逐渐学会指挥打仗。打仗也不难，只要能调动了自己的军队和敌人的军队就行了。不知己知彼，就只有死路一条。”

    “为什么要我掌管军事情报？”

    “下一步要和老蒋打呀！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大家可是都讲和平建国呢。”

    “这是善良人的好心，也是恶人的烟幕。你说，蒋介石会把中国甘心地交给共产党吗？”

    “当然不会！”江青已经明白了丈夫的意思，使自己对当前形势有了进一步认识。

    “不但不会，蒋介石还要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消灭我们呢。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就企图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我们的力量。可惜那时候像彭德怀、朱德这些人不去分析各政治力量真实计划和打算，盲目地发动许多不应该由我们做主力的战争，不然，也许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要更强大些。如今，日本是投降了，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军事人才被蒋介石接收不少，更何况美国也不希望中国由共产党掌权搞社会主义。所以打仗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停顿了一下，满怀希望地看着江青的眼睛继续说：“你已经过了七、八年的考验，可以担当更大的责任了。让你参与军事机要和情报，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中央的意见，这是为了更好地保密，更好地对付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你看吧，新的大战很快就会展开的。”

    听了毛主席的一席话，江青眼明心亮，像整装待发的战士，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几年，江青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见他人所不见，想他人所不想。她无比强烈地挚爱着他，不光是夫妻意重，更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深，还有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自己领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这多种情感，使她整天陶醉在幸福之中。

    就在毛主席向江青发出战争预言的第二天，蒋介石却发来一封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很晚才结束。

    “润之，你可千万不能去。”焦急地等待了大半夜的江青，一见毛主席开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她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

    毛主席笑了笑：“明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把戏，但是我还要陪他玩一玩。究竟谁玩得了谁，世人将翘首望之。依我看，很可能得去一趟重庆，蒋介石在那里呆了八年，我去呆上一、两个月还是可以的。”今天，他的心情很好，话语里充满着幽默。

    江青着急了：“要去，我陪你一块去，我们生生死死也要在一起。”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我还想让你做压寨夫人呢，怎么能说死呢。我比你年纪大，要死也是我先死嘛。”接着，他转为严肃地说：“我们都不能死，经过了多年的战争，好不容易出现了胜利的曙光，怎么能死呢？我们要让敌人去死，让反动的统治阶级下台。政治说穿了，就是要研究在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你上我下的问题。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政治家，就指挥不了战争。我去你留下来，可以帮助我掌握政治、军事方面的动向，实现革命的计划。”

    对于毛主席的魄力、胆略和智慧，江青是深信不疑，但这毕竟是去闯龙潭虎穴，面对的是反复无常、一贯耍阴谋诡计的蒋介石，而重庆又是个特务横行、残杀革命志士如麻的魔窟。经过毛主席的讲说，江青从道理上通了，但还是忧心忡忡地说：“去重庆谈判，无论怎样，我看还是慎重些好。蒋介石这个人，言而无信，他要玩起鸿门宴来你怎么办？他要派刺客杀害你怎么办？他要让你交出军队、交出地盘，实际上逼你投降，你一拒绝他对你实行逮捕怎么办？还有，你离开延安，谁来代理你的职务？周恩来不愧为外交政治家，他的许多主意是很好的，可惜军事上不够火候。朱德也不行。这些年，要不是你以他们的名义发布一些命令和谈话，依靠他们的本领，可就差多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后遗症可就大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婚姻和家庭无不充满着政治。说夫妻之间不谈政治，家庭中不议论国家大事，那是不正常的，或者政见不和，无法谈拢，只保留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只有个人生活的需要；或者一方听命于另一方，不作政治上的探讨和争辩，只作奴隶和工具；或者以不谈为幌子，迎合孔孟之道的传统道德，做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江青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伴侣，他们的结合就是革命的结合，是政治见解一致基础上的婚姻。虽然江青是学生，但她也是伴侣，是同志，是战友。所以毛主席很高兴地听了江青的一番分析，板着她的肩头开了一句反映真实想法的玩笑：“知夫莫若妻，看来还是我的老婆是真疼我啊！”

    接着，他们探讨了上述问题。

    他们一起回顾了“七大”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这次大会开得很民主，江青直接参加了代表们的分组讨论。

    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彭德怀发言说：“我是不同意在党章上写‘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的，一个人的思想哪能百分之百正确呢？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还有百分之零点一不对嘛。就这，也不能全部保证革命胜利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与会者一致反驳了彭德怀形而上学的谬论，坚决要求这样写。刘少奇表现得最为积极。他激动地说：

    “我们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集体代表嘛，为什么不写？一定要写！”

    无疑地，刘少奇的说法是正确的，江青开始对刘少奇有了好感。她受毛主席的委托，为王明等人当选中央委员做了工作，同时她对大会选举刘少奇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军委第一付主席也认为是正确的，尽管这之前她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有看法，但她相信毛主席的话：“一个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搞团结，他就会被敌人所打倒。”她也相信，只要紧跟毛主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每个人都会进步的。

    所以，她从毛主席的语气中得知一定要去重庆，并由刘少奇来主持中央工作，心中稍为宽松一些。

    几天后，刘少奇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对刘少奇说：“我去重庆，中央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刘少奇说：“我会坚决按照你的意思办。”

    江青插话说：“即使主席要亲自去重庆，也需要派周恩来同志先去打前站。”

    刘少奇赶紧说：“江青同志的意见很正确，我会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

    毛主席拍了拍江青的肩头，又指着熟睡中的女儿李讷，轻松幽默地对刘少奇说：“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她母女就交给你老弟了。”

    刘少奇回答得很慷慨：“请主席放心，有我在，就有江青同志和李讷在。就是牺牲我，也会保护好她们母女俩的。”

    随后，毛主席严肃地说：“为了工作的方便，今后江青要参与军事机要的决策，这对她是一个锻炼，同时也是培养党的妇女干部。有的人搞论资排辈，有的人又以江青是我毛泽东的老婆为借口不宜参与领导工作，这都是不对的。我一直把江青当成党的干部，革命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关系。”

    “有些人是出之不可告人的目的。”刘少奇愤愤然地说：“江青同志虽然年轻，但革命的历史并不短，要说资历，也是很深的，经历过地下斗争的考验，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了坚决斗争。国民党发动派造谣污蔑江青同志，害怕毛主席的夫人参与革命的领导工作，尚可理解，我们的个别同志说三道四很不应该。我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并且江青同志从一九三八年调到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后，就参与了党的军事机要，这点，中央的同志是清楚的，也是一致同意的。”

    看到刘少奇的态度，江青的心情又宽松了一些。同时她建议毛主席作好军事部署，“只有坚强的军事后盾，和谈才能进行顺利。”江青的这个观点，毛主席非常赞赏，并且早就作了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蒋介石发来第一封电报之后，派林彪率领十万大军和五万干部奔赴东北。临行前，毛主席和林彪谈话，江青在座。

    “东北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这里既是重工业的基地，又紧靠苏联的后方。占领了这个地区，就为将来解放全中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毛主席还和往常那样，一边说着话一边度着步子，手里夹着烟卷，不时地吸上一口。“从全国的条件来说，那里的形势比其他的地区要好一些。我看，只有你才能把那里的党、政、军、民都统率起来。下一步怎么打，你要有个计划。要立足于打，非打不可。我同江青同志谈过，她已经对军事很感兴趣。”

    江青插话说：“林彪同志是位英勇善战的大将，他对您的思想是吃得最透的，他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党中央的重托。”

    林彪点点头说：“我佩服主席的决策，对主席的命令我是无条件执行的。”

    毛主席说：“自己要用脑子，这点你比其他人强得多。我准备去重庆谈判，你这个主战派是个关键，你们越是坚决主张打，打得越狠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这点，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已经讲明了。”

    蒋介石以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一着高棋，所以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短短九天内，连发三封邀请电。

    于是，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

    开完会回到家中，江青稍有担忧地对毛主席说：“我看中央里，起码有一两个人是盼望你回不来的。”

    毛主席说：“这样好，让各种思想都暴露一下，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准备一下下篇文章的布局嘛。”

    毛主席又说：“现在整个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看着我毛泽东，我不会扫他们的兴的，去就去，无非是演一场鸿门宴嘛。我要是回不来，你就演一场替夫报仇的悲剧嘛。反正我已经和他们都讲好了。”

    这番话，使江青激动得伏在毛主席胸前掉下了眼泪。毛主席的博大胸怀感染了她，她抬起头，望着丈夫的眼睛，变得异常冷静和坚强。

    在去重庆的前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江青帮助整理和校对了《通知》全文。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指示，告戒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的善心，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临行前的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谈话后，又和江青作了交代。毛主席抱着小女儿李讷，不住地亲吻她的脸蛋儿。他很庄重地说：“这是我们暂时的分别，不许掉眼泪。要显得高高兴兴，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不是我们夫妻、家庭的分别，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党是坚强的、有希望的。我走之后，一旦延安有事，你可以给重庆办事处打电报，就说你的身体不适合就可以了。如果真有病也可以来，反正随时联系就行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毛主席中午将坐飞机赴重庆谈判，江青忙碌得连早饭都没有吃。她一再叮咛跟随毛主席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说最后一句话时，江青几乎要掉下眼泪。她为了让主席穿戴整齐一些，特意从苏联驻延安的工作人员那里借了电熨斗，把主席穿的衣服，里里外外熨了一遍。毛主席连顶帽子也没有（除了军帽），她又从苏联驻中共联络站的官员那里借了一顶灰色礼帽。她再次检查了给主席带的书，因为毛主席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书。

    忙碌得筋疲力尽的江青，来不及休息一下，又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

    机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江青母女好不容易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来到毛主席跟前。

    毛主席望着江青激动中而带有忧虑的脸庞，只会意地点了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爱抚了一下，然后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小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在这极短暂而匆忙的告别中，江青忍住了眼中的泪水，心中升腾起巨大的责任感：我要做好工作，迎接毛主席胜利归来。

    江青一直等待天上的飞机消失之后才和欢送的人们一道回去。回到家中，她迫不及待地向机要电台打听毛主席的情况，特别着重询问重庆机场欢迎的情况，她担心毛主席的安危。随后，她又向各个解放区了解毛主席走后的反映，她要完成毛主席的重托，掌握军事机要。

    其实，江青的忧虑和担心不是多余的，去重庆的危险性不说，延安共产党上层也有各种思想开始暴露出来。最突出的就是刘少奇代表的和平麻痹观点。毛主席刚刚离开延安，刘少奇就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快要到来了，这是一个划时期性质的变化。”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甚至幻想到国民党政府去当官。

    江青看到和听到这些一派喜洋洋的和平舆论，非常心急。她几次找到刘少奇，反对这种“和平建设”的思想观点，要求加紧备战，迎头痛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反动派。她一再提醒：“主席的教导是英明的：你们要敢打胜仗，多打胜仗，打得胜仗愈多愈漂亮，我在重庆越安全，回来越快。千万不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大发慈悲上。”一开始，刘少奇还愿和江青商讨一些问题，后来就不耐烦了，背着江青说什么：“一个女人，管这么多干么！”

    江青看到刘少奇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把毛主席临行前的告戒，直接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其他中央领导和各解放区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革命军队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每次危难关头，都是毛主席力挽狂澜使革命得到挽救的，所以党和军队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各战场捷报频传，用力地支持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

    毛主席已经走了快一个月了，江青着急地找到刘少奇：“中央应该采取措施让主席快点回来呀？”

    刘少奇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和重庆联系了，他们说谈判工作多次出现僵局，主席一时还回不来。请你放心，一旦有事，中央会按照主席的安排采取措施的。”

    江青看到刘少奇一付官腔，不由得说了一些气愤的话。刘少奇马上说：“你不要乱说，传出去影响不好，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要注意团结，维护和平的大局。”

    江青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回去后，立即按照事先和毛主席联系的方法，向重庆发报，借口看牙病，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带着女儿李讷，飞抵重庆机场。由于一切都是秘密进行，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悄悄地住在中共重庆办事处。

    毛主席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抱着女儿，亲着她说：“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们呀，好想我的娃娃啊。”

    江青关切地打量着毛主席的面孔，见他安全无恙，才放心地说：“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定下来，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把你扣留起来，我实在不放心你呀。”

    毛主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谈判的进展，又询问延安的情况。江青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把带来的材料交给主席：“据各根据地部队报上来的材料看，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只是他们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前线，所以用谈判来为他们赢得时间。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报告，有的不便用电文发出，我亲自带过来了。”

    毛主席看完后，对她说：“你还是不要暴露身份，以免让国民党知道了采取措施，要防止他们把你们作为人质。你还是看完病就回去吧。”

    “不，我要等你这边有点结果再回。既然来了，我总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他的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也好，你再和他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起草一个文件，给苏联党和政府通报一下，让他们对谈判的过程也有个基本的了解。我这次在重庆，对国际上的一些情况也摸透了。美国并不都是帮助老蒋的，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嘛。苏联的同志们也不是一切都好，他们对蒋介石还是抱有幻想的，总希望拿出个满意的东西来。这也影响了我们党内的同志，所以刘少奇他们的表现并不奇怪，这也促使我下决心再与蒋介石周旋下去。反正我们是两种打算都准备好了，一切看老蒋的诚意吧。”

    于是，江青每天把谈判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选择那些重要内容秘密地通知给苏联政府。毛主席告诉她：“对中国的事情，不管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他们都是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他们的策略的。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我们的事，我们最有发言权，谁也代替不了我们。”

    江青默默地按照毛主席的思路，干着交给她的任务。她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里，衣着简朴，不声不响地出入，像一个在校的大专女学生，整天秘密地工作着，帮助毛主席收集信息，向外传达毛主席的意图，草拟和整理毛主席的谈判思路。由于隐蔽得好，自始至终，外人谁也不知道她的底细，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连负责监视毛主席谈判行动的军统特务头子沈醉事后也叹息：“她从没进入我们的视线。”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毛主席告诉江青：“谈判不会这样拖下去，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谈判真相及我党态度，然后通知蒋介石，我将返回延安。我估计，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扣留我，我们这一个多月在重庆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你和女儿赶紧回延安，千万不要成为我说走就走的拖累。”江青听从毛主席的安排，立即秘密地返回到延安。

    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江青既向刘少奇、朱德等人对工作安排的不当而提出批评意见，又听到盛传“蒋介石要软禁毛泽东”而忧心如焚。但她不愧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学生和战友，一方面做好最坏的准备，一旦毛主席被扣留软禁，马上携带女儿到重庆陪毛主席坐牢；一方面抓紧军事情报工作，把各种军事机要收集起来，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时多次敦促中央军委领导人，下达命令，迎头痛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江青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明白：光软禁一个毛泽东是没有用的，各根据地是铜墙铁壁，还不如同意毛泽东回延安，以赢得一些面子。尽管形势的发展不是江青一个人的作用，但无疑她的认识是正确的，她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江青终于在十月十一日盼到了自己的丈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胜利归来。

    江青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段的陕北斗争中，主要是协助毛主席做好军事机要和军事情报工作，把毛主席重庆谈判的意图，特别是“立足于打仗”的思想及时地传达给各根据地军民，为武装革命人民的战争头脑、克服和平麻痹幻想，做出了默默的贡献。同时，她从关于戏剧《逼上梁山》的争论、从毛主席去重庆之后刘少奇等人的表现，看出共产党内部路线分歧的严重，感到革命的路，今后是更长更艰巨。她的看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使她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第十章　陕北转战

    经历了重庆谈判刻骨铭心的离别，目睹了抗日战争后党内和平思想的泛滥，江青和毛主席的思想认识达到了更高境界的一致。那生离死别一般的思念，使江青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毛主席，而毛主席呢，看到江青能想自己之所想，做自己之愿做，这种革命的知音真是难求，他真正体会到了革命爱情的幸福，战斗伴侣的欢愉。

    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完全按毛主席预料的那样发展着。

    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政治谈判桌上狼狈不堪的蒋介石反动派，在军事战场上更是一败涂地。黔驴技穷，蒋介石孤注一掷，1947年开始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

    毛主席为了诱敌深入，与蒋匪军进行机动灵活的周旋，决计撤离延安。

    说实在的，江青对延安是非常有感情的。自从1937年来到延安，已有整整十个年头，这是她青春年华最辉煌的时期。在这里，她投入到党中央的怀抱，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列主义者找到了政治上的归宿。在这里，她结识了伟人毛泽东，多少个夕阳余辉中，延河边、宝塔下，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共同探讨革命的真理；多少次幸福时光里，她陶醉在毛主席宽大柔软手掌的爱抚中；又有多少个难忘的时刻，她因受到伟大领袖的赞许和夸奖而激动幸福得脸发红，眼发亮，浑身充满使不完的力量。煤油灯下，窑洞窗前，她洒下了汗水和心血，为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废寝忘食；田间地头，大生产的原野上，纺织毛线的院落里，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播种了她的希望，收获了她的喜悦。

    她怀着无限的深情对毛主席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离开延安呢？虽然从理智上说，我是明白的，但真要离开，还实在舍不得！”毛主席温和地说：“我们不是已经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了吗？你的许多分析和见解对我都有启发，怎么该走了又犹豫了呢？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啊！”江青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看来，我还是有些恋旧情结。”毛主席抽着烟，在窑洞里度着步说：“恋旧并不都是坏事，但应看哪些旧应恋，哪些旧不应恋，恋旧、重感情也应服务于革命的大目标。”

    江青品味着毛主席的话，很快收拾好了东西。这已是1947年3月18日下午，延安已是兵临城下，形势非常严峻，彭德怀更是暴跳如雷，催着毛主席赶快离开。可是毛主席还是稳如泰山，和部队负责人谈话，并不时关心地询问机关和群众撤退情况，不少人急得没办法，央求江青出面说服毛主席快走。

    实际上，江青经常做些别人不能做的工作，毛主席几乎每次都采纳了她的意见。例如，有一次毛主席批评一个高级将领，生气地说：“你到外面给我晒太阳去！”这位将领真的晒了一上午太阳，卫兵看不过意，告诉了江青，江青马上见到毛主席，提醒他他不要这样责备和惩罚同志，毛主席歉意地点了点头，说：“我一时发火，没想到他认了真，我一忙，把这事忘了，你快去安慰下他。”江青说：“我早把您的意思向他解释完了。”毛主席高兴地拍了下江青的手，又去忙了。

    但这次，江青虽然也着急，可是说了几次仍不管用，毛主席一定坚持最后离开延安，还说要看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没法，周恩来请来彭德怀。彭德怀心急火燎地命令工作人员和部队士兵快搬东西上汽车，硬是逼着毛主席坐到汽车上。事后，江青笑着对毛主席说：“彭德怀虽然思想上有不少毛病，可打仗还行，他气势很凶地逼着你上汽车，也算立了一功。”毛主席说：“这些人是能共患难不能同胜利的，也很难一块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生活一安定，工作一顺利，敌人一捧场，他们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暴露出来。”

    深夜，江青陪着毛主席，带着女儿李讷，还有两位警卫员，挤进一辆轻型吉普车，慢慢开出了他们朝夕相处住了十年的延安古城，向着大雪覆盖的荒原前进。车队在春寒料峭的黑夜中，奔驰了70 多公里，3月19日凌晨，到达转战陕北的第一站——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

    敌机盲目地在天上乱飞，不时投下炸弹和进行疯狂的扫射。为了安全，19日白天连续转移了好几个村庄，夜晚来到清涧县的高家（山佥）（险）村。毛主席坚持不打扰老百姓，就在村外的石板上睡了一夜。江青抱着才七岁的女儿，偎在毛主席身边，好歹休息到天明。江青向毛主席建议：“应该打一仗，挫挫胡宗南的锐气，不然，老是让他们追着屁股。”毛主席高兴地说：“你已经懂得军事了，很好。你记得我们撤离的路上经过一处地势险要的大川吗？你还说这是伏击的好地方。你马上拟份通知，告诉彭德怀，就在这个地方打伏击，这个地名叫青化砭。”

    于是，1947年3月25日，旗开得胜，解放军在青化砭全歼敌三十一旅，标志着进攻延安的胡宗南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北面的子长县王家坪村开会，商量下步行动。毛主席依然坚持他的意见，坚决不离开陕北，要和陕北军民并肩战斗，拖住蒋介石的最大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集团，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的压力，配合即将开始的战略反攻。不少人认为，陕北兵力单薄，非常危险，应该撤到黄河以东去。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清涧县枣林沟会议上形成妥协，把书记处一分为二，一部分过黄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一部分留在陕北。毛主席带领周恩来、任弼时，代表党中央，转战陕北，坚持斗争；刘少奇、朱德他们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过黄河。

    书记处分工后，中央机关也需要调整。当时最危险的是留在陕北，其次是去晋西北，最安全的是太行解放区。江青听了这个消息后，立即表示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继续参加最艰苦的斗争。可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子女，如邓颖超等人已全部安置到安全地区，特别是女同志，没有一个留在陕北。江青找到毛主席申述理由，表明态度，让他支持自己的意见。毛主席非常赞赏江青的坚决态度，他何尝不知道陕北的危险和艰苦，但他更愿她经受锻炼和考验，自己的亲人更应该走在革命斗争的最前面嘛，这是他的一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从工作考虑，他也不愿离开江青。她那清丽漂亮的楷体字、流畅丰富的文学功力，能够准确无误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发挥出来，变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全党的一致行动；她那些迸发着革命火花的智慧和敏捷，常常给自己以启发，使自己的思维更加明确和坚定；她那些深深的、点点滴滴的、混合着革命同志、战友、师生的浓重的夫妻情感，常常成为自己驱逐困难、烦恼的兴奋剂。在今后征途险恶的日子，他很需要这位知己陪伴在身旁。毛主席支持了江青的要求，使江青成为留在陕北、转战陕北的唯一女同志。随后他们安排自己的女儿李讷，跟随邓颖超她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的同志编为一个支队，番号是“三支队”，任弼时是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治委员，江青担任了政治助理员，而毛主席和周恩来则以“代号”相称，随支队行动。一切就绪后，这支部队就向陕北的绥德方向进发。

    33岁的江青一身戎装，头戴解放军帽，佩有红领章，打着裹腿，足蹬黑布鞋，骑在马背上，俨然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有时马匹不够，她和毛主席就同骑一匹大青马；遇到难行的路，她就和毛主席一起步行，互相搀扶；黑夜走山路有危险，她就拉着毛主席的手，与其他干部战士连成一串。泥泞的黄土路，崇山峻岭的艰难跋涉，趟着深沟浅河冰冷的水，她像男同志一样挺过来了 。有准备的担架，毛主席坚持不坐，她也坚持不坐，自始至终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旺盛斗志。

    陕北转战的艰苦日子，江青是忙碌的。她除了参加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召集的指挥员会议，作为机要秘书还需要随时参加中央领导的会议，参与起草毛主席口授的文件和命令，同时还要做好政治动员、军事宣传工作。

    4月5日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由于这里相对安全，三支队就暂时住下来。江青根据毛主席的吩咐，带领战士们到地里帮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毛主席则抓紧时间写作，研究当前斗争的实际问题。这两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春雨住了，天放晴，风和日丽，小草换了嫩装，葱绿一片，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也抽青吐翠，绽出一片片新芽。由于气候变暖，毛主席的皮肤过敏，手肿得厉害，还起了水疱，江青着急地找来黄树则大夫，敷了药膏，包扎起来。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时间比金子还宝贵，怎么能停下来不写字呢？江青于是放下其他工作，专门坐在毛主席身边，记录着毛主席的伟大思维。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由于两人都全神贯注，忘掉了时间，忘掉了空间，以致连卫士们进进出出倒了几次开水，加了几次灯油，他们都不察觉，开水凉了也来不及喝一口。山村的午夜静极了，听得见大理河（靖边县境内的一条小河）的呼吸和山风留在窗纸上的絮语，周围的山峁、沟壑、窑洞都入睡了，只有青阳岔村青阳坡上毛主席和江青的这孔窑洞还亮着灯光。一个口述着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战略的思考，一个奋笔疾书，用最准确最精道的语句写出美丽流畅的文字。当启明星最后隐去，东方现出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毛主席大手一挥，结束了他伟大思考的驰骋，江青也高兴地在稿纸上画上最后一个标点。毛主席一目十行地飞速浏览了一遍，满意地签上名字。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这篇光辉著作的诞生。

    毛主席在《通知》中，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罪恶行经，庄严宣布：“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陕北连降了几场暴雨，沟满河平，给三支队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光搭浮桥就花去了不少精力，还要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一次，搭浮桥遇到困难，江青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带领几位政工人员到村里查看。走到村头，只见一座庙宇占了很大面积，几重大门的院子里堆着一些木料。由于是庙里的财产，大家都不敢动。江青找到村干部，向他们说明当前的紧急形势，让他们跟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要破除迷信，打破不能动庙里一草一木的清规戒律。经过一番工作，群众都高兴地跑到庙里，把门卸掉，把木料抬出来，很快搭好了一座浮桥，使三支队指战员和中央首长顺利地迅速地渡了河。江青怕群众还有想法，专门找了一位帮助搭桥的老汉问：“搬运庙里的东西搭桥，大家有意见吗？”老汉爽快地回答：“首长，我们这些穷苦人现在不信神了，只信共产党、毛主席，只要毛主席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比建十座庙、烧几辈子香都可靠。”江青激动地握住老汉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心里想：“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中国的贫苦农民阶级是最革命的。”这位老汉握手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位女同志，没想到这支艰苦转战的解放军队伍里还有位女首长，惊讶得呆在那里好一会。但他更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女同志还是毛主席的战友和夫人呢！

    6月中旬，三支队经过几个雨夜急行军的转战，住进了靖边县的天赐湾。天赐湾座落在大虎高粱山的山腰，刚住下，敌兵就过来了。当时形势危急，山沟里就是大队的敌人，稍不小心就会暴露目标。毛主席沉着指挥应战，江青也同其他首长一样，深入连队协助做好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结果，敌人在沟底转了个弯，便顺沟朝别的方向走了。他们万万想不到，整天追寻的毛泽东，就歇息在自己头顶的半山腰上。

    因为天赐湾只有20来户人家，根本无法住下三支队，几位中央首长挤在两间土窑洞里，江青和毛主席住里边一个小窑洞，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挤在外间土炕上，毛主席和江青让警卫人员找些禾草铺在窑洞里的地面上挤着睡。

    刚住定，房东大嫂回来了。大嫂叫马怀芳，丈夫叫王有余，他们一家人都转移到山沟里，什么都搬走了。见自己部队的同志来了，赶忙从山沟里回来招待亲人，安上锅点着火烧水做饭。

    江青见大嫂忙碌，立即过来搭把手。她见大嫂面黄肌瘦，说话有气无力，亲切地问道：“大嫂，你是不是病了？”马怀芳把自己的病情说了一遍，江青马上报告了主席，让三支队的医生黄树则对她进行检查。经诊断，大嫂是肝炎。于是，江青带着大嫂打了针，拿了药，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并一再嘱咐她要注意休息。马怀芳非常感动，说江青是她的救命恩人，江青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穷苦人打天下，为您做这点事是应该的。”马怀芳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不顾江青的劝阻，执意返回到山里转移的地方，拿来自家的炸豆腐、糜面糕等吃的东西，让江青和毛主席吃。从此，江青和马怀芳成了好朋友，每天领着她去打针，不几天，病情就大为好转。马怀芳的丈夫王有余更加感激，每天主动地义务地为毛主席站岗放哨。后来，三支队离开天赐湾到靖边县的小河村驻扎，马怀芳专程赶来，看望毛主席和江青。

    小河村是个大村庄，三支队几百号人分散地住在老百姓家中。江青和毛主席的房东家养蚕，蚕吃桑叶的声音很大，再加上出来进去喂蚕，警卫员怕影响毛主席的休息，对房东进行了一些限制，江青和毛主席听说后很生气，批评了警卫员们的做法，使房东很感动。房东的邻居住着母女几个，丈夫参加了解放军。这母亲和大女儿俩经常帮江青和毛主席做事，江青就教她们家的孩子们识字，向她们全家宣传革命道理，还抽空到地里帮助干农活，相处得就象一家人。有时江青亲自做了饭请她们母女几个过来一块吃，她们做了好吃的也送给江青和毛主席尝尝。

    在小河村的40多天里，江青非常忙碌。她经常参加村民会议，讲解当前形势，让大家建立必胜的信心；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启发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宣传革命的光明前途，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理想。她的讲演使人们非常感动。她与群众一起忆苦思甜时，把自己从小受的苦都讲出来，与最下层的农民心灵上得到沟通、交融，讲到动情处，台上台下一片哭声。她参加土改工作，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为中央小河会议上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右倾错误提供了素材。

    小河会议是1947年7月21日至7月23日召开的，江青作为军委机要秘书参加了这次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军事将领参加，同时也有像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一些非军事领导人与会。

    小河会议之前，毛主席和江青议论过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各野战军的相互配合问题。江青说：“现在的形势显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历史进程正在加快。由于各战场形势大好，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和只看到本战区情况的各自为政的思想，主席您应该出面协调一下，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毛主席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及时，我正想和恩来、弼时商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小河会议开得很成功。陕甘宁晋绥司令员贺龙，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以及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十七、八位军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贯彻了毛主席“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明确了下一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把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正式列入时间表，同时解决了军事指挥、土改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物资和群众基础。

    小河会议之后，1947年7月31日，三支队改称九支队，秘密转移出小河村。所谓保密，只是对敌人而言，听说三支队要走，小河村的群众纷纷前来送行，把中央首长和指战员们围成一块块的，久久不肯离开。有不少妇女拉着江青的手，恋恋不舍，送出村外很远还不愿意回去，不少女孩子还向江青提出要求：“我跟你们去！”江青激动地说：“大家回去吧，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现在赶紧回家，做好坚壁清野，不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彻底消灭敌人的日子不远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八月的陕北，正是暑热天气，天上骄阳似火，地上热浪炙人，空寂的川道里像蒸笼一样，不少干部战士都热得脱掉上衣还是喘不过气来。江青作为这支队伍中的唯一女同志，更是闷热难耐，本来给她配有马匹，但她不愿特殊，执意和大家一块步行，遇到小河，就打起赤脚，涉水而过。同时她布置政工人员，抓紧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以免炎热消磨了部队的斗志。她鼓励大家：“要常想想红军长征，把眼前这点困难和雪山草地作比较，就会增加克服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她还引导战士们设想敌人的处境，提高革命意志。她说：“敌人老叫咱牵着鼻子走，人生地不熟，吃没吃的，睡没睡的，又没群众支持，越走越是死路一条，那才叫苦呢。那像咱们，处处有亲人，现在虽然吃点苦，可是换来了胜利，走出全国的彻底解放。”

    这样的行军，从8月1日离开小河村，到9月初，连续40多天，走过了靖边、子长、清涧、子洲、绥德、米脂等陕北一些县的地区，最后到达靠近黄河的佳县。一路上，时而热得像个蒸笼，时而被暴雨淋得像个落汤鸡，时而白昼，时而黑夜，时而泥泞的山川，时而崎岖的羊肠小道。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轰鸣扫射，身后、左右、甚至擦肩而过的都是敌军追击部队。

    在行军途中，毛主席亲自部署了沙家店战役，并于9月20日下午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这一仗，以雷霆万钧之势，闪电般地来到期待胜利的人们面前。仅仅几天以前，敌人还凶焰万丈，妄想一战结束陕北战争，然而现在，敌人就象摄氏寒暑表上的水银柱，突然从一百度降到零度以下，彻底垮了。而身处险境的我军，转眼间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江青亲历其景，身临其境，目睹了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参与了书写了一道道命令和指示，在许多关键时刻，关心、照顾、提醒了自己的丈夫、伟大的领袖，这一切，怎么能不使她感到无限自豪和激动万分呢！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江青和一些政工人员参加了教育俘虏兵的工作。她以翔实的材料，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向国民党俘虏讲话，把他们都感动得流泪，有的放声大哭，立即甩掉国民党兵的服装，要求参加解放军，甚至跪在地上，不答应就不起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江青和支队的同志们来到佳县的神泉堡。由于形势相对稳定，毛主席除了指挥全国的作战，可利用的空余时间相对多了，十分想多读一些书，并开始了他的英语课程的学习。于是，毛主席派江青带着几个警卫员渡过黄河，到山西后方取些书来，顺便看看女儿李讷。

    母女连心，江青见到战火中分别了半年多的女儿，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女儿李讷扑在母亲怀中，亲热地哭了起来，毕竟才是七岁的孩子啊。江青一向不溺爱女儿，是慈母也是严师。父亲毛泽东尽管十分喜爱这个女儿，但他日理万机，忙于操持军政大事，只有休息时才能逗她玩耍一下，所以教育女儿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江青的身上。江青亲切而又细心地询问了李讷生活学习的情况，决定把她带到陕北毛主席的身边，这也是她父亲的心愿。

    于是，江青携带女儿，完成了党交给的其他任务后，又渡过黄河，回到陕北佳县城关附近的吕家坪，与前来迎接她们的毛主席会合。父女“久别重逢”，很长时间沉浸在亲热之中。江青怕冷落了同来照顾李讷的保育员韩桂馨，忙把她介绍给毛主席。随后，江青一家三口住进了米脂县杨家沟的一个三孔窑洞中，同院里还住着周恩来。平时，女儿李讷由保育员带领玩耍，江青和毛主席忙各自的工作；闲暇时，李讷或者不停地向毛主席撒娇，引得毛主席一阵阵哈哈大笑，或者把母亲教唱的《打渔杀家》片断，又唱又表演地给父母和周恩来等其他首长看，赢得掌声和赞美。江青这时都站在一旁，满意地微笑着。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美满。

    在杨家沟期间，江青首先参加了土改工作，深入走访贫农，仔细调查了这个村庄的土改状况，多次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耐心听取了村干部的汇报。通过了解，江青发现这个村庄的个别干部掌握土改政策不好，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更为严重的，由于这里是老解放区，村里主要干部滋生了享乐腐化的思想，私心严重，在土改中分好地、多分地，有的到地主富农家去吃喝，甚至发展到被地主拉下水，娶地主的闺女当老婆就替地主说话，不让贫苦农民继续斗争地主，帮助地主隐匿土地、转移浮财，等等。同时，她发现土改中思想教育工作十分薄弱，她认为，土改不光是斗地主分土地，而且应该让农民从思想上翻身，要认识到分土地不是谁的恩赐，而是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土改就应该使农民明白这个道理。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这些情况，并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些不纯分子也趁机钻进党内。正如列宁说的，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物都会高喊革命，都会拼命往革命队伍里钻。又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主席，您应当重视这个问题。”毛主席故意问：“那你说怎么办？”江青爽快地回答：“应该进行一次全党整风，查查阶级出身、思想认识，严肃查处那些不符合革命要求的、作风败坏的不纯分子，把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去，进而纯洁组织，整顿思想和作风。”毛主席大手一拍：“好。你好好准备一下材料，我要写篇文章，指导全党全军的工作。”这就是毛主席日夜赶写、江青全力协助、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的光辉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这篇文章中，江青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整夜整夜地陪伴毛主席到天明。有时毛主席说，江青记；有时为了一个问题，两人反复推敲；有时因为想到一块、说了相同的意思而会心地一阵欢笑。

    江青参加了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杨家沟举行的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非常重要的“十二月会议”，毛主席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成为这次会议的纲领性文件，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了这个报告，最后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

    江青在参加会议之余，还应邀对晋绥平剧团的演出节目进行指导。《恶虎村》是演黄天霸的戏，过去把他当成英雄人物颂扬。江青说：“你们对这个戏的改编有了新意，揭露了黄天霸这个清王朝豢养的镇压人民的鹰犬的奸诈和阴险，但还不够深刻，同时还应该大力树立正面人物濮天雕、濮天虬兄弟的形象。”剧团采纳了江青的意见，在“中央十二月会议”结束那天进行了演出，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毛主席称赞说：“你们的戏改得很成功，演得也很成功。对于旧的传统戏目，就是要从大处着眼进行改革，把旧戏改造成为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新艺术。”

    1948年春，经过胡宗南几十万匪军的抢掠、糟蹋和风沙雨涝、霜冰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的陕北大地，闹起了饥荒，上百万军民陷入饿肚子的威胁。

    毛主席号召中央机关所有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帮助群众度过春荒。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吃大灶饭，和一般人员一样是一天两顿盐水煮黑豆，连豆皮都不去掉。她教育幼小的女儿：“你看贫苦农民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有时偷马料吃，咱们有豆子吃就很好了，你说是吗？”七岁的李讷点点头，懂事地说：“黑豆好吃。”江青又说：“我们是毛主席最亲近的人，一定不能搞特殊，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陕北的娃娃吃黑豆长得很壮，你也一定行。”李讷为了表示“能行”，随即向爸爸妈妈表演了一个《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造型，引得江青和毛主席都笑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江青满怀深情地离开了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跟随毛主席，东渡黄河，结束了一年来的陕北转战。

    这一年的陕北斗争，是江青一生中极为辉煌的一页。江青没有参加过万里长征，但艰苦惊险和极端困难的陕北转战，并不亚于长征，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是陕北战役中一步也没有离开毛主席、一直协助毛主席工作、时刻关心照顾毛主席生活的唯一女同志。艰险的陕北转战，使江青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勇敢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革命献身的共同理想、繁忙紧张的战争生活、恶劣的斗争环境，使江青和毛主席的革命爱情得到升华，使他们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婚姻赋予更加崭新、更加充满勃勃生气的内容。毛主席临危不惧、指挥若定、运筹于窑洞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惊天地泣鬼神的旷世才华，与劳苦大众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尚品格，时时拨动着江青的心弦，促使她更快地更健康地成熟起来。而江青的敏捷细致、蓬勃朝气、勇往直前的革命进取精神、精通马列主义著作的惊人记忆力，也不断地敲击着伟人毛泽东的心灵，使他对她更加信赖和疼爱，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工作的最得力助手、政治的最亲密战友，他为选择江青而感到幸福、满足和自豪。他们是真正的、亘古少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夫妻和政治伴侣。


第十一章　秘密使命

    一九四八年春，江青在胜利结束了陕北转战之后，跟随毛主席经历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惊心动魄的大轰炸，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一直住到一九四九年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江青夜以继日地协助毛主席做好工作，因为在这里，毛主席指挥了举世闻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写出了振聋发聩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文伟章，主持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警惕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醒世恒言，预见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反“和平演变”更加艰巨的斗争。而这一切，都包含着江青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说，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江青都和毛主席一起探讨过、研究过，在毛主席的启迪下，在共同切磋的过程中，她更加明确清晰起来，她把自己的思想溶入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江青随毛主席抵达北京，住在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江青和毛主席都是非常激动的，他们彻夜未眠，交谈着今后的革命道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做李自成。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如何搞法？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如何进行？苏联的经验是否都适合我们中国？苏联的一切是否都好？这些问题一直缭绕在我的脑海中。江青，你有什么看法？”江青望着毛主席的脸说：“我看应该到苏联去一趟进行实地考察下，把他们有益的经验拿过来，对于他们走的弯路、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好避免。”毛主席高兴地说：“你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可是，我无法脱身，派别人去，他们回来净说苏联这也好那也好，谈不出实际情况，看不出存在的问题，寻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我现在考虑派你去一趟。一是悄悄地来回，不会有大的影响，再者，也好找个理由作为托辞。你愿意吗？”江青嗔怪地说：“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只要是为了革命事业，只要是您这位大主席的安排，我说过二话吗？我想，就以看病为名，。李讷的扁桃体经常发炎，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大夫说应该尽快切除；我这两年的奔波，生活条件那么差，就我一个女人生活在你们这些大男人中间，很不方便，许多卫生都无法做到，总感到身上有些不舒服，很想看看大夫认真检查一下。你说行吗？”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江青的手说：“陕北转战真难为你啦！现在胜利了，是该好好看看病，今后的斗争我还离不开你这个亲密助手呢。只是，这一段的荣誉、掌声、鲜花你可享受不到了。”江青抽回自己的手，认真地说：“我是那种爱虚荣的人吗？”毛主席赶紧说：“好！那就这样商定了，你准备一下尽快动身，就算我毛泽东的秘密特使吧，不过不能告诉任何人。”

    于是，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坐火车到大连，再乘飞机到达莫斯科。

    其实，江青除了身负使命，也确实需要看病，所以，曾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先后四次去过苏联。江青的疾病主要是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恶劣环境的磨难，使她得了子宫癌（当时苏联的大夫让她化疗），又患有胆囊炎等症，一劳累就脸色苍白，严重时瘦弱憔悴，体重降到不足100磅。

    在苏联，江青接触了苏联当局方方面面的人物，也曾到农村、工厂参观访问。斯大林高兴地接见并宴请过她，集体农庄的农民曾和她亲切交谈，工厂的工人们也热情地接待过这位东方贵客。

    江青通过对苏联的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斯大林是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领导了卫国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苏联、乃至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人民真诚地热烈地崇拜自己的领袖。对此，斯大林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的。但他过于封闭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多，只依靠汇报做出决策。他可能接受了列宁被刺杀的教训，处处小心，保密措施十分严谨。更为严重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他和苏共领导层光强调经济建设，只陶醉在高科技的辉煌成就中，不讲不抓思想领域的斗争，出了问题就依赖武力镇压，缺乏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他对世界革命的指导与支援，往往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考虑世界格局的平衡，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苗头，他手下的人这种思想更加严重。

    在苏共中央的最高层，表面上围着斯大林转，对斯大林是百依百顺，绝对服从，可是内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江青发现，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原著并没有几个精通，只陶醉在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自我满足中。甚至有的人争权夺利，斤斤计较自己的名利和地位，把职务的升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中不少人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江青特别注意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常看一些电影、戏剧。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像他们表面上宣传的那样保持马列主义的纯洁，而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充塞了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只以电影来说，除了反法西斯斗争反映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好的影片外，而其他片子，很少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更看不出阶级斗争的精品；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也大多局限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把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与私有制的决裂、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引进的西方电影、自己拍摄的电影，其中有不少是宣传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温情思想，甚至模糊阶级阵线，反而强调阶级调和的必要性，把战争统统写成残酷的、没有人性的，制造恐怖气氛，混淆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这类影片虽然不多，但很投合一些人的口味，大有上升的势头。

    有不少时候，江青带着俄语翻译，走到田间地头，接触到集体农庄的人群。苏联的农村，有原始农村公社的基础，实行集体化比较容易，只不过沙皇时期大地主、大庄园主是农村土地的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选出了自己的当家人，而地主富农大多逃到国外，所以农村似乎没有公开的阶级敌人，表面上看农民的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淡薄。但这并不能说农村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据江青观察，这里阶级斗争还十分严重。残余的地主富农分子经常进行破坏和捣乱；集体农庄的庄员，由于缺乏思想教育，或者说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很多人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过好日子，在农庄劳动只为了获取个人更大的收入；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大都不参加劳动，有的忙于事务性工作，有的把集体的办公条件搞的很豪华，小汽车也成为负责人的专车。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弥漫着集体农庄。

    莫斯科郊区的工厂很多，大多数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很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江青在苏联，每天都能获得苏联工业战线捷报频传的好消息。江青在与苏联工人的接触中，获得了一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大多数工人都感到生活很满足，也很自豪，很少思考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大家向往幸福的明天，而明天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物质享受，很难再说出什么。问他们对工厂领导人的看法，也只是说“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多干活领导就多给奖金，比资本家强多了。”至于对工厂领导人的特权、种种不合理的享受，只有个别工人有意见，有看法，有的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他们的功劳大，有能耐，应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

    在与工厂领导者交谈中，江青发现，这些人引经据典的管理模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套上了社会主义外衣，他们拿不出符合马列主义的新东西，还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老一套，他们实行的政策、奖惩办法、思想倾向，都是要培养一个包括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在内的特权阶层，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当成阿斗，只用一些严格的制度、严厉的处罚来约束工人群众的行为，总是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精神、思想的作用，他们认为多给工人办点符合切身利益的好事就可以了，根本不想或者没有想到让工人们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

    每次从苏联回来，江青的思想都不轻松，似乎待的时间愈长，发现苏联的问题愈多。她得出结论：中国不能照搬照学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自己应该协助毛主席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道路。

    江青把自己的所见所听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毛泽东的妻子就是了不起，能看出苏联老大哥存在的问题，不简单！其实，我对苏联一直有自己的见解，从建党那天起，直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长征路上的斗争，王明的一系列表现，都有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影响的存在。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无法发展壮大，中国革命无法这么快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事实。但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苏联的支持也要一分为二，他们的错误影响也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和损失。过去是这样，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这样。他们之所以有种种不正确的观点，还是个掌握马列主义的水平问题。他们不只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其他兄弟党，不只在国际上，也会在国内出问题，我原来就是这么考虑和分析的，你的实地考察，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好好读马列的书，精通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路怎么走。”

    毛主席又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我们也住进了封建皇帝才有权居住的地方，我被有些人当成皇帝看待，你也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今后，你想做点什么工作？”江青思考了一下，严肃认真地说：“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信仰马列主义，立定志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自从跟了你，认识提高了，所以也更加坚决了。今后，我还是做个马前卒，做好你的哨兵，为我们的共同理想做一番事业。”“那好！你一不要挂什么荣誉头衔，二不要和那些资产阶级直接打交道，可以从文艺入手，就做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吧，同时多注意国际国内各种动向，收集些情报，一切有我出面处理就可以了。”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地说。

    从此，江青默默地按毛主席的要求去做。她心领神会地意识到毛主席这样安排的良苦用心。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要想不出问题，必须抓好意识形态的斗争，经济所有制的改造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弄的不好，党会变质，国会变色。所以，中国解放后，江青没有像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夫人那样忙于“社交”，忙于“和平事业”，忙于“儿童妇女工作”，而是潜心研究文化、教育、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研究文艺战线上改革问题，江青名副其实地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尖兵。这项工作，作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在世俗眼里，是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当革命胜利后，不少革命者需要的是鲜花、美酒，听的是颂歌，要的是光宗耀祖的风光，人前背后讲究的是地位、身份。惟独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讲这些，还需默默无闻地继续革命，继续“挑刺”，继续“找麻烦”，继续“讨人嫌”，一句话，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江青就是这样做的，江青的伟大也正在此处。

    1951年，江青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参加了湖北省武汉附近农村的深入土改。她带着几名土改队员，仍旧用“李进”的名字，和贫苦农民吃住生活在一起。她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出一条与苏联农村变革不同的道路。斗地主和听农民诉苦的工作必须做得既细又好，才能达到启发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的目的。农民痛哭时，江青也坐在地上一块哭泣；她尽管得了气管炎，还是参加查恶霸、起浮财、分土地的工作，并亲自把没收的财物送到贫雇农手中，把土地证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她告诉农民，这不是共产党的恩赐，也不是那个领导人的功劳，而是革命斗争胜利的结果，是夺回自己应得的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今后，应该紧跟共产党和毛主席，提高阶级觉悟，彻底挖掉穷根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她特别注意做妇女工作，教育大家开阔眼界，加强思想政治认识，抛弃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传统，做好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她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是清晰的，而且有很大的启发性。她处处以身作则，给土改工作队队员和农村干部做出了榜样，有时为了照顾她的健康，不让她一些十分艰苦的群众活动，她会生气地说：“你们这不是爱护我，而是让我脱离群众！”有时为了改善一下她的生活，在菜中多加了一些油，她也提出抗议。在湖北农村三个多月的生活快结束时，江青“不敢参加”最后的土改庆祝大会和工作队告别会，显然是因为人们已经兴奋得“近乎发狂”，他们的感激之情会使她受不了，临离开那天，农民们敲锣打鼓欢送，人们把她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好多人哭了，江青也哭了。

    江青和毛主席与苏联领导人夫妇最大的不同是永远不脱离群众，这也是江青多次秘密出使苏联后感到自豪的地方。经常去中南海访问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平静、和蔼而贤良的江青。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主席过去的警卫员翟作钧来看望老首长，江青正和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打牌（毛远新从延安时起就跟着毛主席，当时才几岁，主要由江青照看。），她马上热情地欢迎翟作钧的到来，还叫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出来问好，这下使这位老兵非常感动，他看到江青全家都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吃晚饭时，特为招待他加了几个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而又热烈，江青饭前饭后一直忙里忙外，殷勤地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完全是个贤妻良母。还有一次，1954年夏天，毛主席招待对中国解放事业有过帮助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一家。事后，张治中的女儿说：“毛伯母（江青）很有礼貌，很热情。”张家的人也都认为江青一点不摆架子，对他们很尊重，完全不象“中国第一夫人”。

    1958年盛夏，江青陪着毛主席到河南农村视察。和农民代表长谈之后，毛主席在住处招待他们，并把全家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这个是我侄儿毛远新。她是我的爱人，”毛主席指着江青，诙谐地说：“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吃饭时，江青和毛主席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人。临走时，全家五口人把农民代表送到门外，江青亲切地一再说：“再见！再见！”

    1959年夏天，中共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庐山斗争，在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时，毛主席感到筋疲力尽，所以立即把在上海的江青召唤过来。江青为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结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会后江青陪着毛主席游览了庐山的一些名胜，拍摄了很多照片，使毛主席从痛苦的党内斗争中摆脱出来。毛主席后来还在江青精选的风景照中题了不少含义深远的诗句，其中有《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此诗1963年1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公开与读者见面）和《五绝·庐山汉阳峰》“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此诗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时首次向外界披露）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深入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奇功。由于苏联的军队强调正规化、专业化，脱离生产劳动，江青从苏联回来曾经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担心，认为苏联军队会走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怕中国军队受他们的影响。毛主席鼓励她发现好的苗头及时予以报道和表彰,走自己军队建设的道路。现在，她发现这个部队的第一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两百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调查报告说：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处理好家庭方方面面的关系，也是江青苏联秘密之行的另一个附带课题。家庭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必然反映到家庭中，尤其政治家的家庭，何况按中国的传统教导，政治家为了搞好国家，首先必须管好自己的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关系如何处理，苏联的领导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学习的榜样。列宁逝世过早，他的遗孀是内外碰壁；斯大林的家庭也存在很多问题。究其原因，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传统势力的桎梏。毛主席对家庭成员的态度比较超脱。他可以跟他们玩，指导他们，放任他们，在他们身上花时间，他是把他们当作自立的个人看待的。而江青，作为家庭主妇，又是毛主席的第三个妻子，她的处境就比较困难：四周有前两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关系，还有好多或明或暗以政治监护人自居的所谓亲朋好友时时要博取权力，这样就制造了家庭内部的不少麻烦。他们可以挑拨李敏与后妈的关系，用李敏和亲妈的势力向江青施压；也可以怂恿毛岸英兄弟去批评江青，甚至这两位儿媳也成了某些人向江青进攻的王牌。江青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以表里如一的襟怀，跳出几千年私有制传统的束缚，一切用无产阶级思想为衡量的准绳，大而化之，把儿女后辈都当作革命事业接班人来对待，把全家人的思想都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上来，把大家的行动变为忠贞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表现。所以江青生前没有人能公开说她一个“不”字（除了政治陷害的谣言之外）。

    李干卿是江青同父异母的长兄，比江青大13岁。1959年有人提出李干卿曾在日伪时期干过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要进行审查，李干卿害怕，写信给江青，请她给自己说情，遭到江青的严词拒绝，并让李干卿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江青还写信告诉当地政府“李干卿的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按党的政策处理。”

    李云霞是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从小对江青最好，在江青母女孤苦无靠的时候收留了她们，并且相依为命生活了好多年。解放后，李云霞长期寡居，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1959年江青在中南海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母子，除了叙述姐妹深情，还给她们讲解了国家的大好形势，让她们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面前的困难时期，同时要求她们不能特殊，不能打着自己的名义向政府提“照顾”，也不能在中南海长住。江青严肃地说：“我跟着毛主席，是搞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为自己谋任何福利，请你们千万体谅这一点。”最后，江青拿出自己的工资让警卫战士给她们母子买了车票，又赠送了一些钱物，打发她们尽快回了山东老家。

    有人说江青和毛主席是“政治夫妻”，并以“政治夫妻”来嘲弄奚落江青，认为她得不到毛主席真正的所谓“爱情”,而这些人的所谓爱情不外乎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其实这是天大的无知。政治家的夫妻，只要是出自内心的结合，而不是出于外界因素的苟合，都应该是政治夫妻。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夫妻，那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的，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利益观、爱憎观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夫妻，那是为了无产阶级政治目的的，是由无产阶级世界观、利益观、爱憎观来决定的。江青和毛主席是在相对比较稳定的延安结的婚，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已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当然要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形成夫妻关系，也就当然是真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夫妻”。他们不像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带有青年学生的热情、冲动，也不像朱德和康克清是残酷战争中的彼此需要，他们倒像刘少奇和王光美，都是“政治夫妻”，只不过一个是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光辉结合，一个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臭味相投。毛主席曾多次向江青说：“我们俩，今后谁也离不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基础上的铮铮誓言，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爱情观,毛主席和江青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谱写了无产阶级政治的新篇章。


第十二章　新篇章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风靡全国、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篇章，而其实真正书写这个新篇章的第一篇文章，却是开展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起来,这时共产党内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就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愈来愈明朗化。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它要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带领全国人民朝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奴役的共产主义方向迅跑。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贯彻着、执行着、完善着的路线。另一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使中国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内，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建设中国，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阶下囚，过着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痛苦生活，这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顽固地执行着、变着花样表现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由于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路线中形成的严密组织系统，又由于毛主席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扑朔迷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起彼伏，有消有长，其中的猫腻，别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中下级干部也看不清、理不明，只有那些决策者，或者那些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精髓的人，或者那些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人，才知道在平静水面下的急流险滩、波涛汹涌。

    江青建国后第一个公开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随后又担任了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这在比地位、攀职务的人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可江青时时不忘毛主席的重托，时时牢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位卑未敢忘国忧”。她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是在一九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三月到五月，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于是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说：“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这下惹恼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们正想从这部电影打开缺口，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达到阶级调和、讨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不想让江青识破，于是恼羞成怒。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影片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地下党负责文艺工作的权威人物胡乔木慢条斯理地搬出后台老板：“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当即表示：“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刘少奇也听取了汇报，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三十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江青迎接这次挑战，虽然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但由于阻力太大没能成功。

    一九五一年初，江青又接受了第二次挑战，这一次是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电影《武训传》出笼了。

    《武训传》是周扬和夏衍等人组织力量拍摄的。立刻，在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称赞和歌颂的文章，有人公开提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武训的精神。武训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问江青：“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进行审查的。”江青说：“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哪！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主席说：“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看了电影后，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他们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

    文章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混乱思想的制造者并不就此罢休，在报刊上、在讲话中继续赞扬“武训精神”。周扬说：“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作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胡乔木也说：“《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江青和毛主席一看阻力这么大，一方面更加感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非常严峻，一方面准备把斗争展开，引向深入，借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毛主席愤怒地对江青说：“看到了吗？有人还想秋后算帐的。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于是，一九五一年六月，毛主席派江青参加了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调查中江青用的是“李进”的笔名，没人知道、没人了解她的情况，所以调查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当然也受到了周扬（当时的文化部长）派去的人的刁难和阻挠。尽管这样，江青克服了一切困难，不顾身上的疾病，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和间接地采访了各阶层的一百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江青告诉毛主席说：“看来问题不简单，周扬、胡乔木等人仗着刘少奇支持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派去的人处处破坏和捣乱。”毛主席说：“他们的问题慢慢解决，你先说说，当地的人们对武训和他的学校究竟看法怎样？”

    江青说：“对于武训的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县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他是否亲耳听到过，他竟然虚报年龄，说什么‘当时我已经十三、四岁，听到武训讲过’。其实，武训死时，他才不足十一岁。可是劳动人民箫振录（堂邑县箫集会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当地人嘲笑武训，给他起的绰号。——引者注）的学校穷人根本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呢？现在的学校才是真正的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点头：“看来还是不同的阶级说着不同的话啊！你们的调查结果给周扬、夏衍他们看了没有？”

    江青说：“看过了，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了，其实从骨子里是仇视我的。”

    “那就让广大人民来了解一下事实，看看到底谁是代表无产阶级，谁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毛主席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摔，站了起来。

    江青接着说：“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义学’为进身之阶、叛离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放高利贷，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年至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劳动人民面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毛主席说：“这就证实了周扬、夏衍他们所站的立场完全是地主阶级的立场，我们就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你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们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笔帐，迟早还是要算的。”

    江青从书架上找出一本鲁迅的书，指着其中的一篇说：“鲁迅对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从来就看不起，写了许多文章来批评他们。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那个水平上不肯前进！”

    “他们就没有改造，而不是没有很好地改造。”毛主席强调说。

    “你看，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病中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即表现了对主席的拥护和热爱，又痛斥了周扬他们。鲁迅针对周扬污蔑他‘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指责，严正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就像轻易诬人的周扬、在南京大演汉奸戏的田汉、阳翰笙、夏衍这四条汉子，就可以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而且重的可怕的横暴者。’这些话，至今读起来，还是非常亲切的。”

    毛主席感慨地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性格和某些做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点，或许将来的历史学家要做出很准确的结论的。”

    “周扬‘四条汉子’对鲁迅的围剿，我至今气愤难忍。”江青说：“鲁迅致一位作家的信中指出，周扬对他的围剿完全是有计划的。‘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的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一类，此种效验已经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眼前露出本相’。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文界败像，必须扫荡。’鲁迅的这些批判周扬一伙的话，我看将来也是我们的武器。”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等以后再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经毛主席和江青共同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

    这篇《调查记》最后下了结论：“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江青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这篇《调查记》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热潮。

    同年九月上旬，江青在文化部开会的时候，她当着周扬、夏衍等人的面说：“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调查报告，实际上已经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总结。你们这几个领导人必须从中吸收教训，否则，你们还会犯错误的，这次，是毛主席派我来讲这番话。”

    周扬他们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以退为进，做了表面上的检查。

    江青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常与周恩来交谈，把毛主席批评《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意见传达给他。

    有一次江青跟周恩来说：“总理，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而对其他的一些什么人的话却是奉若神明，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从历史上看，他们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周恩来点头佩服，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很深刻。他知道她所说“其他的一些人”是指刘少奇他们，但当时他不便点破，也不能点破。他是亲耳听到一些刘少奇对周扬进行支持、对江青非常反感的一些话的。

    江青告诉周恩来：“我们和周扬他们的斗争由来已久了。他们本身就是王明一伙的人，而且丝毫没有改过。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扬、胡乔木、夏衍、田汉等人在上海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鲁迅，诬蔑‘左联’搞宗派，强行解散，为讨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用救国会代替‘左联’，遭到鲁迅先生的强烈反对和严厉批评。”随即江青详细介绍这段历史。周恩来说：“鲁迅是正确的，我以前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现在看来，他们的错误思想是一贯的，必须进行批判。”至此，周恩来开始站在江青、毛主席一边，支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

    可以说，用电影《武训传》发动的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进攻，是以失败告终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周扬他们真有一点良知，是会觉悟和悔改的，但出于顽固的错误立场，他们除了灰溜溜地做了表面性的检查，而内心恨死了江青，认为江青“无事生非”，“找茬”，甚至公开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难做，难，难，难，实在是难！”以此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拉拢一起犯错误的人。殊不知，周扬等人完全颠倒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应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应该由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文化艺术的阵地，而你们背道而驰，宣传封建主义的破烂货，为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扬幡招魂，发起一次又一次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江青正是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了正当反击，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真理不是已经辩明了？！你们倒打一耙，只能说明是混蛋逻辑，是剥削阶级的理论。

    正是由于江青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发起了有力的反击，影响了广大工农兵，影响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提高了不少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增强了革命队伍中的人们战斗的勇气，才出现了一九五四年“小人物”批评“大人物”，山东大学的学生李希凡等人驳斥理论权威俞平伯的好苗头、新气象。

    长期以来，“红学”界被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把持着，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毒素来危害青少年，其代表人物就是挂有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员等多种头衔的权威人士俞平伯，其代表作品是《红楼梦简论》。一九五四年夏，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很快被江青发现了。她饶有兴味地读后，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很高兴，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把毛主席的意见告诉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等人，竟遭到他们的反对。毛主席知道后，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全文如下：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第十三章　大破大立

    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斗争到批驳俞平伯等人资产阶级唯心论引起的风波，预示着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将正式拉开序幕，而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则敲响了开幕的锣鼓。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江青敏锐地发现，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突然显著减少了，她马上告诉了毛主席：“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当时正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江青的话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给你的任务中，尤其应多注意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的动向。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方针有所变化，你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当大会的情报源源不断从好几个渠道送到毛主席的案头以后，江青首先看完这些材料，她对毛主席说：“你看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赫鲁晓夫这个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他是最拥护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说明他改变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才采取反斯大林行动的。”

    毛主席沉思了，说：“这下可好了，整个东欧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

    “这是肯定的，这几年斗争的矛盾会趁势暴发一下。国际的反苏势力会制造一些事端，国内的反共分子一定会遥相呼应，党内的右倾势力也会有所行动。”江青有些忧虑地说：“我们可要早作准备啊。”

    见毛主席没有出声，江青接着说：“尽管斯大林有一些错误，也造成过严重危害，但我们不宜在国内大反斯大林，相反地，对赫鲁晓夫这个人，倒是值得特别警惕。”

    毛主席说：“你的认识和观点很正确，我会在政治局讲这个问题，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发表我们的看法。”

    到了一九五七年初，国内开始出现一些苗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今后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局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立即响应：“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马上行动起来，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如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规定，由于受到广大干群的抵制，没能贯彻执行。

    江青把这些动态报告给毛主席：“主席，这些动向是个信号。党的‘八大’由于你的主动，他们还羽毛未丰，可能还自觉不太成熟，所以没有行动。‘九大’时可就不一定了。”

    “去年‘八大’我是以退为进。”毛主席说：“这是观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办法。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因势利导，一步一步的来。”

    于是，毛主席召集全国省、市委书记开会，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或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今年五月人大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看我们要准备打仗，把这几股歪风打下去。”

    会后，江青问毛主席：“你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右派岂不是不跳了吗？”

    “不跳他们怎活下去呢？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不可。”毛主席说：“不过，也有不跳的，隐藏很深的，甚至变着法子浑水摸鱼。你好好地看看吧。”

    从一九五七年初整风号召发出后，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期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不予反击，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分清是非，辨别鲜花和毒草，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水平，积聚左派力量，等待适当时机，实行有效反击。

    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的安排非常反感，他们的本意是“整整个人崇拜”，“破除个人迷信”，降低毛主席的作用，树立他们自己的威信。不想这样一来，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威望更高了，而受自己右倾思想影响的党内外人士纷纷跳了出来，叫革命左派抓个正着。刘少奇发泄地说：“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气氛紧张起来，似乎只有创造斗争的样子，才舒服，好象就有这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随后他真的“浑水摸鱼”，指示负责反右工作的邓小平，要多打几个右派，“法不责众”，“有机会纠正的”，“现在正在风头上”。

    江青却不管这些，认认真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及时送给毛主席参考。江青参与的整风活动，既打击了真正的右派，也发现了一些党的干部以反右派为名进行公报私仇，对提意见的群众无限上纲，有意多报右派人数等问题。她特别提到周扬：“整风一开始，他带头闹事，说：‘七、八年来的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有初春的感觉。’又说：‘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是内行。’可是后来抓右派时，他又摇身一变，表现最‘积极’，他主管的单位定了那么多右派，是他们搞得鬼，都是邓小平批示：‘同意’。主席，我看他们才是真正的右派。”

    毛主席告诫江青：“这次斗争，要有侧重点。该解决的问题很多，应有先后。这次能在经济战线急风暴雨革命之后又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很不错了。它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江青的工作，毛主席有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南海“一组”会议上专门提出表扬：“江青这个哨兵干得不错，问题和时机都抓得比较准确、及时，没有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这场斗争，我们很可能经受不住党内党外、上层下层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那样一来，我们的反击就困难得多了。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后还是要准备继续打仗呢。”

    毛主席是真真正正地把自己的夫人江青当成革命同志、当做党的干部来要求来使用的，只不过又遵循着“亲者严”的古训以及从更高标准来培养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的。

    江青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她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做好无产阶级革命哨兵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夏，江青正在上海做调查工作，收集对毛主席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各方面的意见，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决策时的参考。去年夏天，她陪着毛主席视察各地，看到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的冲天干劲，但也看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干部工作时简单粗暴，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作风，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这些她都及时详细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对毛主席分析产生问题原因时讲到的“所有制观念”印象特别深刻。毛主席指出，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过渡到比较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还得有个过程，还得有一定的条件。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个问题，导致许多地方出了严重的缺点、错误。毛主席满怀信心地向全党提出认真读书学习，提高认识，纠正偏差，彻底改正错误，以利于继续前进。这才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了“庐山会议”。

    可是会议开始不久，江青在上海就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让她马上去庐山。江青立即感到出了问题，不然毛主席不会这么急。她上山后，毛主席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又有大仗要打啦！”他让江青先看材料，看会议简报，看彭德怀等人的发言。江青看完之后，气愤极了：彭德怀怎么能这么不顾事实，夸大错误，把屎盆子扣到毛主席头上呢？！毛主席说：“先别生气，你说说彭德怀要干什么？”“要夺权，要改变党的路线，要让你休息！”江青脱口而出。毛主席吸了一口烟，点点头说：“那好，你参加会议，深入到参加开会的人群中去，听听大家的反映。”

    经过几天会议的发言辩论，江青看到大多数人都和自己一样，对彭德怀等人的言行十分愤慨，连刘少奇也揭发批判出不少彭德怀的问题。江青把情况汇总后报告给毛主席说：“这是一次党中央的路线斗争，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您的路线的。”毛主席沉思着说：“这个绝大多数也要进行分析。跟着彭德怀他们跑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件好事，彭德怀迟早是会暴露的，早比晚好。不过斗争才刚刚开始。江青呀，你的担子更重了，在中央，真懂马列的不多啊！”

    庐山会议后，江青和毛主席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接三年自然灾害的挑战，迎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污蔑和挑衅。同时，他们认为，现在更需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让无产阶级占领思想宣传阵地，不然的话，外界的困难就会压垮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牛鬼蛇神会纷纷出笼，革命的成果就会丧失，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马列主义者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迎着困难上，不被阶级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自信掌握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江青也不例外，她从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她从自己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她从二十多年与毛主席相濡以沫、孜孜不倦汲取毛泽东思想的飞快成长中，认识到真理的伟大作用。

    当悲观情绪笼罩在一部分人心头的时候，江青却独辟蹊径，要歌颂光明、歌颂工农兵、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无产阶级的伟大形象。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多次向中宣部、文化部提出自己的意见：“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应该有选择地少演旧戏，多排演新戏，让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登上舞台、占领文艺阵地。”她的这些正确意见，或者被某些“大人物”压下去，或者被当作耳旁风，因为她的地位不够高，权力不够大，甚至有的人把她的话当成笑柄，当成批评、嘲弄的对象。江青却执着认真，矢志不渝，坚决要实现把工农兵搬上舞台的目的，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为此进行了“大破大立”的艰苦工作。

    善于抓“大立”的典型。江青发现了上海搞京剧革命的好苗头，就亲自跑到上海，找市委领导谈，找编剧、导演、演员谈，从剧本的改写，舞台的设计，演员的遴选，演员的唱腔、动作，音乐的配置，她都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一一去抓。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奔波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京剧革命。终于，在一九六四年，于首都北京进行了第一次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她在演职人员座谈会上讲道：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观摩演出中，革命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还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观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其次，说说从何着手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是剧本。没有剧本，光有导演、演员，是导不出什么，也演不出什么来的。有人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是很对的。所以，一定要抓创作。

    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

    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是移植，这也好。

    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移植时，要好好分析原作，对人家的长处要肯定下来，不能改变；对人家的弱点，要加以弥补。

    ……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

    江青在这里提出了许多无产阶级文艺观点。她在1964年7月8日的讲话中又强调说：“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她还支持文艺系统的人员、院校的师生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教师、干部、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对该院修正主义党委的错误观点。江青受毛主席的委托，于十月二十五日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表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说：“你们放心，不搞清楚不下战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她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政治的一部分，提出“领导、作家艺术家、群众三结合”的革命主张，发挥了她三十年代的革新思想：演员可以怀疑导演，要允许演员和观众提意见修正剧本，破除“导演中心论”的陈规旧俗。江青不止一次地讲：“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顶着巨大压力，在1964年11月18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如何对待民族的和外国的遗产，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个问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他们都是腐朽的、反动的，他们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堕入形式主义，直到搞扭摆舞等等，民间音乐也商品化、爵士化了。

    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敢于在世界上推陈出新，标新立异，那种‘非驴非马’的说法是错误的，是谬论，它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洋老虎’、‘土老虎’都是很厉害的，我们不能受它的束缚。”

    当时的国内的阶级斗争已十分严重，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中央名义召开文艺座谈会，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会前会上会后，他们大放厥词：刘少奇说：“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文艺工作者下农村可以开大轿车去，作家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邓小平说：“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强加于人，结果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他看完《红色娘子军》发牢骚说：“工作了一星期，人们想到戏院来轻松轻松。相反，你走进戏院，看着这玩意，还是发现自己在战场上。”；彭真诬蔑京剧革命是“粗制滥造”，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穿开裆裤子”“吃手指头”的小孩。特别是对《红色娘子军》更极尽嘲笑和污蔑：“只能说是象一个襁褓中吃奶的婴儿”，是难见婆婆的“丑媳妇”，他边看《沙家浜》边说：“象一杯白开水。”（江青反唇相讥：“你只有喝了白开水，才能喝茶、喝酒，谁离开了白开水也没法活。”）；周扬则搞了“新十条”，胡说什么“哪些作品是社会主义的，是非社会主义的，很难说。”“适合社会主义需要，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今后不要再提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他还说：“如果所有的影片全表现阶级斗争也不好，大家看了会以为中国社会不安定，不稳定。”他们还封锁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歪曲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制造了不少事端。

    毛主席对江青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红嫂》、在看完《芦荡火种》后并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在1964年十月八日，毛主席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后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江青不怕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冷嘲热讽，顶着压力，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表扬，仍然一如既往，坚定自如。她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讲道：“凡是我讲过的戏，我都一道参加修改，如《红岩》、《奇袭白虎团》、《杜鹃山》、《五把钥匙》。”随后她又集中精力，成功地创造了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使毛泽东思想在芭蕾舞台上大放光芒。

    江青除了在戏剧方面大立了无产阶级思想，还抓了美术、音乐、电影方面的思想改造工作。她一九六四年冬参观美术展览时说：“油画应当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应当做到外为中用。”“不能因为学绘画艺术就不和工农兵在一起。这里有技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反映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作品在你们美术里面倒是有的，也许还不少吧？可是反映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以及和资本家作斗争的作品，这里就没有看见。应当有这样的作品，应当有鲜明的表现阶级斗争的作品，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嘛！封建地主阶级倒是臭了，资产阶级呢？恐怕还有人觉得香吧？其实，应当搞臭才是。”

    “搞臭资产阶级”，这是江青的远见卓识，是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贡献。

    江青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同音乐工作者进行了亲切交谈。她尖锐地指出：“你们学校（指音乐学院——作者注）的问题，有学校工作的问题，也有文化部的责任。现在情况复杂了，延安来的同志有的停滞不前了，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当然还有革命的。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好。”随后不久，她又对六十八部国产电影片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评价。这些评价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示出它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光辉。

    由于江青身先士卒，带领广大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冲锋陷阵，在屏幕上，在舞台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地下革命斗争的京剧《红灯记》、人民武装斗争的京剧《沙家浜》，有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剿匪斗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有反映抗美援朝的京剧《奇袭白虎团》，有表现解放后码头工人战天斗地英雄形象的京剧《海港》，有表现革命妇女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奴役不屈不挠斗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还有革命交响乐《沙家浜》。除了抓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江青从一九五一年就提出“要搞‘三大’战役”的影片，“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她指出：“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的这些提法，都强调了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她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她的关心和指导下，一些比较优秀的军事影片拍摄成功，如《南征北战》、《南海长城》、《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

    培养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新人，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江青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中，她发现了李希凡、蓝翎两位年轻人，尽管后来他们被名利缠身而落伍了，但当时却是充满了蓬勃朝气和革命造反精神；在戏曲改革中，她发现了谭元寿、于会咏等好苗子；在思想舆论战线上，她帮助支持了张春桥、姚文元、俞铭璜（写《“有鬼无害”论》的作者）等一批新的理论工作者；她还和革命元老柯庆施团结在一起，使文艺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服务而出谋划策。

    这些工作，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革新、改革，是完全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进行的。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一九四四年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又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是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从以上所引几段毛主席的教导可以看出，江青在意识形态的重要喉舌——舞台上、银幕上大树工农兵的形象，宏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产阶级主旋律，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回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的猖狂进攻。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江青的言行表明了她是“大破大立”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破”和“立”都遵循着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前进。她的大胆创造，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艺宝库。江青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已逐渐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第十四章　历史见证——文艺战线颂歌集锦

    对于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贡献，各界给予极高评价；对江青在电影、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等方面的辛勤劳动，广大革命干群发出动情的讴歌。下面选十篇一九六六年电影、京剧、交响乐、芭蕾舞等系统的大字报文章作为历史的见证。由于篇幅所限，只详录一篇，其余九篇仅列出题目。

    第一篇：乱云飞渡仍从容——向电影战线的先锋战士江青同志致敬

    建国十七年来，电影战线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及其死党周扬、夏衍、陈荒煤之流用卑鄙恶毒的手段专了政，篡了权。他们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致使电影界群魔乱舞，毒草丛生，成为他们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阵地，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从建国初期就在电影战线上向这条黑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她坚定不移地捍卫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电影事业无所畏惧的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江青同志满怀豪情地号召我们：“过去，教育文化战线上一条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我们要把它夺过来！”

    在这场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电影战线的权夺过来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电影战线上升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电影战线上，如同在戏曲战线上一样，作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贡献，为革命、为人民立了新功。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电影战线上英勇奋战的先锋战士。让我们回顾江青同志在电影战线上走过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从而激励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

    1949年，当黑暗的祖国即将逝世，黎明的曙光即在眼前的时刻，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发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并在会上指示全党：“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做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同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路明灯，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珍贵法宝。江青同志深刻地领会了毛主席的教导，极其敏锐地看到了我国的电影事业只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真正有前途。而当时迫切要解决的是由资产阶级经营的电影企业要不要收归国有的问题，这是让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还是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的问题。因此，在四月间，当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江青同志就及时地提出：为资本家所经营的电影企业应尽早收归国有。

    可是，就在当时，刘少奇到处散布“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谬论，公然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唱反调，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煽动资产阶级“必须要和工人斗争”，极其险恶地大肆叫嚣：“我们的党、政府、公营企业必须主动地去找私人资本家和他们合作”，要“依靠”“自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废除。”“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这难道不是煽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吗？！难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宣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一句话，刘少奇是反对无产阶级来夺资产阶级的权，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周扬也跟着其主子狂叫起来：“全国文化事业也不是全部由我们管”，要“鼓励私人资本家对影院的投资”。窃踞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的周扬同伙夏衍，在到职的第二天，就向上海私营昆仑电影公司老板秘告：“今后有事可找我。”接着，便借口“公私兼顾，发展生产”，利用职权大量地批贷款给上海一些私营电影公司，并到处宣扬所谓“电影创作分工论”，公然提出“上影可专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电影”。在夏衍的支持下，私营厂相继炮制了《乌鸦与麻雀》、《二百五小传》、《女大亨》等反动影片。看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么积极地贯彻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要夺资产阶级的权，周扬、夏衍之流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则支持资产阶级在垂死挣扎中利用反动影片作为舆论工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阴谋勾当。

    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不移地一再提出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电影事业的领导权。1951年，当江青同志看到周扬、夏衍在上海仍然顽固地与资本家继续炮制《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姐妹冤家》等毒草影片，紧密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向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继续发动进攻，江青同志又挺身而出，向他们严正指出：“私营公司决不能照这样搞下去！电影生产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且指出：“生产影片不比生产茶杯，电影工作者如果不改造思想，片子是搞不好的。”

    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大导演”蔡楚生听了以后，跳出来疯狂叫嚷：“为什么私营的片子只能演一星期?!用这样的办法建立国营片的威信是不公平的，可以互相竞赛嘛！”顿时，一群牛鬼蛇神都向江青同志张牙舞爪大肆反扑。

    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表示坚决支持江青同志提出的必须在电影战线上进行夺权的革命行动，并由政府采取措施，指示有关方面进行私营厂国有化的酝酿与筹备工作。在周总理、青同志坚持斗争下，终于冲破了周扬、夏衍、阳翰笙及蔡楚生之流的阻挠，将长江影业公司和昆仑影业公司等合并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对资本主义电影企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电影战线上的夺权斗争中，打了第一个胜仗，并戳穿了周扬、夏衍之流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严重斗争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并不是随着三座大山被推翻之后，就很快解决了。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在解放初期，反动影片、戏曲、歌曲、书刊被资产阶级用为向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进攻的武器。刘少奇也公然为反动文化大肆泛滥大开绿灯，胡说：“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对书报、戏剧、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宽，否则会使很多人失业。”于是，刘少奇的死党胡乔木、周扬一伙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将香港反动的永华影业公司和反动文人姚克等炮制的大毒草《清宫秘史》拿出来公开放映，一些报刊随之为它大肆吹捧。刘少奇看后更是大为赞赏，津津乐道地对胡乔木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

    毛主席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看到《清宫秘史》之后，立即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清宫秘史》是一部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影片。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用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清宫秘史》的反动本质，勇敢地投入了电影战线上这一场激烈的斗争。江青同志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提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是，大阎王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却疯狂地进行反扑，胡乔木竟厚颜无耻地捧出他的后台老板，大声叫嚷：“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妄图拿刘少奇的黑指示把江青同志的正确意见压回去，但这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获知之后，立即尖锐地批评了胡乔木。毛主席说：“这个影片明明是卖国主义的，为什么说是爱国主义的？”胡乔木理屈词穷，阳奉阴违地不得不表面上“承认”错误，被迫停映了影片，但是，暗中却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文章写成后，胡乔木还嫌“太激烈”了，干脆就扣压不发，妄图蒙混过关。

    1954年，毛主席看到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贼心不死，不仅妄想在《清宫秘史》问题上滑过去，又企图在《红楼梦》问题上打击、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于是又再次提出严重警告：“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刘少奇本来就对毛主席和江青同志通过《清宫秘史》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怀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在一次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非常恶毒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狂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还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没有学习，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如此赤裸裸地进行疯狂反扑，恰恰暴露了这个“刘克思”本身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野心家的真面目。

    毛主席又向刘少奇及其死党再次敲下警钟：“《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 。”

    毛主席尖锐的批语正中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点出了他们跟帝国主义、封建皇帝是一路货，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卖国主义的黑勾当。这一下促使他们乱了阵脚。此后，他们虽然不敢再出头露面地为《清宫秘史》唱颂歌，但却向毛主席、向全国无产阶级欠了这一笔罪债。

    江青同志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死党面前，敢于展开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任凭风多大，浪多高，坚定地按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办事，显示了江青同志忠于毛泽东思想，敢于向敌人搏战到底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

    文艺战线上爆发了第一次大斗争

    人民公敌蒋介石曾大肆吹捧武训的奴才精神是“坚苦卓绝”，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称颂武训“廉顽立儒”，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也不比他们“落后”，虽然没有公开颂扬武训，但曾对民主人士说：“我到天津的时候曾经讲过，说你这个资本家，现在有几百工人在门外等着，要到工厂做工。问题就是：‘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我要在你工厂里面做工，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这岂不是在大肆颂扬武训的奴隶主义和奴才精神、要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乞求剥削、屈膝投降吗？刘少奇这样污蔑工人阶级，比起蒋介石、汪精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异口同声颂扬“武训精神”，正是他们阶级本性的大暴露。

    周扬、夏衍之流也狂热地吹捧《武训传》“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夏衍亲笔下手帮助修改《武训传》的剧本，亲自批下贷款，催促这部反动影片早日出笼。他们妄图利用电影这个舆论工具“教育”群众，要无产阶级象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周扬看了影片后，非常满意、非常感慨地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美帝国主义也看中了这部毒草影片，花了大笔臭美金把影片买走了。可见，《武训传》是什么货色！

    毛主席发现《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广泛上映放毒之后，便由江青同志通知周扬，指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必须进行批判。江青同志还没有说到毛主席的意见，就被周扬恶狠狠地顶回来，他恶毒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周总理见周扬如此顽固地抵制对《武训传》的批判，很快就下通知，一定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以肃清流毒，并教育电影及文艺工作者。

    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了。这是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第一次大斗争。毛主席亲自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表于《人民日报》，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周扬、夏衍之流在其总后台刘少奇支持下炮制《武训传》和抵制批判《武训传》的罪恶勾当，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在全国展开大批判运动的大好形势下，周扬、夏衍之流受到沉重打击，但却不甘心失败，他们支持上海一些报刊宣扬《武训传》问题“你、我、他都有份”，故意制造混乱，为《武训传》辩护。周扬还直接跳出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胡说什么《武训传》的出笼是由于思想上的“麻痹”，是由于“事务主义的作风”造成的。

    江青同志看透了周扬之流阳奉阴违的鬼把戏，为了彻底揭开他们利用《武训传》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政治阴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亲自指导了“武训调查团”去山东调查。周扬害怕江青同志撕掉他的假面具，派了他的秘书钟惦裴进行种种阻挠和破坏。但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调查团终于冲破了种种障碍和困难，经过深入、细致、准确的调查，后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武训历史调查记》以铁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周扬见他们的罪恶勾当被戳穿了，便赶紧以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自居，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假惺惺地作了个“总结”。过后，他又趁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会之机，反转来为《武训传》批判“纠偏”，大肆叫嚣这场大批判运动发生了一些偏向，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啦，“粗暴”“武断”啦，“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啦。实质上，他是向毛主席，向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而进行尖锐斗争的江青同志实行猖狂反扑，妄图反攻倒算。

    江青同志看到文艺界在周扬之流的控制下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一次又一次出现反复，便亲自深入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向中央反映。中央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在旧中宣部一次只限少数文艺单位领导参加的小型整风会上，有人点名批判周扬，周扬生怕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大暴露，想方设法，避重就轻。更恶毒的是他对江青同志的尖锐批评怀恨在心，胡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妄图把江青同志排挤出去。但这只是周扬白日做梦。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周扬的同伙夏衍、阳翰笙都保不住，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蔡楚生、史东山都受到批判。在江青同志坚决斗争之下周扬被迫作文艺思想“检查”，但由于其总后台刘少奇在背后为他撑腰，他就妄想在政治问题上滑过去，准备再来一次大反扑。江青同志就是这样艰难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大大推动了电影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斗争

    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建国初期，党为了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周总理指示：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对剧本、制片、完成片、及发行计划和政策等提出指导意见。周扬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贯彻到电影战线上，便玩弄阴谋进行抵制。他们在电影指导委员会里除江青同志外，七拼八凑塞进了陆定一、李立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一伙反党分子，以及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江青同志虽然被这一伙牛鬼蛇神包围着，但她始终不怕“孤立”，不怕围攻，非常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行斗争。

    1950年9月8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讨论1951年故事片制片计划，胡乔木当即作了长篇报告，公然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提出“应根据人民对艺术作品的整个要求来指导创作”，“我们考虑电影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是全国老百姓的需要。”在这里胡乔木不仅大讲“全民文艺”，而且极力反对体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胡说什么“不企图以这些军事政策，战略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仍然反映了斗争。”江青同志当即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驳斥：“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一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阶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同志在会上强调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9月14日的会上，她又再次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这样一部军事片，说的国民党有优于我们的武器弹药，开始时有多于我们几倍的兵力，有大量美帝的军火物资援助，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将领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由于我们战士们的英勇，我们战胜了蒋介石，也就是战胜了美帝。”“如果本质的写出美帝侵略野心的影片和这样一部军事片配合起来，那么对于打垮美帝侵略的教育意义一定更大的。”

    在江青同志坚持斗争下，在1951年9月6日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上，通过了表现毛主席伟大军事战略思想的《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并决定：“应组织创作干部对剧本创作经验进行学习。”这两个决定，意味着江青同志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胡乔木、周扬之流推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遭遇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就在电影创作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是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文艺方向，不辞劳苦，亲自抓了和时时关心着影片《南争北战》的创作和拍摄，并获得巨大成功。影片一出来，便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慌了手脚。周扬在1953年3月电影局召开的创作干部会议上大叫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提倡“暴露黑暗”、“大胆写困难与矛盾”、“揭露社会矛盾”，大肆反对所谓“公式化”、“概念化”、“图解表现政策”。

    1952年之后，江青同志因病离开了电影界。但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伟大的战略思想的故事片《南征北战》的摄制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两军对垒，旗帜鲜明。《南征北战》上映没几个月，除了周扬，这个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憋不住跳出来大声叫喊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外，林默涵也杀气腾腾地狂叫《南征北战》“不真实”，胡说《南征北战》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完全不足为训”。陈荒煤更恶毒地进行挖苦挑疵，说“导演和演员表现缺乏真实”“放弃根据地向后撤退，造成内部思想混乱”“研究创作方法，第一条就是是否真实地描写生活”。大肆宣扬“人性论”，胡说什么“共产党员最有丰富的感情，爱自己的妻子，也爱全世界人民。共产党员也是人”。这群牛鬼蛇神狂蹦乱跳，妄图一棍子把《南征北战》打死，他们对《南征北战》的攻击和污蔑，实际上，也就是对江青同志的攻击和污蔑，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疯狂反扑，他们恨不得砍杀江青同志经过艰苦斗争和关怀而拍摄出来的影片。但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和喜爱这部影片，给予影片以很高的评价，这使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之流的恶毒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江青同志重回电影战线展开新的战斗

    毛主席在1963年、1964年先后作了关于文艺界的两次批示，严重地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毛主席针对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一次敲下了警钟，毛主席写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过后，在一次谈话中又尖锐地批评：“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主席的批评一针见血。这一年中，大批毒草影片，如《两家人》、《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桃花扇》、《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纷纷出笼。邓小平甚至公然同意让《兵临城下》作为国庆献礼片。陈伯达同志看了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部反动影片，必须批判。周扬、夏衍之流才不得不停止发行。《北国江南》公开反映后，有人登报大肆吹捧，康生同志发现后，立即指出影片必须批判。1964年8月间，周扬、夏衍之流不得已便草草写了个报告给中央，准备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作批判。毛主席见此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不但在几个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但是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竟被阎王殿扣压下来。（直到1966年4月才拿出来，可见他们怕得要死。）

    江青同志虽然身体有病，但见到文艺界、电影界问题如此严重，斗争如此尖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964年12月间旧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向阎王们尖锐地提出：《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红日》、《革命家庭》、《聂耳》、《舞台姐妹》、《两家人》、《球迷》等十部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都必须批判！批判了可以达到思想、经济双丰收。而陆定一、周扬一伙，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原定批判十部坏影片的计划否定了，只批判《林家铺子》与《不夜城》。同时，又定下学术批判的调子，不许接触政治问题。即便如此，周扬还暗中捎信给《不夜城》的炮制者柯灵，要他“不要紧张”。

    江青同志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在北京遭到抵制，便设法在1965年1月间通过上海市委，指示这些坏影片上映时不要修改，不要为坏影片遮丑，以便让它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彻底批判。周扬获知之后，极端害怕这条黑线从上海开刀因而全部暴露出来，赶紧先下手为强，伙同彭真、罗瑞卿命令把大毒草《不夜城》、《舞台姐妹》、《阿诗玛》修饰后上映。

    江青同志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企图破坏对毒草片的批判，便当面要求周扬、石西民等一定要召开“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讨论有关电影创作上的重要问题。周扬之流在江青同志接二连三发动猛烈攻势之下，步步被动，慌了手脚，为了挽回败局，他们又在背后策划，进行破坏，故意拖延开会时间。在江青同志一再催促下，他们迫不得已，又耍了个花招，叫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召集各厂摄影师去讨论过期的彩色胶片如何使用的问题，歪曲了江青同志的原意，扭转会议的方向。江青同志看出他们要捣鬼，便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周扬闻讯后惊恐异常，他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通知她，她来干什么？！”第二天，江青同志来了。周扬假惺惺地陪同前来，并请江青同志指示。江青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她只有三句话，要与会的同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江青同志还谈到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破掉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等重要问题。另外，对会议室挂的一张毛主席像提出批评，指出：这张像是抽象派画的，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建议马上将此像摘掉。

    周扬狼狈不堪，惊慌失措，不得不把原定的三天会期延长七天，并亲自出马和刘白羽一唱一和，妄图诋毁江青同志讲话的巨大影响。周扬在会上大肆歪曲江青同志提出的“标新立异”的口号，借题发挥说：“标新立异是任何阶级、时代共有的要求，有此要求，人类才能进步。”甚至胡说什么“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也是标新立异”。他处心积虑地抹煞阶级观点，混淆阶级界限，贩卖“全民文艺”“阶级调和论”，同时周扬又反对江青同志提出的破“导演中心论”，他胡说：“正因为导演在创作中是领导，所以才要听工农群众的意见。”周扬极力要保住“导演中心制”，而且还要让导演以老爷的资格“听听”工农群众的意见。由于周扬等的破坏，江青同志的指示和革命精神，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江青同志非常气愤，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亲笔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江青同志写道：“我曾建议中宣部和文化部召开一个‘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的专题会议，读了毛主席批的徐寅生的讲话，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指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同志这封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信，判处了电影界资本主义复辟的死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害怕这封信在电影界会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失掉他们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阵地。于是，使尽了反革命的伎俩进行抵制和破坏。他们严密封锁消息，不让江青同志的信与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封信转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手里，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脚踢给了旧文化部肖望东。肖望东这个刘邓的忠实走狗把信压了五个月之久，才假惺惺地让秘书写一张纸条，说什么要电影局提出个处理意见。后来，肖望东一伙又拖压了三个月，才勉强拼凑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组”，并指名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当挂名队长。调查组最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赵辛初、肖望东对此根本不闻不问，就同时集中全力炮制《北京农业大跃进》和《刘少奇访问四国》等美化刘少奇、彭真的大毒草影片，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大作舆论准备，同时又为自己独揽大权树碑立传。

    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惧怕，又这样仇视江青同志，就是因为江青同志的指示和信件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江青同志毫不畏惧，为了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地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冲破周扬、夏衍之流的阻挡和破坏，在忙于进行京剧改革的同时，深入到电影工作者当中，直接和制片厂的摄制组成员座谈，直接抓影片的拍摄工作，给同志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江青同志在1964——1965年间在百忙中带病多次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奇袭白虎团》摄制组和山东省京剧团部分同志。江青同志批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把“反帝斗争”、“血的南京路”都给削弱了。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则“突出了姚母，大讲资产阶级恋爱经，这是写中间人物的戏。”后来又指出：“电影《人民战士》很不好，凄凄惨惨，最后进关时只剩下刘兴一个人，其他人都死了！”“战争是那么残酷，那有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

    江青同志同志激励电影工作者说：“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洋教条、洋迷信。要有雄心壮志，搞出好作品来。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阶段，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有些进步的东西，在意识形态、文艺领域是腐朽透顶的，对我们没有用处，一定要奋发图强，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江青同志对电影工作者这样热情、诚恳、坦率地批评和勉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江青同志不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相信群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和群众一道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仅说得到，而且做得到。，特别是亲手抓了《南海长城》的拍摄工作，满怀信心地把这个样板电影树起来，要在电影战线上真正升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二月间，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写出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于四月十日发出文件，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这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充分肯定《纪要》。毛主席还在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这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搏斗的时刻，在《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猛烈开火。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毛主席击中要害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批发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革命大字报后，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革命群众揪出了文艺界、电影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总其后台刘少奇，把他们统统暴露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彻底破产。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攀登无产阶级革命电影的最高峰

    当代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三十年代文化战线的伟大旗手是鲁迅先生，六十年代文艺革命、电影战线上的先锋战士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捍卫和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优秀战士。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千百年来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中国戏曲、西欧芭蕾舞交响乐，经过一场深刻的革命，引向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革命航道，这是一件震撼世界的伟大创举。江青同志自建国初期在电影战线上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斗争，实质上就是电影战线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及其死党周扬、夏衍之流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虽然在垂死挣扎中屡次进行歇斯底里的疯狂反扑，但是，任凭敌人耍什么鬼花招，捣什么乱，最后必然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彻底垮台，彻底灭亡！江青同志正是在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尖锐斗争中冲杀出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革命的电影事业闯出一条攀登世界电影高峰的道路，为世界革命文艺、革命电影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革命航道前进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第三篇：革命红灯万代明——记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诞生（略）

    第四篇：无限风光在险峰——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诞生（略）

    第五篇：披荆斩棘第一人——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诞生（略）

    第六篇：风景这边独好——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海港》的诞生（略）

    第七篇：革命芭蕾舞的红旗要我们来扛——记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诞生（略）

    第八篇：《奇袭白虎团》在斗争中诞生成长（略）

    第九篇：毛泽东思想的雨露培育了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略）

    第十篇：走我们自己的路——记革命交响乐《沙家浜》（略）


第十五章　旗手与闯将

    公元一九六五年的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已由渐变进入突变，由量变转为质变。夺取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已开始形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司令部：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严格遵照《共产党宣言》的宗旨，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推进；另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共产党内顽固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垄断集团，腐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竭力恢复和维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不平等制度，穷凶极恶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党内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世间的事是复杂的，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问题就在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要说标准，也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也就是所有剥削阶级的一家，他们有他们剥削、压迫、奴役别人的标准；无产阶级一家也就是所有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一家，他们有他们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奴役、争取民主自由、实现世界大同的标准。其他的所谓标准，观其表现，究其根源，在当今社会中，也只能非此即彼。一切障眼法、迷幻术，都会在阶级分析的照妖宝镜下现出原形。

    既然泾渭分明，标准清楚，两军对垒，这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应该是一场好打的仗。其实不然，这就是自古以来的军事常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犬齿交错，跌宕起伏。何况都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号，都公开推崇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还有，所有的剥削阶级都不肯不敢不能以真实面目示人，越是人类文明发展，这一特点越突出，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表现得尤为狡猾。没有久经磨难的孙悟空式的火眼金睛，是无法识别其真伪的。

    应该说，一九六五年的江青已具备了一付火眼金睛。她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手，也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陷阵的先锋和闯将。

    由于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又不敢公开反对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总是隐蔽的、曲折的、若明若暗的、变着花样的、时而缓慢时而激烈的、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进行。他们的武器就是修正主义，也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篡改和修正。他们有丰厚的土壤，那就是几千年的私有制残余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及私有观念。他们的队伍是一帮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知识精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一帮老奸巨滑、有着丰富的反革命经验的亡命之徒。而且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有大量的迷茫的人群可供他们争取和驱使利用。更重要的是，有手握大权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做他们的大大小小的司令官。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江青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严阵以待。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了几个漂亮仗，在批判各种各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开展反右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城乡“四清”运动，全面开展了京剧改革、树立了革命样板戏，等等，造出了革命的舆论，清除一些“外围据点”。然后，江青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开始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夺权阴谋发起进攻，戳穿他们在党中央实施篡权的诡计，这就是展开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北京市付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放出的一颗试探性的政治气球，是为已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鸣冤叫屈、妄想东山再起的大毒草。这株大毒草一出笼，一些资产阶级文人马上响应，如康濯写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陈翔鹤写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等等，为被“贬”的党内走资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为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右大唱“挽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猖狂进攻，本来想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方法解决，例如象40年代的延安整风那样，所以在1964年开展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又在1964年底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将包括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付市长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在内的三十九个材料发到县级单位进行批判，等等。但是，这些都没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他们不但不批判，反而压制革命派的批判。

    于是，江青立即着手组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一心要打开批判的缺口，给资产阶级司令部重重的一击。当时之所以选择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海瑞罢官》题材的本身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险恶用心。它叙述了明朝大臣海瑞与嘉靖皇帝的斗争，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引申为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与毛主席的斗争，这种附会很容易被人们接受，把彭德怀比喻成刚直不阿的海瑞，既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又贬低了毛主席的威信，达到了他们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诬陷“毛主席应对大跃进出现问题负责”而没能实现的目的。二是《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宠儿，他既得到彭真的保护，又受到邓小平的偏爱，是邓小平知心的牌友。吴晗的历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文人的个人发家史，他也曾奋斗过，苦闷过，那是因为不得志，没遇到明主。当受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重用后，他就如鱼得水，一心要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中国共产党，协助他的主子完成复辟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的宏图伟业。所以，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意义重大，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高明的一着棋，十分象毛主席在革命军事战争上经常使用的敲山震虎的策略。

    江青本来想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所以就先找到了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小人物”李希凡。这时的李希凡已不是当年的“小人物”，正步入仕途，青云直上，熟稔了官场的关系学。虽然要不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发现与支持，李希凡可能到现在还默默无闻，甚至会被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当知道是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心里开始权衡利弊得失。这出戏他也看过，而且知道北京的头面人物都对此戏有过评论，北京的重要报刊也发了不少消息。众口一词，都在赞美戏演得好，都在佩服海瑞精神，只是私下里的议论，又大多数都认为这出戏必有所指，也都对这出戏的来头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去批《海瑞罢官》不是虎口拔牙么？风险太大了！李希凡缩了回去。

    不得已，江青来到上海。上海是京剧革命的基地，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坐镇，很容易就组织了批判班子，其主要成员是张春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姚文元（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最后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

    这项工作必须保密。因为触及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罢官问题，也就是夺权问题，肯定会被心怀鬼胎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千方百计捣乱破坏；又因为“拔了萝卜带出泥”，一旦打开缺口，资产阶级司令部会暴露，党内走资派会被株连，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资产阶级司令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扼杀这项工作，而且参与批判的积极分子要遭到严重迫害。保密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调配”。另一方面“却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保密也是为了提高批判文章的质量，叫敌人抓不住把柄，以利于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第十稿经毛主席审阅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上正式发表。

    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象一枚重型炮弹，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地上轰然爆炸，革命阵营的人民拍手称快，不明真相的人们也感到问题的严重，而党内走资派则吓得心惊胆战，气恼成怒。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首先跳了出来，歇斯底里地叫喊：“要顶住！”他们拼命封锁这篇文章的消息，命令所把持的报刊电台“不准转载这篇文章”，“不准广播这篇文章的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有利条件、强大保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江青参加的这场战争就是如此。既然党内走资派还奉毛泽东主席为领袖，既然以党内走资派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接受毛主席的领导，那么，毛主席的出面，就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不得不收敛三分。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宣传上受阻、威力发挥不出来的时候，毛主席下令：“出小册子发行！”当小册子也进不了北京这个独立王国时，毛主席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大管家——周恩来总理，要他出面干预。这下，资产阶级司令部才乱了阵脚，迫不得已进行撤退。于是，1965年12月，全国的宣传机构如出笼的鸟、脱缰的马，欢喜雀跃，热烈奔腾，迅速掀起了声讨《海瑞罢官》、愤怒批判吴晗的高潮。

    江青知道，这只是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战斗才刚刚开始，敌人一定会变着花样进行顽抗。果然，1965年12月12日，彭真手下的干将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掩盖这场斗争的实质，妄图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到“道德继承”问题的邪路上去；12月1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当面为吴晗撑腰打气；12月29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面人物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付部长）亲自出马写文章，署名“方求”，要让这场批判斗争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12月31日，彭真又下达命令，让他的手下一齐出动，混战一场。

    无产阶级司令部看到资产阶级司令部要狗急跳墙，就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法，充分调动敌人的兵力，运用“围而不歼”的战术，并且“环绕此周围，另辟他战场”。

    江青担任“另辟战场”的任务就是去抓部队的文艺工作，仍然选择的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文学艺术——作为突破口，所以才有了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见附录）

    这篇《纪要》意义重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为把《纪要》印发全党，写下了高度赞许的批语：“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通篇《纪要》贯穿着江青的思想，是江青人生道路的里程碑，是江青政治生活的宣言书,是江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满意的一份答卷。《纪要》的第一部分简述了座谈会召开的概况，第三部分是结束语，主要内容在第二部分。

    《纪要》的第二部分共阐述了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结建国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所存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文艺黑线作了透彻的分析比较，痛斥了文艺黑线的种种谬论，郑重指出：“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指《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引者注）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者注）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并号召大家：“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第二个问题是参加座谈会人员，乃至党中央毛主席、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全国人民对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艺战线“大破大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的充分肯定，从而奠定了江青“伟大旗手”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对军队文艺工作现状的分析，说明军队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第四个问题要求：“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第五个问题是从理论上讲清楚当前两个司令部文艺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源和中外阶级斗争的影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让无产阶级牢牢占领文艺阵地。

    第六个问题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文艺革命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第七个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使资产阶级文艺谬论没有藏身之地。

    第八个问题是把中国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系起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第九个问题是提倡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对如何写战争、如何写生活、如何写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第十是有关重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问题，对新老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指出：“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要求大家：“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

    有人说，《纪要》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的，说江青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发起进攻的闯将，这是很有道理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政治嗅觉也十分灵敏，他们预感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使自己陷入灭顶之灾，于是千方百计打探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特别注意江青的行踪。为了探听消息，彭真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2月初，多次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毫不留情地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文化部门要问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彭真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挂帅人物还不甘心，背后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时，他得知江青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消息后，马上在北京于2月3日开始炮制《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并急匆匆于2月7日完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后台刘少奇、邓小平立即批发同意，在2月12日迫不及待地发到全国各地。

    比较《纪要》和《二月提纲》，就可以看出，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最突出的就是：一个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都清楚两个司令部所推行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另一个则声嘶力竭地捂盖子，生怕暴露出他们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别有用心地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问题引向学术讨论的歧途，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惯用的手法。

    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机立断：不能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扰乱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的方向，必须立即向其挂帅人物开火，必须把他们的反动纲领《二月提纲》昭示天下、批深批透批臭。这下慌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后台的手脚，他们不得不忍痛“斩马谡”，演了一场“舍帅保主”的悲苦戏。

    于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相继抛了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进行假投降，迫不得已在声讨资产阶级司令部罪恶的《“五·一六”通知》上签了字。

    作为“旗手”和“闯将”的江青理所当然地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参与了《“五·一六”通知》这个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付组长。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写作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重要文章，以“高炬”的笔名在《解放军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下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丑恶面目,让人们认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刘、邓反动路线（没提刘、邓的名字——引者注）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质，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时的江青,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用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

    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位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已感到必须进行拼死一搏，才能挽救最后的失败。他们研究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战术，研究分析了毛主席的所思所想，一致认为“硬抗”是不行的，象彭真那样只能加速灭亡，只有顺着毛主席、揣摩毛主席的心思、接过革命的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最有效。他们看到，《“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全国一片欢腾：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学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首先树立起“红卫兵”的大旗，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人民日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够了，这样乱下去，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要全军覆没么？！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准备抛出他们在“四清”运动中使用过的毒招——派工作组，去进行“灭革命之火”、转移斗争大方向、搞一番形“左”实右的反革命工作。他们首先进行火力侦察——先由北京市委在六月三日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看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映，进行试探。结果，无产阶级司令部按兵不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从六月五日，从北京到全国逐渐铺开，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文教系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随后又向工矿企事业单位也派出工作组。

    这些“刘、邓工作组”是镇压革命烈火的灭火器，是扼杀革命新生力量的刽子手，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扑的急先锋，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掷向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罪恶的炸弹，他们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网打尽、全部消灭。在短短五十多天里，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群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等等，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团籍，被投进监狱。

    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是静观其变，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因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隐蔽得很深，狡猾多端，不如此实在无法使他们充分暴露出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前的说服教育、整风运动都不见成效，就是例证。再说，人是发展变化的，不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很难识别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可能今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天又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如此。

    江青自从参加制定《“五·一六”通知》之后，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见毛主席。五月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还出席了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以后军队电影工作的指导性原则。随后来到上海，与张春桥等人共同替中央文化部（文化部已由中央文革小组代管）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研究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六月二十九日给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毛主席七月八日有近两千字的著名长信回复——见附录。此信江青建议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毛主席同意，后来应林彪和叶群的要求，又在江青、叶群、戚本禹的监督下把原件烧掉。）。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总攻击的号角吹响。七月十六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并发出鼓舞人心的召唤：“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十九日就给了刘少奇当头一击：“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江青是七月二十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她见到毛主席，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分别已经一个多月，要在平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这是瞬息万变的急风暴雨的时刻，每一分钟都会发生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江青望着毛主席满面红光的脸，只见他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根本不象七十三岁的老人，倒象一个充满活力、正在征服大自然的年轻学者，又象一个成竹在胸、只待决战到来的中年统帅。毛主席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江青，我已经给那一位（指刘少奇——引者注）摊牌了，当面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看他自觉不自觉。”江青不无忧虑地说：“主席，人们正在议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公开化呢。”毛主席说；“两个司令部的说法，不是人为的，也是掩饰不了的。本来是一家，都应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共产党嘛，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可是有人不搞了，反而去破坏，不光自己阻挠革命前进，还拉帮结伙、招降纳叛，硬要分裂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硬要去当后台老板，妄想取而代之。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必然反映，只要阶级存在一天，党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一贯的立场是与人为善，不问哪个山头的，要搞五湖四海，但是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继续革命。可以辩论、争吵、教育、等待，甚至当面骂我、反对我，但不能背后捣鬼，搞阴谋诡计，把革命拉向后退。”江青说：“从这几个月的发展看出，形势很复杂，你七月八日给我的信，更敲响了警钟。我们真的会被打得‘粉碎’吗？”显然，她还沉浸在回忆毛主席复信所谓的“黑话”中。毛主席进一步开导她：“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马列主义者应勇于斗争，敢于面对失败,失败了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从头再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让全国人民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得到教训。既然是认真的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演习，就得准备充分，有我们自己的战略部署。人都是会变的，左派、右派、中间派，都会在运动中发生变化。为了掌握情况，你和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应该尽快下去，深入群众，获得真知，才有发言权。”江青脸上绽出了笑容：“我原先挺乐观，叫你这封信把我吓得高兴不起来了，看来还是走群众路线不够。明后天我就到北大去看大字报。”毛主席说：“很好。我告诉恩来，让他尽快给你们安排。”

    于是，七月二十二日，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二十三日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当北大师生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时，江青也高呼“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些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正确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还一再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永远站在革命派一边。”最后江青诚恳地说：“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七月二十四日，江青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了解情况,并支持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二十六日晚，江青参加了北京大学批判“刘、邓工作组”的万人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她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碰头磋商研究后，立即在大会上当众宣布撤消北大工作组，让革命师生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江青从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参加了声讨并宣布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参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表演。刘少奇在八月一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一天，心情十分紧张。他伸长耳朵听着毛主席在讲什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以免让别人看出来，心里祈祷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躲过这一关。当让他讲话时，他一心为自己辩解，把自己打扮成一付受委屈的样子，暗含着反扑：“同志们，主席在会议前的重要讲话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形成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条件。”

    在八月二、三日下午的大会上，由于一开始没分清路线是非，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纷纷作了检查，与政策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划清了界线，只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硬分子继续负隅顽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就是突出的一个。刘澜涛是刘少奇一手提拔重用的，他1936年8月30日在《华北日报》上伙同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受刘少奇的指使，登出《反共启事》，声称：“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投降变节出狱后，刘少奇马上安排他担任重要工作，在“八大”上又被拉进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刘澜涛表现非常恶劣，当毛主席责问他对所犯错误“通了没有”时，他竟说：“我至今认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毛主席严厉地批评教育道：“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现在又轮到你们，还说没错！”刘澜涛灰溜溜地挨到会议结束，立即跑去中南海福禄居找刘少奇汇报。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吓得要命，生怕别人看见，“我的天，”王光美叫道：“你怎么这个时候又来了呢？”

    在讨论即将在会议上通过的《十六条》时，江青他们主张把“叛徒、特务”与“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作为集中力量“打击、孤立”的对象时，被邓小平调到中央的陶铸（当时也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立即跳出来反对，并向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通风报信，特别告诉他们：“左派们要抓薄一波他们的叛徒问题，请多关注。”刘少奇指示陶铸，要“坚决顶住，不能让他们乱来，”“最好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也作些技术性处理。”

    在会议期间，刘少奇还第一次向邓小平表明了心迹：“我觉得，他（指毛主席——引者注）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插嘴说：“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邓小平显得比较轻松：“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毛主席针锋相对，又搞了“突然袭击”，八月五日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这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窃据了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负责人一起，陪同毛主席，接见全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千一百万人次，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大军，书写了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创举。她支持了革命大串联，让革命人民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洒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白山黑水到椰子丛林，祖国大地无处不响起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呐喊。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她将迎来播种者收获的喜悦、革命者胜利的欢快。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起彼伏，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像红色海洋波浪翻腾。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帅的文艺大军，大会的召开，要检阅革命的文艺队伍，总结前段的革命成果，发出新的战斗号令。这次大会，有人说，是江青作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也并不过分。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和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满怀激情地来到主席台上。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称颂了江青的伟大贡献，他说：“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强调：“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这次大会虽然是“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但也是针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周恩来的讲话就精辟地阐述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目的和方法的认识理解。他说：“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大大影响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更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展开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灭资兴无的伟大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的、亿万群众自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江青在大会讲话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是“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并能结合首都的实际：“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坚决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第一个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江青讲道：“必须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经过群众的充分批判，如果他们真正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如果……真正努力改过自新，走上党的正确道路上来，他们还有可能争取作为好的干部。”她还讲道：“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

    江青对于人们颂扬自己，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她说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个认识过程；对派工作组的严重错误，“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看到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她给自己下了保证：“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从中可以看出，江青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之后，江青声望鹊起，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手拿毛主席语录、身穿军装，和文艺战士及革命小将在一起，有工农兵的戏剧形象，有迎风招展的漫天红旗，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她。当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闯将，江青是当之无愧的，但与无产阶级政治家还有些差距。从这次大会的发言，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江青与周恩来，只能一个是革命家，一个是政治家，这是十分鲜明的对比。


第十六章　战斗在钓鱼台

    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付组长的职务之后不久，江青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只是坚持每星期至少两次去中南海见毛主席。

    面对着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毛主席和江青考虑得很多很多。

    毛主席对江青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现在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中要做的第二件大事。你跟随我东征西战，吃了不少苦，受了那么多的罪，总算完成了赶走日本、打败蒋介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你和我一样，是不愿意不能够去自己享清福的，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这可就更难了。”毛主席猛抽了几口烟，停顿了好长时间。江青知道他要有重大的决定跟自己谈，于是说：“润之，我们这一生是彻底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你有什么想法？我听你的。”毛主席狠了狠心，接着说：“你必须和我分开来住，时髦的话叫‘分居’。夫妻分居有各种原因，大多是感情不和，而我们恰恰相反，是思想感情太一致了，情感太亲密了，要完成的革命事业又太密切重大了，所以不得不必须分开来住，这样才有利于我放手去做第二件大事。”江青怔了一下，尽管她对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已经考虑得很多，但还没有想到必须和毛主席“分居”的问题，甚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要知道他们可是相濡以沫三十年的恩爱夫妻啊！毛主席循循善诱地开导她：“你想，你将要担任极其重要的直接领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在中央机构参与决策，需要独当一面，我们整天在一起有利吗？你再想，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要有杀头、坐牢、离婚的准备，不分居能行吗？”江青还是不情愿地说：“这些道理你一说我都懂，目前的形势我也看得很清楚，但我最担心你的身体，不能朝夕相处在你身边照顾，我实在不放心。”毛主席爽朗地说：“这你大可放心，我的自我感觉还好，能吃能睡，我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你那套保健法我也不能都照办，再说，中央已安排得很周到，何须我们个人挂心？倒是你应该多注意，身体一直不太好，千万不要累坏了，不要象个拼命三郎一样。我是既离不开你也舍不得你呢！”江青被毛主席的话感动得快要流泪了，毛主席安慰地说：“这只是工作的需要，你住到钓鱼台，随时可以回来，我们还是在一起的，这不是更有益吗？”

    对于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跟子女们都打了招呼。李讷大学毕业后分到《解放军报》，吃住在报社里，她是父母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决拥护者；李敏，从小跟着江青长大，本来关系很好，自从江青参与了解放后几次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触动了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利益，惹恼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李敏就成了他们挑拨拉拢的对象，与后母江青的关系已不那么融洽了；毛岸青仍住在医院，媳妇邵华也加入了反对江青参与政治斗争的行列，有时甚至站在江青的对立面；只有侄儿毛远新与江青感情深厚，像母子一样亲近，完全接受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立场、观点、认识，与江青一致，当听说伯母要搬到钓鱼台去住，将要担任重要的革命领导工作时，从心里高兴、支持，认为这是伯父伯母处理家庭关系与革命工作的英明决策。

    绿树浓荫掩映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因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一九五八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五十年代末开始，讨伐现代修正主义的写作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些载入共产主义史册的、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雄文，就是在这里脱稿，然后经毛主席亲自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后发出去的。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了几座办公楼。

    江青住的11号楼，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心脏，一些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文件在这里制定。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大多都有自己的家庭或住处可去，只有江青全天候地在这里工作和战斗；同时，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是毛主席的妻子，能直接聆听伟大领袖的指示，所以大家也乐意到江青的住处聚集，商讨问题；再加上江青坦率真诚、热情好客，始终保持朴素谦恭的本色，正如她对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所说：“你们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召之即来。我愿意和你们永远战斗在一起。”这是江青的真心话，但做到并不容易。由于阶级斗争复杂，钓鱼台也和中央其他机关一样，戒备森严，必须事先得到允许才能进入，虽然江青一再要求警卫人员不要阻挡她的客人，但有时也难以做到。更何况，江青日夜在忙，看大量的材料，随时要给毛主席、党中央提供决策意见，天天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碰头研究情况，分析斗争形势，从而指导当前的运动，时间实在是不够用的，革命群众要求经常和她见面，她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江青已经快五十三周岁了，日夜的操劳和疾病的折磨，已损害了她不少健康。但她属于那种永远保持革命朝气、干起革命工作就不要命的人，一投入革命斗争，她就容光焕发、精神百倍。她白皙的脸上泛着红光，极富情感的神色，让人一接触就感到亲切，受到鼓舞，获得力量；乌黑的眼睛戴着一付近视镜，目光炯炯有神，再加上满头好发，浓密乌亮，平常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完全不象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倒似一位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将军。她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壁上挂着毛主席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一进去，就让人自然亲切，无拘无束。但她的革命思想，革命作风，革命精神，又使简陋的办公室永远充满了热情和活力。

    历史的车轮已转过了不平凡的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相继垮台，钻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两面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揪了出来。神州大地万马奔腾，“打倒刘、邓、陶”的呼声响彻云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搅得天地翻覆、人仰马翻。

    中国向何处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一步如何发展？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带领广大坚定的革命左派，正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条不紊地、紧张激烈地、艰难曲折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战役。

    江青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马上告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领导人，并立即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汇报。

    毛主席正兴致勃勃地大声念《文汇报》1月6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中的话：“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主席啊，上海的报告你看到了吧？”

    江青为了报告好消息，顾不得以往的习惯，一进来便打断了毛主席的情绪，把几份文件高兴地摆在他面前。往常，江青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毛主席不喜欢。但这一次他（她）们都例外了。毛主席仍饶有兴趣地指着《文汇报》说：“你看这篇社论，给造反派下了恰当的定义。我看你就是革命造反派的一大领袖。”“你这么讲，我可是不胜荣幸之至了。”江青亲昵地回答。

    毛主席直起腰，从椅子里站起来：“还是春桥、文元有气魄。他们一下子就把工人阶级抓住了，这支队伍抓得好。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发起，工人运动诞生在上海，这都是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央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他们。”

    于是，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毛主席口授的编者按；1月10日，毛主席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和《紧急通告》后，立即批示：“此件很好。请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请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席批示以后，又亲自给江青打电话，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现在形势大好，要乘胜追击，不给党内走资派留下喘息的机会。”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二十多个与会者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有的对当前的运动不理解，对眼前发生的状况惴惴不安；有的听说革命造反派要夺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的权，满心都是牢骚；更有一直支持刘邓路线、竭力维护官僚垄断集团既得利益的人，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只有几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兴高采烈，对上海出现的这么声势浩大的壮举感到欢欣鼓舞。

    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首先发难：“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关系特别亲密，谭震林一心要保他。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谭震林是步步紧逼。

    “这要看具体内容。”陈伯达说：“目前的上海市委还在继续工作嘛。”

    周恩来很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谭震林仍不依不饶。

    周恩来生气地说：“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说：“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杀，但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是共产党内既得利益集团顽固维护者，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这个人一贯忽左忽右，一切以小集团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当年刮共产风、浮夸风他是最大的罪魁，1958年，就是他把山东小麦150亿斤的指标一下子提到400亿斤，他给山东的干部出主意，强迫农民加班加点地干活，大搞男女分居，并村拆房。他跟那些搞浮夸的干部说：“如果计划没完成，你那个小麦还是200斤，那么你明年非得再种不可，搞好这个工作的关键，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只要是白旗就要给他拔掉，斗争、批判要从严，处理可以宽一些，有的开除党籍，有的降级降职，斗争一定要从严。这件事对山东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不搞这一条，你怎么能搞三千斤、五千斤、一万斤呢？不能的。”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以后他又转到刘邓路线一边，积极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分管的农林口制定文件，打倒一切，火烧司局长以上所有干部，甚至提出“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也要烧！”现在面临着夺权斗争，他受一些人怂恿，跳起来打头阵。

    谭震林听了江青的话，反而更来劲了：“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并没有生气，心平气和地说：“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已变得蛮不讲理。

    江青耐着性子解释：“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刀真枪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明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要蹦起来，还想闹下去，这时工作人员报告“毛主席来了。”他才不敢吱声。

    毛主席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好，好。”又问大家：“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人员大多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江青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群众发动起来了，上海特别是工人阶级搞起来了，必然要面临着政权问题。如果还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甚至党内走资派再继续掌权，就会给运动泼冷水，以至会夭折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必须先把权夺过来，再继续进行斗批改工作。”“好，说得对，先把权夺过来。”毛主席大手一挥：“马上把贺电发出去！”他又告诉周恩来：“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这次会议之后，谭震林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进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他先是找到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等人发牢骚，他不听李富春的规劝，在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的支持下，继续到处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对江青更咬牙切齿，说江青是“武则天”，挑拨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关系，甚至向林彪写黑信，让林彪用枪杆子对付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更为卑鄙的是他和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密谋，让人做江青女儿李讷的工作，妄想叫李讷出面反对江青。

    1967年1月初，江青和谭震林还有一次交锋，起因是公安部门抓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处搞打砸抢的反革命组织“联动”的头头。谭震林他们认为是中央文革小组干的，江青是后台。谭震林气势汹汹找到江青：“你们不光整老干部，连他们的子女也不放过。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江青正色道：“你是说那些‘联动’头头高干子弟吧？他们犯的错误甚至罪行，北京的老百姓哪个不知道！并且他们出问题都是你们这些父母怂恿和支持的。”

    谭震林指着江青大声说：“你胡说！你拿出证据来。”

    江青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摆在谭震林面前。谭震林一看，心立刻提到嗓子眼，那一行行字，像一团团火，扑面而来，烧得他抬不起头来：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广大群众所揭发，这时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等人多次在贺龙家开秘密会，贺龙、李井泉、孙志远等都亲自参加，并出谋划策。经常出入贺龙家的还有谭力夫、赖锐锐等。在贺龙家里，设有手摇油印机、打字机、摩托车及大批活动经费，供他们使用。就连贺龙的小汽车，一度也成了刘涛、贺鹏飞的专车。在1966年11月份，贺龙亲口对几个高干子弟说：‘你们跟着小龙没错。’对贺鹏飞说：‘刘少奇检查是被迫的，毛主席的路线是错误的。’‘谁反对刘少奇，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贺龙就对孙志远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拉孩子们一把。’还对他的子女们说：‘你们现在到外边，不要随便说话，注意你们的身份，不要让别人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他积极支持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炮打中央文革。臭名昭著的北航‘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反革命组织所写的‘四向、四致中央文革’等反动传单和大字报，也都出自贺家黑窝。在贺龙等人的操纵下，贺鹏飞、李明清、李黎风等混蛋疯狂到了极点，竟敢提出‘毛泽东老人家让位’。1966年12月16日，还指使‘四野’这个反动组织，广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谭震林并不服输，悻悻地边说边走：“这是捏造！”他告诉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他们：“贺胡子做事不慎，叫武则天抓住了把柄。” 叶剑英说：“这里面肯定有内奸。” 徐向前劝他们：“别埋怨了，只要我们还能掌握军队的工作，就不能让中央文革他们得逞。”陈毅说：“好，老子们等待时机。”

    自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以来，1月14日，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夺了山西省的党政大权；1月16日，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1月22日在青岛市付市长王效禹的支持下先夺了青岛市的权，接着又夺了山东省的权，……

    在全国眼花缭乱的夺权浪潮中，毛主席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他对江青说：“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江青说：“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梢去就得了。”毛主席说罢，抽出铅笔，在一份文件的背后写了这么几句话：“林彪同志：要派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这封信的日期是1967年1月21日。

    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决定还未发出，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便知道了内容，他来了精神，马上召集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商量：“这可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大家看怎么办。”叶剑英出谋划策：“此事应该争取林彪的支持，我们就说军队被革命造反派搞乱了，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把军队的指挥系统搞得失灵了，连大军区都受到冲击，全国乱得一塌糊涂，军队不表态不行了。林彪最顾军队的面子，我们抓住这点，搞个军委文件，向那些敢于向我们造反的坏蛋实行镇压，决不手软。”他们一致同意，分头活动，终于1月28日又下达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被党内走资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利用，使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流产，革命造反派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谭震林他们认为时机已到，联合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于2月16日下午，上演了一出“大闹怀仁堂”的丑剧，把反革命“二月逆流”推向高潮，使毛主席搞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拖长。

    江青首先发现革命造反派受压。

    这篇长达八千多字的讲话，深刻地反映了江青一系列的思想认识。全文共分三大段，也就是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推心置腹，严于解剖自己，为宽大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打下铺垫。第二层是重点讲“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问题。第三层谈教育子女的问题。江青用心良苦，为讲好这次话，作了充分的准备。她很清楚，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财富，弄不好，也是革命失败的根源。战士是好的，关键是指挥他们的将军。按照马列主义学说，阶级要逐渐消亡，国家也要逐渐消亡，作为国家的柱石——军队也会消亡，消亡的必由之路，就是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骄傲自满，是胜利的军队都存在的弊病；贪图享受，争名争利，是私有制传统势力在军队的客观影响；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是和平环境下腐蚀人民军队的天敌。现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成败与否，这些解放军的将领们的态度认识是决定因素。所以江青心胸坦荡，情真意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夫妻关系，都毫无保留地讲出来，起到很好的效果。她说自己的工作是“哨兵、参谋”，自己与毛主席的夫妻关系是严师和学生，是在背后不说别人是非、不乱“交谈社会上的小广播”的正人君子，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的亲密的革命同志。她说自己学习上的一点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她对时间和精力的处理是“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应该说，这种“无知”，不搞权术，不懂阴谋，是江青的长处和优点，是可贵的品德，但也是弱点，身为最高层政治圈内的一员，会成为致命的弱点，因为她缺少谋略。在到处充满尖锐复杂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作为平常人都不可以太单纯，何况江青，既参与了中央的斗争，又是伟人毛泽东的妻子！

    在这篇讲话中，江青娓娓动听地讲述了《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循循善诱地告诫大家，要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做人民大众中的一员，永远支持革命左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要立新功，必须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律特点。她回顾了这几年走过的历程，以“在路线斗争上是非清楚，决不不含糊，决不模棱两可；在阶级斗争上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而自豪，表现了江青一贯的秉性和风格，显示了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度和风范，给了在座的各位将军以有益的启迪和深刻的教育，她那“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头禅、座右铭，激励着人们方向明确、不断前进。同时，她希望培养军队与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的无产阶级感情。她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个人经历：“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真是语重心长，亲切感人。

    在这篇讲话中，江青以大量的篇幅讲了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提出：在“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腐蚀就要变质，变质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变质就是把无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变到资产阶级手中，就会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腐蚀斗争，就是把腐蚀了的政权夺过来，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解放军从左的方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这是何等精辟的真知灼见啊！

    江青在讲话的最后部分现身说法，谈了教育子女问题。当时的形势是，党内走资派不甘心自己受批判、被夺权，极力蒙蔽和操纵高干子弟，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弟，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陈士榘的儿子参加反动组织‘联动’，炮打中央文革，他的老婆受他人利用恶毒污辱江青并且不知悔改。陈士榘不光管儿子，而且和老婆离了婚。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他受到迫害，但自始至终没有向反动势力低头。——引者注）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她劝告“少数同志，太过分了。”“‘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对子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点务。”“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要把我们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发现自己的孩子有点问题，“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在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文献。

    “一月革命”风暴，“二月逆流”恶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多事之秋，“革命造反派的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日日夜夜战斗在钓鱼台，为革命人民谱写华章、吹奏凯歌，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将永远铭记她的丰功伟绩。


第十七章　身正胆壮

    一九六七年，正当反“二月逆流”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江青接受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项极其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江青像所有的革命家一样，走着荆棘丛生的路。自从解放后介入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后，她就犯了“众怒”。把持意识形态大权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分子，垄断了话语权的资产阶级文人，对她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污蔑陷害，从个人品质到生活经历，从家庭关系到为人处世，从现实到历史。在轰轰烈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抓叛徒成风，历史问题是最好的突破口。江青一直就面临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疯狂挑衅，1967年达到了最猖狂的程度。请看其中两条。

    其一是说江青为叛徒，在历史上曾被捕写了自首书。可是查遍历史材料，核对所有知情人，只有1934年11月被当作嫌疑群众在拘留所关押了一个来月，哪里有被捕，更何谈叛变自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二，竭力丑化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演艺生涯。把搞地下革命工作说成生活放荡，把与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歪曲成好出风头、有野心，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刊杂志上的花边新闻奉为尚方宝剑、当成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法宝。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对于敌人的无耻诬蔑，江青在三十年代就曾以公开信的形式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当1967年有人再次拣起这些历史破烂向江青恶毒攻击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以澄清事实，匡正视听。报告的全文如是：“毛主席、林付主席：呈上江青同志三十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共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毛主席的批示是：“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其实，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不只江青的历史遭到敌人的污蔑陷害，周恩来也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而恰恰是江青奋不顾身站出来保护周总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的秘书的女儿是大串联的红卫兵，在上海发现了三十年代的一份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带回了北京，于是1967年5月16日晚上在北京钢铁学院宿舍楼六七个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的大学生和附中学生头头，进行了热烈讨论，认为伍豪就是周恩来、这份启事是真实的，决定炮打周恩来，并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江青得知消息后，立即进行干涉，派人取走报纸，批评他们的错误做法。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在一些极左分子的支持下，受到阶级敌人的利用，愈走愈远，连江青一起炮轰，斗争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开展了反对“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江青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坚持斗争，向毛主席及时反映情况，毛主席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材料上亲自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马上召集会议予以澄清。

    有没有真正的叛徒？！有！不光有，而且就隐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党中央，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和后台老板，可以说“叛徒”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大特色。江青现在担当的历史重任就是抓叛徒集团，特别是参与和负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专案工作。

    抓叛徒集团的起因是从彭真、薄一波等人叛变投敌反共的历史问题引起的。1966年5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审查结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下发文件，其中就把彭真定为叛徒。随后，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又挖出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61人叛徒集团。而彭真、薄一波等人的叛变问题都与刘少奇有直接关系，都是在刘少奇的支持、包庇下，写了自首书，写了“反共启事”而从敌人的监狱里爬出来的，然后又混入共产党内，得到刘少奇的提拔重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刘少奇这么喜欢叛徒，这么理解叛徒，重用叛徒？除了他们听话，具备资产阶级的活命哲学，有复辟资本主义的能力之外，是不是他本身有叛徒的亲身体会？同时，在查阅刘少奇的几次被捕经过的材料中也发现了不少疑点。于是，中共中央1968年初决定成立刘少奇的专案小组，把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是周恩来，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江青是从刘少奇的检查看出问题的。刘少奇在1966年7月份的检查中写道：“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党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显然，刘少奇这是不顾事实的上推下卸，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从大量历史史实，以及知情人的揭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36年春，刘少奇一到北方局就感到一直在北方局坚持工作的柯庆施、莫文华等人不听自己的话，不积极贯彻“一切服从抗日需要”的政策，执行了极“左”路线，所以他就和自己带去的秘书（也是北方局的秘书长）林枫（后来查明林枫是叛徒）商量，要整顿北方局，让柯庆施靠边站了。1936年4月，刘少奇召开秘密会议，硬把刚从监狱里出来而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和考验的彭真、林枫塞进北方局领导班子，他自己当上了北方局的书记。当时会议上的斗争十分尖锐，各地特委送上来很多报告，刘少奇看都不看，说：“这些报告连擦屁股纸都不值。”柯庆施、李菁玉等同志对此十分气愤，会后便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控诉刘少奇、彭真等人的问题，要求撤刘少奇的职。信到陕北后，张闻天给压了下来。柯庆施坚持斗争，不只一次地说：“刘少奇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可能向刘少奇建议狱中的同志叛变自首呢！所以，让薄一波等人叛变出狱完全是刘少奇一手包办的。再看看薄一波他们出狱的《反共启事》。这篇《反共启事》全文发表在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上，全名是《徐子文反共启事》，是经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讨论通过后，又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然后发表的。全文如下：“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 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 刘华甫（刘澜涛） 杨仲仁（杨献珍） 周斌（周仲英） 董旭天（董天知） 夏维勋（鲜维勋） 冯俊斋（马辉之） 张永璞（薄一波） 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刘少奇事前支持写这份声明，当报纸上发表时也一定会看到这份声明的，但他不光同意这种做法，而且重用这些人，包庇这些人蒙混过关，躲过了历次整党运动，还一再提升他们的职务，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这不能不引起革命同志的深思和中共中央的警惕。所以，中央才决定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江青看的第一份材料是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的材料《杨剑雄反省》，其中交代：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审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刘少奇的同乡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知道后，立即邀约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刘少奇的同乡、反动军阀的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以及刘少奇的胞兄、大地主刘云亭，联名具保，答应了赵恒惕的活命条件：“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刘少奇对联名具保的人千恩万谢，完全遵照活命条件，于1926年1月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江青反复分析了这份材料。表面上看，共产党员搞地下工作，被捕之后经人营救出狱，是正常的事，但考虑到当时的背景，以及同类问题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刘少奇这次被捕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首先，1925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复杂激化。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他是躲避上海的斗争私自潜逃长沙而被捕的，还有人证明他是为了接自己的儿子来长沙的。这与坚持斗争不幸被捕，完全是两码事。其次，白色恐怖的长沙，杀人不眨眼的赵恒惕，被捕时已公开的身份，经审讯而判决的“斩决”，都决定了没有强有力的担保、没有苛刻的保释条件，是不可能被释放的。同样的在长沙被捕，时间到了1927年，还是默默无闻的杨开慧，只不过因为是毛泽东的妻子，经过多少上层人士的多方营救，只因为杨开慧不答应活命条件——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最后被枪杀。再次，刘少奇一直回避这次的被捕，粉饰出狱的情节，对保释其出狱的主要参与者矢口否认以往关系，甚至当杨剑雄要求刘少奇念在这次保释的功劳而免去死刑时，刘少奇不光不认帐反而同意将其枪毙。这又说明了什么？通过思考，江青决定把自己的意见提供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参考。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同意了她的意见，一致通过把这一条作为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

    刘少奇历史上第二条罪证是1927年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叛卖革命的活动。问题的起因是有人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始揭发出刘少奇这段历史。

    第一个写出亲笔供词是董锄平。董锄平，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后叛变革命，解放后被刘少奇安置在武汉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其供词是：“刘少奇大约系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做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择要列举如下： 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讲工会组织的课。据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拿经济主义来消失（蚀）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拿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使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以拒绝。该英总领事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连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1927年6月，“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另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扑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1927年7月，“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看了董锄平的亲笔供词，立即着手取证。1927年6月28日晚，汪精卫、陈公博将刘少奇等人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见法租界巡捕房1927年6月29日给总领事的信）。而在6月27日前刘少奇就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有成柱周——1927年担任刘少奇的秘书——1967年12月27日的亲笔供词为证。供词全文是：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 六月二十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付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书、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二十七日就搞好了，六月二十九日交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六月二十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而丁觉群在1968年的供词则详细地讲述了刘少奇在1927年6月份主动解除了工人武装后躲到庐山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充当内奸，叛卖革命的情况。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其他成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又查阅了党史资料和大量的敌伪档案，询问了众多的知情人，一致认为：1927年，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面对瞬息万变的大好形势，中国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非常激烈，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种斗争更加明显。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幻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仁慈，向国民党武汉政府乞求革命，害怕革命群众的武装斗争会破坏统一战线，是当时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集中表现。刘少奇如果单单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向国民党交枪、解除工人武装是不会如此积极主动的，更不会和汪精卫、陈公博秘密勾结，出谋划策，维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极力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的。对刘少奇在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前前后后所有言行的分析，说明刘少奇决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问题，是抱着投机革命、混在革命队伍内部，时时为着自身利益去出卖革命、充当革命队伍内部的工贼、扮演着内奸的角色。刘少奇的行为给自己勾画出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走狗的鄙劣形象。刘少奇言行的恶果是破坏了革命，镇压了革命工人运动，致使革命起义受到损失、千百万革命的优秀儿女被屠杀，说刘少奇“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革命同志的鲜血，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一点也不过份。所以把刘少奇定为“内奸、工贼”是罪有应得，名副其实。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第三条罪证是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会议上，作为总负责人，周恩来说：“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于是，江青和其他同志立即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认真查阅。恰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革命群众把原所长孟用潜揪了出来，孟用潜的亲笔供词摆在大家面前：孟用潜即孟坚，与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一九三○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江青看过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特别注意到供词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刘少奇专案》成立之前，不是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来还不放心，又问道：“还有其他旁证材料吗？”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同志又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周恩来看过之后，气愤地说：“刘少奇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了。”江青补充说：“这里还有刘少奇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东北军阀张学良的旨意，1930年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成十二条，用‘哈工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以煽动反动工潮、攻击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罪证材料。”周恩来果断地说：“一并上报！”

    于是，1968年9月，在江青的具体参与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整理成十六开74页内容翔实、证据确凿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刘少奇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材料的名字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提交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审议。全会经过认真讨论，最后以132票同意、1票不同意通过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会议的当天晚上，江青和毛主席、周恩来在毛主席的住处有一番交谈。江青高兴地说：“真是大快人心，刘少奇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毛主席说：“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对刘少奇来说是他始料不及的，对我们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摆在那里嘛。”周恩来接过来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太必要了，太及时了，群众发动起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刘少奇这是罪有应得，主席不必感到遗憾。”毛主席考虑问题有独到的角度，说：“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刘少奇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呢，还是后来变了呢？把刘少奇的问题揭发出来，中央最高层又出了这么多坏人，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呢？这些问题如何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解释？”江青在毛主席和周恩来面前很少有顾忌，她抢先说：“刘少奇到现在也不认为这三顶帽子能戴在他头上。在他看来，1925年被捕后释放，托托人，写个保证，认个错，保住了活命，还可以继续革命，这有什么不好？至于1927年的问题，那更好说，当时的党中央就是强调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破坏和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关系，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大局。1929年，刘少奇认为不这样办脑袋早就搬家了，吃点小亏占了个大便宜，何乐而不为？”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对，刘少奇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满脑子都是个人主义，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核心还是为我、为自己。”江青接着说：“叛徒理论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利己利人的事大张旗鼓地抢着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隐秘，不被别人发现就可以了。他们参加革命是如此，当内奸、工贼、叛徒也是如此。活命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生命的重要、个人价值的重要，无产阶级革命者恰恰相反，他们把集体，把革命事业看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融入革命集体才有价值可言。”毛主席哈哈大笑：“江青又有长进，这番分析透彻！所以我才强调‘斗私批修’嘛。”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可是为专案工作出了大力，没有江青同志，我这个总负责不可能把中央交给的任务完成得这么好。”毛主席对已经五十四岁的江青还像当年在陕北窑洞里一样严格要求：“你不要老是表扬她。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斗争，没有你的掌舵，怎么能搞出这么多铁一般的事实？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嘛。”周恩来又说：“经过这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这种魄力和胸襟，才能这样无私无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现在主席又号召‘斗私批修’，这是培养和造就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长远大计。”毛主席连连点头说：“恩来讲得很好。全国混乱一阵子，打了两年内战，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经过自下而上的整顿，也可能会整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共产党来。”

    对于江青参与《刘少奇专案》，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首先要肯定的是，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的叛卖事实，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这些事实你可以淡化，由不合理变为合理，由不正确变为正确，由罪恶变为功劳，但事实不能抹杀。其次，刘少奇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叛徒、内奸、工贼，是其阶级立场、思想认识的必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信奉孔孟之道的修养，他以“吃小亏占大便宜”出名，难道没有历史上的叛卖活动作佐证是可以思议的嘛！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江青在《刘少奇专案》中的功劳，与她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劳一样，是无不拍手称快、高声赞扬、大力歌颂的。《刘少奇专案》的成功，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这里面没有什么“毛、刘之争”、个人恩怨，有的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有的只是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与党内走资派要反对继续革命、一心复辟资本主义之争。


第十八章　庐山斗争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改”的阶段。

    说实在的，“斗、批”比较好办，那时矛头对着别人，“改”就要触及自己，特别是要触及在推翻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革命造反派，要触及那些夺取了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而登上政治舞台的新人们。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批判别人没有掌好权是一回事，自己如何掌权、能否掌好权又是一回事。每一个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都面临着“改”的考验。

    应该说，江青和林彪都是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者，都是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英雄和功臣。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江青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去认认真真地、一丝不苟地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林彪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用一知半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作幌子，去不择手段地攫取最大权力，巩固自己的阵地，保护一己的私利。在一致对敌的时候，大家团结战斗，亲密无间。现在胜利了，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这就产生了江青和林彪两股势力，也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林彪篡党夺权集团之间或明或暗、或急或缓的斗争。

    林彪的势力主要在军队，趁着“九大”前后毛主席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借助“备战”的契机，以及军队支左的有利形势，他极力把军队中的亲信拉入“九大”最高领导层。但林彪感到在和平时期掌权离不开笔杆子，自己的手下大多是大老粗，急需有高深文化理论水平的人才，所以物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九大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有一天，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帮助林彪修改讲话稿为名把陈伯达请到他们的住处毛家湾，热情相待，并与其他亲信见面，然后林彪亲自和他谈话。林彪说：“现在准备好接班人的班子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在死时没有做好这件工作，没有把列宁的思想传播给全体苏联人民。所以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人民没有思想准备，因而赫鲁晓夫篡党篡军阴谋得逞。赫鲁晓夫在上台前，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上台后才组织的，但由于他们没有掌握列宁主义，所以赫秃一上台就懵了，等他们明白过来时，也晚了，下台了。”陈伯达本来就是个投机分子，以前在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投机，现在在毛主席和林彪之间投机。他权衡利弊，认为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迟早毛主席要把权交给林彪掌管，自己能得到林彪的赏识，不由得心情激动起来，林彪是把自己作为今后第二代领导班子的栋梁来使用、对待呀！这不，召集到毛家湾的都是他的老部下，自己作为中央文革和政府中的唯一代表，不正是对自己最大信任的殊荣吗？他心花怒放，想入非非，立即上了“贼船”，并且向林彪表白：“我在中央文革小组是个摆设，是‘刘盆子’，一切都得听江青的。”叶群接过来说：“您是大理论家，可不能埋没了！”陈伯达说：“今后我一切听林副主席的。”林彪说：“我们都听毛主席的。问题是现在九大已经开过，一切应该走上正轨。他们还在胡折腾，搞什么‘斗批改’，并不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和希望。在九大报告中竟然有人把毛主席是‘天才的问题’，把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问题都没有写上，现在又对军队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作用提出意见，真是怪事。希望你能坚持原则。”陈伯达感激涕零，连说：“我一定和他们的错误作斗争！”自此以后，陈伯达就和林彪他们站在一起，反对江青所代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

    江青对林彪的认识有个过程。林彪的骁勇善战，赫赫战功，在她脑海中有极好的印象。他从革命青年到最基层的年轻军官，一步步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统帅，少有旧军队、旧军阀中的恶习和帮派。在党内斗争的几个关键时刻，他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特别是1959年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1965年毛主席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受毛主席的委托，请出林彪这位“尊神”来保驾护航，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打开了建国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缺口，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1967年，“二月逆流”铺天盖地到来的时候，江青又一次做通林彪的工作，取得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伟大胜利。但是，在与林彪频繁接触中，江青发现，林彪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列主义理论知之甚少，好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在指导他的行动，因此，他主管的部队工作中有不少形式主义的倾向。无疑，林彪是有极强的能力的，也具备了不少政治家的素质，对毛主席也表现出极大的忠诚，但他的权力欲，他的个人野心，他所接受的千百年来的旧的政权观念，使他最终会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江青不止一次地向毛主席谈过自己的看法，毛主席也多次说：“真懂马列的不多。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多少人赞成，现在只能解决主要矛盾。要让林彪尽量不出问题，我们应该做好工作，实在不行也会有办法的。”江青说：“光是林彪一个人还好做工作，只怕他周围的人会把他架在炉火上。”毛主席也说：“我也担心这个问题。他深藏不露，老是把自己的老婆推出来，还把小小年纪的儿子捧得那么高，光听自己小圈子人的话，这都不是好现象。现在要抓抓苗头，一个是‘天才’、‘顶峰’一类形而上学的提法，这是林彪最得意的杰作，给他敲敲警钟，拉他一把；再一个是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看他是否听从我的劝告，不搞打倒皇帝做皇帝。”江青说：“不能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关键是要通过这个形式达到让人民群众都参与政治，培养人人都当家作主人的意识，朝着消灭国家机器、消灭阶级，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你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毛主席说：“你的理解基本正确，我也就是要林彪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共同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

    可惜，林彪没能体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陷在个人野心的泥淖里不能自拔。一场不可避免的较量，在浓雾缭绕的庐山展开。

    一九七○年酷暑，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披着神秘盛装的庐山召开。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整个庐山成了“牛乳世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而又深刻地勾画出庐山的云海雾嶂的美景。当雾气散去，骄阳洒下万道金光，又有一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境界。站山眺望，远处的高峰，像穿上薄纱的小姑娘劳作起舞。山下的原野，绿油油的大地，黄澄澄的油菜花和红艳艳的无名花朵，仿佛编织成色彩夺目的地毯，铺展在人们的脚下。山坡上，嫣红的小花，洁白的骨朵儿，纷繁簇拥；路两旁，绿竹茂林，泉水溪流，风吹树摇，流水潺潺。这一切好象在向人们亲切招手、鼓掌问好，欢迎来到这清凉、秀丽的避暑胜地，期盼着这次大会能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江青在庐山依然十分忙碌。她除了把毛主席的意图转达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同志，还需要向林彪他们吹吹风，继续做通他们的工作，以免在大会上出现分裂。同时，她在琢磨着文艺界同志提供的材料，准备再创作新的剧本，让革命样板戏发扬光大，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忙里偷闲，她还陪着毛主席在庐山水库游了泳。清澈的水库，白浪滔天，翻滚沸腾，在山凹间盘旋之后，像一条巨龙甩尾南去，顺势而下。毛主席在水里，悠闲自如，时而侧泳，时而仰游，累了，还浮在水面上点燃香烟吸几口闭目养神，完全是一副吞吐长江水、迎送大海潮的惊人气势。江青与其说是陪，不如说欣赏，她被毛主席的神奇所折服、所陶醉，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游完泳，江青本来不想破坏毛主席的好心情，可是时间紧迫，又不得不说：“主席，林彪同志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请您心中有数。”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还是要拉他一把，毕竟是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啊！还上了党章呢。你一定要沉着气，掌握会议动向，正确引导，争取把会议开好。”

    不出江青和毛主席所料，8月22日的常委会上，林彪就提出：“我反复研究了各种宪法，认为国家不设国家主席不妥当，我主张修改宪法除了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指针作用和毛主席的天才领袖地位外，还应该继续设国家主席。”“我同意林副主席的意见。”陈伯达马上响应，“国家主席是元首，一国没有元首怎么行？党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是可以的，即使有什么说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可以理解。”毛主席被陈伯达的最后几句话激怒了，这损伤了领袖的尊严，严重歪曲了自己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本意。但他很快平静下来，说：“你的意见不是讲了许多次了吗？怎么还固执己见呢！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随后他把目光转向林彪：“我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谁想当谁就当，我看林彪同志回去认真想一想，你会明白的，你也别当那个国家主席。”

    但是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林彪还是把他没有想通的问题讲了出来。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的天才。但是，有个别人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毛主席不是天才，甚至讲什么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林彪顽固坚持错误观点，把“毛主席是天才”当成了自己发明的专利，必须维护专利的威信；同时受到了个别人的蛊惑，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不惜歪曲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原意，把本来应该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分歧公开化。更为严重的是，林彪继续说：“这种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立场，而且决不退步和动摇。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认为这个草案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某些自不量力的人想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能否认了吗？我看不能！毛主席的天才和这种领导地位，就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些话很能迷惑人，但是透露出林彪还在“设国家主席”的立场上不肯后退，这就不是一般问题了！江青感到中央有分裂的危险，她焦急地看着毛主席，心里想，林彪无疑是用毛主席的旗帜来打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表演“清君侧”的把戏。他费这么多心机来反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他别有用心地强调“国家元首”的字眼，不就是要再次公开要求设国家主席吗？他不敢公开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却巧妙地煽动人们来反对坚决维护和宣传毛主席主张的人，可谓机关算尽！可是毛主席非常镇静地听着林彪讲话，他那大理石般的面孔一动也不动，那双锐利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微闭起来，身子后仰，似乎透过天花板去观察庐山晴朗的夜空。江青佩服毛主席的胸豁，但她知道，毛主席也在考虑怎么办。作为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战友和妻子，应该如何替领袖和导师分忧解难？江青苦苦地思索着。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江青怎么也静不下来休息，第二天就急忙忙地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她见毛主席正在批阅文件，便轻轻地走到毛主席身后，帮他整了整白色衬衣领子，又添了点茶水，然后坐在他的旁边。毛主席看完文件，才转过身来，微微一笑：“我算到你就该来了嘛。”江青说：“我都急死人了，你还稳坐钓鱼船。林彪同志怎么能那样讲呢，您得出面跟他谈一谈，不然，中央委员们的思想多么混乱啊！”毛主席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我劝你还是耐着性子，怎么又犯了急烧火撩的毛病呢。有看法可以讲嘛！讲出来比不讲出来要好。对林彪我们还是立足于拉，不然，刚开过‘九大’就分裂？但是错误的思想要批。有些人置天下大事而不顾，对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去认真研究理解，光想着进行权力再分配，他们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自己在国家政府中捞个一官半职，专心经营个人的私利。”江青忧虑地说：“陈伯达这个人不地道，林彪的讲话中大篇引用马克思的话，我看是他在捣鬼。”毛主席笑了：“这回你又看准了。陈伯达狗屁不通，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而是托派分子。这点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你看，这是我们从敌人手里得到的关于他的材料。”江青从毛主席手指的桌子上拿起一份复印件，上面写着：“陈尚友（即陈伯达），福建人，教授的儿子，1924年是国民党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中共党组织决定：应去次要部门工作（已送回中国）。”江青露出了笑脸：“这下，他的一些活动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了。什么是托派？托派就是反党的秘密小宗派。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他就喜欢拉帮结伙、挑拨离间、制造是非。他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实际上是嫉妒他们俩。他还经常在背后说我是武则天，就是因为我当面批评过他几次，所以就记恨我。”毛主席哈哈大笑：“他把你当作武则天，依我看是高抬了你。你翻开历史看一看，武则天是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也是大改革家，她对付她的敌人很有一套，反对派几次置她于死地，都被她巧妙地粉碎了。要是换了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所以，你要是武则天倒好了。”江青转了话题：“先不说我。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在宪法草案中没提‘天才’问题，又没有设立国家主席的条款，所以有些人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俩，还想对他俩进行围攻。”毛主席说：“如果他俩有错误，可以检查，对了就要坚持。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围攻！人总是有点压力好，没有压力能革命吗？我们几十年来，经受过多少压力？总想轻轻松松干革命的人，恐怕永远成不了什么气候，不要认为共产主义会自动地到来。直截了当地说吧，历史的必然也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斗争，要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不要追求舒服。你把我这话告诉春桥、文元同志，让他们思想上有准备。”经过毛主席这番教导，江青心里轻松多了。她愉快地告别了自己的丈夫，满怀信心地投入反对假马列主义骗子的斗争。

    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从8月24日讨论林彪的讲话。由于毛主席对林彪的讲话没有表示态度，有些人就把握不住方向，不知林彪提出的天才问题和设立国家主席是否正确，误认为林彪的讲话代表了毛主席的意思。再加上陈伯达、叶群等人推波逐浪，造谣生事，胡说“毛主席同意林副主席的讲话”，一时间，庐山会议成了宣扬天才和坚决拥护设立国家主席一边倒的局面，成了明批张春桥、姚文元，暗指江青的大批判的战场。

    这期间，江青陪同毛主席又一次游了庐山仙人洞，重温了毛主席写给江青不朽诗篇：“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主席感慨地说：“现在又是‘乱云飞渡’啊！你看到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了吗？”江青回答：“看到了，一些要害的地方我都能背下来。”于是，江青心情沉重地背了一段：“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可是，背着背着，江青却不禁地笑了起来，毛主席故意问：“你笑什么？”“你看有些人多么义愤填膺啊！”江青说，“他们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这样仇恨过，真是可笑。”毛主席严肃地说：“不对。他们对所有妨碍他们建立自己独立王国的人，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江青又有了新的思考：“我看有些人是否在替刘少奇发泄怨恨呢？”毛主席望着远处云雾缭绕、起伏不断的山峰，心潮澎湃：“现在是戏中有戏，问题不简单！但是，我们要按既定的方针办，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定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贯彻九大路线的大会。你和春桥、文元，还有康生商量一下，然后把情况向总理汇报，提出党内存在的隐患。我会召开常委会解决问题的。”毛主席的话使江青清醒而又激动，她知道了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她也认识到这次斗争的严重性。许多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江青又做出了正确抉择，积极投身到批判陈伯达的斗争中去。

    1970年8月25日下午三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各大组组长列席会议。毛主席首先讲话：“上山的时候，我就说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一个分裂的会、失败的会。现在好了，会议才开了一天半，整个庐山到处要揪人，要批判反对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人。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什么天才，我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道理就不多说了。你们看了李雪峰、郑维山搞的第六号简报没有？引用的全是陈伯达的话。这位天才理论家在华北组放了一通臭屁后，有人拍手叫好，跟着他到处放臭屁，把庐山熏了个乌烟瘴气。你陈伯达口口声声说要维护九大方针，我看首先破坏的就是你。六号简报实际上就是你的。你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依我看，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几个。你们不是要揪人吗？我就坐在这里，你来揪好了。你反对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康生同志，就是反对我。你攻击他们的那些提法，发明权不是他们，而是我！”毛主席越说越有气：“不就是反对设国家主席吗？反对设国家主席是我提出的。你们心里都明白。我劝个别人不要再跟上陈伯达这么闹了，再闹，我就下山，让陈伯达他们闹去。我是不当国家主席的，我看林彪同志你也别当，谁愿当就叫谁当去。”毛主席的一席话，澄清了有些人的糊涂认识，也给跟着陈伯达跑的人敲响了警钟。连林彪也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震动，如果不是以后形势的变化，也许他会停止错误的步伐，继续跟着毛主席走下去。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林彪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不可自拔呢？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探讨的问题，也许江青说的不无道理。8月25日常委扩大会议后，江青对毛主席说：“润之，您对林彪采取拉的方针非常英明。我担心林彪太固执，他周围的人又权力欲那么强，再加上有些人就希望我们和林彪发生分裂，会从中煽风点火。林彪会辜负了您的良苦用心的。”毛主席感慨地说：“你说的都对，可是这又是没办法的事，在事关大局，事关路线的问题上决不能妥协，否则，我们还搞革命干什么？至于右的势力会火中取栗，让他们表演一下也好，迟早会暴露，历史规律么，但最终他们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从8月26日按计划继续进行。为了批判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散布的谬论，针对陈伯达收集和散发的有关所谓马克思、恩格斯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8月30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的一点意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一公开，整个庐山顿时“爆炸”：“好哇，原来这场误会是陈伯达挑起来的呀，这家伙坏透了！”“搞了半天，我们全上陈伯达的当了！他骂别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看来他才是地地道道的野心家呢。”“揭发陈伯达！”“批判陈伯达是党中央、毛主席开好九届二中全会的重要部署。”

    于是，陈伯达不得不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作检查：“同志们，我在全会开始的时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改变大会议程，利用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一些个人矛盾，采取造谣的方式，极其错误地攻击了春桥、康生等同志。实际上正像毛主席和同志们批判的那样，我分裂了党，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犯了极其可耻的错误……”江青在批判发言中讲道：“陈伯达同志的错误不是一天形成的，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凡是带着‘私’字参加革命、起来造反，到一定时候就会跳出来，向党闹分裂，向无产阶级要权。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到了9月6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大会就要闭幕了，陈伯达不能来参加会议了。庐山这场斗争，就是他挑起来的，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同志。看来不抓党的路线教育不行，高级干部不学习不行，党内外的团结搞不好不行。”“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十本书，不然老是会上当受骗。林彪同志你赞成吗？”林彪马上说：“完全赞成！”毛主席把话锋转到团结问题上：“不讲团结不好。陈伯达把自己当成天才理论家，攻击这个，揪出那个，以为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其实他走到了反面。所以，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全会公报也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从表面上看，庐山较量似乎以发表公报而结束，其实不然。首先，那些留恋刘邓路线的人，看到林彪集团和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生了裂痕，窃窃自喜，认为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的好机会。所以他们在公开场合装死躺下，摆出一副事不关己、与世无争的样子。当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用“天才问题”和设立国家主席来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发难的时候，他们坐在那里，既不发言，也不表态，有时象睡着一样，显得十分超脱，只有最熟悉他们的人才能知道，这是闭着眼睛的老虎，眼虽闭着，耳朵却支楞着，斗争双方的一举一动都在脑海中转悠着，默默地谋划着。当天平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倾斜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在陈伯达一伙跟前鸣不平，替陈伯达，甚至替林彪评功摆好，说陈伯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他们敢于向张春桥、康生、江青等人开火是英雄行为，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江青如何看不起陈伯达、张春桥想夺林彪的权之类的谣言，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向毛主席，特别是向周恩来吹风，说林彪集团把持了中国政局，林彪他们要架空毛主席，林彪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等。其次，陈伯达，以及受陈伯达影响又权欲熏心的林彪手下的几位大将们，认为这次在天才问题和设立国家主席上的失败，全是江青他们搞的鬼，并且认为只要林彪不倒，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真做检查，决不能彻底承认错误。再次，林彪感到在庐山会议上丢尽了面子，毛主席再也不会相信自己了。林彪好走极端，又非常固执，整天把自己封闭起来，接触面狭窄，独断专行，面临着铤而走险的抉择。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自己上述看法。毛主席说：“现在还是抓批陈整风，努力做好林彪的工作。至于有人想浑水摸鱼，那也要等到摸鱼的手露出水面后再抓住他。你说是吗？”江青欣然接受，于1970年11月6日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参与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同时管辖中央工、青、妇和“五·七”干校等机构。1970年11月16日，江青主持起草的《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197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骗子、整顿党内各种不良作风的运动。

    与此同时，毛主席亲自做林彪的工作。1971年7月中旬，毛主席和林彪作了一次长谈。毛主席问：“最近在看什么书？”林彪回答：“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研究那六本书，争取从理论上彻底弄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一些提法我作了反省，觉得还是主席提的好，提的科学，我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我决定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主席的期望。”毛主席心头一阵发热，如果林彪这番话是发自内心多么好啊！这个人是自己看着成长发展起来的，也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出过很大的力，建立了许多功勋。可是决不能允许他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我还是那句老话，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林彪不愿意接触自己的思想实际，转了个话题：“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认识了错误，为了使他们能够检查过关，他们找我，我一概不见。各人的事各个管，脱了裤子割尾巴，彻底把问题谈清。”毛主席仍然以诚相待：“这种回避政策好。你住在北京，他们一过不了关就找你，弄得你也很为难。干脆离得他们远些，让他们绝了退路，就会检查得深刻，也容易取得谅解。所以，我主张你还是到北戴河去，等开完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再回来。事情也就结束了。”没想到毛主席最后几句话对林彪起了另外的影响，认为毛主席要疏远自己了。他联想到一些人从左右两个方面给自己吹的风，觉得自己再也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将要受到威胁。他信奉“政权就是一切”，如今受到排斥，成了孑然独身，像踟躇在荒凉的大沙漠中，颠簸在浩瀚的海洋上，徘徊在无边无际的暗夜里。但是林彪的个性，林彪的军人训练，使他的所思所想深深地掩埋起来，他可不象谭震林、陈毅那班人，忍不出就拍案而起，大骂一通，他有足够的忍耐心和克制力。他用沉默发泄着不满，用沉默表示了抗议，他懂得隐蔽和佯装。没想到林彪用这套军事家的应变决策，来对付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林彪非常谦卑地说：“主席，我听你的。自从我认定并决心跟着你干到底的时候，我就没有动摇过。”毛主席十分重感情，他看林彪讲得甚是动情，马上说：“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作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林彪点点头，表示接受毛主席的建议。

    听了毛主席和林彪的谈话，江青说：“润之，林彪这个人城府太深，把权位看得很重。这次批陈整风，挖了他的墙角，在他的小集团中掺沙子，他是不是会真心认错？你要考虑到这一点，不然，他孤注一掷，后果不堪设想。”毛主席不无忧虑地说：“无论怎样，批评一定从严，路线问题上不能含糊。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江青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只是如何做好林彪的工作是当务之急。”毛主席说：“你要多亲近林彪他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江青遵照毛主席的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组织组审发的文章中既旗帜鲜明分清路线是非，又维护了林彪的形象。同时，她还亲自拜访林彪，多次和林彪的老婆叶群交谈，又发挥自己的特长，给林彪搞了一组生活照。

    1971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那副“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副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露出林彪的光头。照片的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峻岭”。峻岭是江青的化名，她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林彪的工作，在1971年6月9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可惜林彪他们辜负了毛主席和江青的良苦用心，不能认真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固维护自己的官僚特权，受不住各种势力的鼓惑，疑心太重，野心膨胀，与群小同流合污，终于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到了1971年8月份，毛主席听取了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三人关于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准备情况的汇报，又提出一个建议：“我和林彪同志都不当四届人大代表，我们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召开。”张春桥首先领会了毛主席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兴奋得满脸放光：“主席的决定英明、正确，具有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毛主席又说：“听说南方几个省批陈整风搞得不太好，我下去摸摸情况，顺带游游泳，观观光，换换空气。”熟悉毛主席秉性的人都知道，他一旦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他们三人的劝阻无效，又让江青做工作。江青急如星火地赶回中南海，进门就说：“润之，你已经七十七岁了，不能事事跑到前面去了，再说，南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的行动很可疑，要注意安全呀。我不同意你去。”毛主席诙谐地回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唱腔唱道：“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誓把坐山雕，埋葬在山涧，待到那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他地覆天翻。”江青看到丈夫这么乐观坚定，不由得笑了：“你去我不能反对了，那也得让我去，关键时刻我替你挺身而出。”“不行！不行！”毛主席连连摇头：“你在北京的担子也不轻哪，要积极出注意想办法协助恩来、春桥解决好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转变。批陈整风还遗留下很多问题，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好啊。我出去之后，会随时和你联系的。”

    留在北京的江青，日夜记挂着毛主席的安危。她知道，当前只有抓好批陈整风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最重要的，也是分担毛主席肩上的工作，使自己的丈夫尽快回到北京指挥大局。二十多天里，江青不断在电话里向毛主席汇报批陈整风引起的各方面的反应。她发现，空军司令吴法宪参加批陈整风不积极，频频调动飞机，有几架经常飞往北戴河林彪那里，形迹可疑；她还听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组织了不少非法组织，背着空军各级组织大肆活动，许多动作已经到了危险边沿；她又担忧，有些人趁着批陈整风，把许多正确的东西也说成陈伯达的错误，有的受过陈伯达的批判，受过林彪的迫害，发泄不满，混淆了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在电话里告戒江青：“几位老帅有积极性是好的，军队要稳定。你要学会团结大多数人同阶级敌人开展斗争，要求别人不能太高，水至清则无鱼嘛。要抓主要矛盾，解决这次斗争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只要你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牢牢掌握住革命政权，其他的事情慢慢地一个一个地处理。”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获取了大量信息，经历了生命的危险，顺利地回到北京，立即在中南海召集江青、周恩来和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开会。江青见到毛主席满脸怒气，急忙过去搀扶，她感觉他浑身哆嗦，脸色也有些发白。江青让毛主席坐在沙发上，不住地给他抚摸胳膊，帮他按摩背部。毛主席稳定下情绪，轻声说：“问题很严重，林彪手下的人竟然在我南巡的沿途作了手脚，妄想谋害我。现在还不清楚林彪的具体情况。北京也很危险，大家要作好各种应急准备。”周恩来和江青都赶紧说：“主席，你好好休息，下一步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只过了一天的时间，9月13日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在中蒙边界林彪堕机事件。

    庐山较量，林彪集团垮台，给江青又上了一堂生动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课。人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江青虽然是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她还是感到自己经验不足，知识不够，还需要继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汲取营养，武装头脑，才能应付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她庆幸自己跟随毛主席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受了与右的和极左的路线斗争的考验，也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十九章　决裂

    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十月四日，江青陪着毛主席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她知道毛主席是忍着巨大的痛苦，在9月13日凌晨说出：“天要下雨鸟要飞，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并嘱托周恩来安排善后事宜之后，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毛主席谁也不想见，只要自己的妻子朝夕陪伴在身边。他大口大口地吸烟，由于睡眠不好，眼皮发肿，整天闭着眼睛，行动迟缓，有时香烟烧到手指还未觉察，江青每次都赶紧把烟蒂扔到痰盂里。“他明显地衰老了！”江青心痛地想。但是，毛主席的思维依然活跃敏捷。江青说：“润之，你不要太自责，选定林彪为接班人，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主意，再说那时这样做也是应该的和必要的。”毛主席摇摇头说：“江青呀，你说错了。政治斗争，一时有一时的需要，必然会有人被淘汰，这谈不上自责和影响个人威信。我感到有压力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真是太难太难啦！我还预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江青说：“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毛主席感慨地说：“难啊！批修容易斗私难。作为平常人，私是为了个人利益；作为政治家，私是为了权，为个人、为小集团、为本阶级去夺权、掌权。刘少奇利用习惯势力，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篡党夺权；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还是为了权，为了他那一伙人铤而走险来夺权。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需要权，但他靠正确的路线来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夺权、掌权。可悲的是有人把我当成封建帝王，认为只要讨好我就可以得到权力，而得不到权力就把仇恨记在我的账上，巴不得我死。”江青说：“要让全党都明白这个道理，都明白无产阶级革命与任何一种革命都不同。”毛主席兴奋起来：“是不同。所以你抓的革命样板戏，让工农兵占领戏剧舞台，以及现在出现的革命委员会、全民皆兵、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等新生事物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才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正确方向。”

    为了排遣毛主席心中的郁闷，江青经常给毛主席读书。毛主席的书房的书，她几乎都浏览过。她对古今中外的书卷，熟悉得如在掌中。而毛主席更是如此，他知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给他读书谈何容易！一个字的错误，他都辨别得非常清楚。这一天，江青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对毛主席说：“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像荀子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造成的，而是时势——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中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润之，我的看法对吗？”毛主席说：“你的见解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想搞权力再分配，所以他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说穿了，就是他想当国家主席，世世代代为王嘛。不光不能搞家族的世袭，也不能搞一个利益集团的世袭。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一下嘛，不搞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搞那种世袭制，打倒皇帝自己做皇帝，还是还政于人民吧。我不主张搞国家主席的根本意义其实在这里。还是你看得清楚些。”江青说：“正因为我理解了您的思想，看得清楚些，所以林彪集团才恨死了我。”江青说得一点不假，在查获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搞的那个杀人名单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赫然在首位。

    江青和毛主席都酷爱《红楼梦》。有一天，他们看着《红楼梦》，议论起那些追名逐利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不由得你一句我一句用京剧的曲牌唱起了“好了歌”：“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扬，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毛主席说：“这一段词，把事物发展变化，道了个淋漓详尽，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才能无私无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类发展的科学——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江青用京剧道白说：“下一段更精彩，听我唱来——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江青的女高音唱得悲怆、慷慨、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非常耐人寻味。她有意把“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重复了一遍，更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好！这个‘为他人做嫁衣裳’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甘心为人民做嫁衣裳。不要学蒋介石，囊尽民膏为自己。等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只落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就高兴了。江青，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江青自豪地回答：“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一己一派一小部分人服务。我一直根据这条原则，时常照照镜子，自己就啥也明白了。”毛主席越发兴奋起来：“如果你有精力，可以把《红楼梦》改编成样板戏。一部红楼，满篇血泪，充满多少人间哲理呵！”江青说：“我跟样板团的同志们讲，如果我死不了，一定要帮助你们排出二十个样板戏来。结果大家群情激奋，正准备搞出新剧目向四届人大献礼呢。现在搞《红楼梦》怕没有时间。”毛主席说：“我也只是给你提个建议,不一定现在就搞。《红楼梦》是反封建的，从里面可以看到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每一个人物都是触目惊心的。”江青说：“看《红楼梦》，联系现实的政治斗争，也有很多有益的启示。”毛主席的精神今天格外好，经过江青两个多礼拜的精心护理和多方调节，他的身心基本上恢复了。他想听听江青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江青说：“林彪事件对全国震动很大，特别是军队，必须稳定。这就迫切需要一个人能担当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像王熙凤一样。”毛主席笑了：“尽管你比喻得不够恰当，但说到点子上了。我也正考虑让叶剑英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江青反对：“主席，这个人脑后有反骨。他最会看风使舵。在老帅中，他最早表态拥护林彪，对林彪歌功颂德到肉麻的程度。”毛主席说：“那个时候也难说，现在他的态度很好，一直反省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周总理把他的检查给我，极力推荐他。”江青无言以对，只好作罢。毛主席看江青思想不通，又说：“你的担心，经过考验再逐步解决。”

    于是，1971年10月4日，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办事会议正式成立，由叶剑英负责。毛主席对叶剑英的看法，是从路线角度考虑的。叶剑英确实不能形成一条自己的路线，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又善于伪装，精于耍权术，一时博得毛主席、周恩来的好感。紧接着，邓小平也活跃起来，积极批判林彪集团，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批判教育，痛心地表示“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心知肚明，一并让他们出来工作，在实践中考验他们。同时，毛主席从上海调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的优秀工人代表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错的干部代表华国锋，从南京部队调来紧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副司令员李德生。毛主席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准备中共“十大”的召开。

    江青很能理解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并坚决贯彻执行。她又反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江青认为，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第一个决裂。在这个决裂过程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疯狂的反抗、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阶段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一小撮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在“斗、批、改”中如何“改”，触及了传统观念的顽固抵抗，林彪集团就是代表势力。现在林彪一伙也完蛋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家、战略家，朝思暮想，并且严重地损害了健康，就是为了运筹这件关系到共产主义革命生死成败的大事。依靠哪些人来继续完成这件大事？当然首先应该是在反对刘少奇、林彪两个战役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但也应该团结和使用那些愿意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又有一定能力和影响的人，毛主席一再告戒自己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孤家寡人，其良苦用心也就在这里。江青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想通了的问题就会义无返顾地去执行。

    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由于康生疾病缠身，李德生又忙于军务，所以工作的担子就落在以江青为首的几个人身上。毛主席也非常依赖和支持江青他们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江青的领导作用，毛主席、党中央又安排她参加中央“林彪——陈伯达专案组”，具体负责处理林彪集团的问题，掌握批判林彪、陈伯达等人斗争的大方向。

    江青在工作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主要是右倾势力借着林彪事件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进攻，她首当其冲，抓住与林彪他们的工作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一起炮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事情，大做文章，妄图浑水摸鱼,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江青置于死地。毛主席洞察秋毫，立即决定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向全国全党公布他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此信的复印件是用的周恩来处当年的抄件）。此信的公开发表，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毛主席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主席“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是老早“看穿”了林彪。在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还登载了江青对这封信的解释，说明毛主席当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林彪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一直想把他拉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自己也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林彪集团顽固坚持错误路线，最后丧心病狂地企图谋害毛主席，走上了叛党叛国的道路。同时，毛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明确指示，林彪集团“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就给右倾翻案风以致命的打击。

    度过了由于林彪集团造成的混乱之后，江青开始全力以赴抓意识形态的工作。中国自从汉朝武皇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就被孔老二的思想所禁锢。孔老二的“儒术”集历代统治阶级思想之大乘，是中国数千年私有制下“传统观念”的总根子。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尊孔”的，刘少奇、林彪等人也不例外。所以毛主席在1973年5月的中央共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批孔问题。以后毛主席又多次分别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周恩来、姚文元等人就批孔问题谈到：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一次，江青整理毛主席的书籍文稿，发现了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百代数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江青读罢拍手叫绝：“润之，你这是要把历史大案重写啊！”毛主席说：“我们搞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有这种胆略和气魄，因为我们是代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江青说：“我过去读历史就为秦始皇鸣不平，现在明白了，秦始皇是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他所重用的法家人物，他所镇压的是那些叫喊‘兴灭国、继绝世’、妄图恢复奴隶主统治的疯狂儒生。”毛主席告诉江青：“现在要把林彪和孔孟之道联系起来批，实行与传统观念决裂，这可是思想领域的硬仗呀！”

    随后，江青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组织写作班子，掀起了批林批孔的宣传高潮，并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刊登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两篇文章：《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从历史事实和理论高度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廓清了意识形态上的糊涂认识，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反孔斗争推向更高层次。与此同时，江青还具体组织和直接指导革命干群对林彪居所毛家湾进行检查，将林彪留下来的、写有孔孟语录的大量卡片收集起来，编写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发给全国各地基层群众学习和批判。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开幕。无论从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王洪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还是“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都说明无产阶级司令部牢牢地掌握着中国革命的航向。江青作为政治局委员，又分管组织宣传工作，提拔了不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的革命力量，支持了大量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主义幼芽。

    翁森鹤，浙江省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优秀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成为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被广大革命干群推选为工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个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性强、有政治才干、有群众基础的先进工人代表。可是混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走资派却百般打击和压制翁森鹤，是在江青等人的亲自过问下才把他选为十大代表。翁森鹤没有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信任，工作积极认真，能顶住十二级台风与阶级敌人斗，与党内走资派斗，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组织“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班子，搞技术革命，为发展生产做出了贡献。他还写出了《学习上海市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情况汇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朱克家是1969年5月从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勐仑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他放弃去条件较好的傣族的生产队，来到条件艰苦的爱尼族居住的偏远山寨当小学教师。为了过语言关，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爱尼语，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和剪裁、缝纫。这样，山寨就可以用拖拉机耕田以及带动碾米机，从而使社员们摆脱了传统的繁重的舂米劳动；他用缝纫机帮助社员们裁剪、缝补衣服。在知识青年开始有人回城进工厂、上大学时，公社党委根据朱克家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上大学，但是他自动放弃了这一机会，心甘情愿地继续留在爱尼族山寨，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江青发现了朱克家的先进事迹，立即和姚文元商量，组织力量宣传，并把朱克家写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发表在1973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上，这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酝酿“十大”中央候补委员时，江青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把朱克家选上，这更是破天荒的事。这也表现了江青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高瞻远瞩的胆略和气魄。

    孔老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竭力维护剥削阶级的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士。”都是统治阶级欺压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吃人礼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体现了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在这场伟大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其中之一就是有些单位和个别人，认为接受和安置知识青年是种额外负担，所以有的地方对知青工作做得不好。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因敢于反映下面的真实问题而被刘邓路线错误地打成右派，后甄别。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坚决支持子女到福建最贫困的山区插队。可是由于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积极帮助，他的子女生活陷入极度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庆霖冲破重重阻力，于1973年向毛主席写信，如实反映问题，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并立即复信，把他誉为“反潮流”的代表，同时馈赠人民币三百元，嘉奖他的革命行动。江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建议把毛主席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供大家学习。于是，在报刊杂志上对李庆霖的反潮流的精神进行宣传和赞扬。李庆霖在1973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论反潮流》，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谈了学习毛主席“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心得体会，表示不怕杀头坐牢、“身败名裂”也要反击各种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潮流，在当前特别要批判林彪集团污蔑“上山下乡是劳改”的极右实质。

    教育战线一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最重要的阵地。用“师道尊严”来压抑青年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扼杀他们的朝气活泼和反抗传统道德的天性，是剥削阶级在教育工作上的杀手锏；用“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来禁锢青年学生的自由发展，罪恶地把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子弟拒之教育门外，是近代资产阶级在教育工作上洒下的迷魂药。江青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支持反潮流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她听说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黄帅1973年9月写了一封反对“师道尊严”的信，立即督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予以支持，先登在《北京日报》内部刊物上让大家传阅。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她告诉负责北京市教育工作的迟群、谢静宜，应该接见黄帅，给予表彰。随后，《北京日报》1973年12月12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她的日记摘抄，《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写道：“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提醒人们“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等等。《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转载了《北京日报》的内容，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同时“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1973年7月，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来北京汇报工作。毛远新与江青的关系非常好，他从小跟着江青长大，受到江青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江青也一直视毛远新为己出，对他严格要求，悉心培养，从政治上把他教育成材。这次，江青和毛远新谈到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青说：“自从七○年恢复高等院校招生以来，先是受到林彪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一批判林彪，又出现‘右倾回潮’，总是存在许多弊病。辽宁省的情况怎么样？”毛远新说：“有个张铁生的材料很典型，值得抓一抓。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完全违背了高校招生的本意，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不与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教育革命是搞不好的，只强调考试分数就会穿新鞋走老路。”

    江青见张铁生的材料写道：张铁生，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某公社的知识青年，一贯表现很好，现在担任生产队长，整天忙于工作和劳动。公社认为他符合推荐选拔上大学的条件，又经过了文化考查。可是辽宁省招生考试的数理化题目又偏又怪，难住了广大工农兵考生。张铁生敏锐地感到，这是要把工农兵拒之大学门外，于是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反映工农兵考生的实际困难，表示只要进入大学，专心学习，他们是会攻克科学难关，做到又红又专，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相反，如果只看分数，搞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使工农兵无法深造，那就偏离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

    江青看后大加赞赏，认为张铁生有路线斗争觉悟，是一个有棱有角、敢于反潮流的优秀知识青年。她说：“用文化考试卡工农兵，就是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她建议在报纸上展开对张铁生问题的讨论，提高人们识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于是，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信，并加了个题目《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写道：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的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提出的意见，“颇有见解，发人深省……”。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痛击了高校招生工作中的“复辟回潮”。

    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主席英明地提出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多次指出林彪是极右，这就把林彪集团造成的危害降到最小程度，把批判林彪引发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右倾回潮的逆流遏制住。同时，批林批孔的深入开展，结合现实进行评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增强了人们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信心。连一代文豪郭沫若，这位一直坚持尊孔反法、咒骂秦始皇、自称人本主义（人民本位主义）者、并且写了《十批判书》的代表人物，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有一首诗，直接批评郭沫若：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还主动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并写诗歌颂批林批孔，把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赞美为“春雷惊大地”。郭沫若的诗是：“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因穷隅。岂甘樗栋悲绳墨，顾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土地，寸心初觉祝归趋。”作为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工农兵更是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干劲倍增。以工农兵学员为主体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在江青的帮助指导下，写了二百多篇文章，连续发表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为全国学习的文件。江青还把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作为自己的“点”，抓好农村的批林批孔运动。小靳庄“抓革命促生产”，，结合农村实际，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批林批孔的文章，激发了社员的革命积极性，农业产量连年提高。上海江南造船厂自行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1973年就已经建成，但交通部远洋司的所谓专家及党内走资派硬说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不让远航。在批林批孔中，广大工人贴出大字报，批判奴隶主义、爬行哲学，批判洋奴思想，坚决要求“风庆”号远航。江青知道后，与上海的有关领导一起，积极支持工人阶级的行动，终于使“风庆”号远航成功。

    总之，江青积极参与的批林批孔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物质生产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据统计，一九七三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八点四；粮食比一九七二年增产四百亿斤，增长百分之十点二，棉花增产一千一百万担，增长百分之三十点八；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点八。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年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七二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三；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九，超过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的速度；每亿元工业总产值消耗的煤炭、木材、烧碱和纯碱，每亿元基建投资消耗的钢材、木材和水泥，都比前两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工业产品质量大幅度上升。财政收入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六。这些都有力地回击了右倾回潮逆流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批林批孔、对开展“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革命的无耻谰言！

创建时间：2005-8-21


第二十章　伟大的预演

    毛主席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两次提到“预演”：“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演习什么？江青是如何对待这场伟大的预演的？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林彪事件的打击和不可抗拒的衰老，使毛主席对演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主席对江青说：“看来，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左、中、右会重新分化、组合。”江青说“是不是林彪的事对你打击太大了？”毛主席摇了摇头说：“林彪问题的暴露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让林彪当上国家主席，那我会留下千古骂名：推翻一个不听话的皇帝，又扶植一个听话的皇帝，把我看成左右中国政局的暴君。如果林彪不暴露，等到我死之后，那问题就大了。现在，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都进行了演习，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得到更多的经验教训，这才完整呢。”“那你考虑的是？”江青一时没有猜透毛主席的心事。毛主席忧虑地接着说：“虽然我们找到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实际解决起来太复杂了、太艰难了，我们是无法完成了。”江青说：“我也感到问题不少，一批判林彪，各种人物纷纷登场了。”毛主席告诉江青：“是的，你一定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多研究。你也不要认为你那些造反派都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很难说。真是让他们太顺利地上台掌权，说不定不用多久，又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倒认为，现在让他们受点压，经点磨难，分化一下，有好处。”毛主席停顿了一会，又说：“江青，你应该加紧注意培养左派队伍，发现好的苗子，用接班人的条件要求他们。在舞台上也应宣传、塑造左派形象。”

    随着身体的衰老，又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毛主席更加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理解他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预演的良苦用心。江青积极配合毛主席的思路，努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1972年7月19日，美国比较中立、客观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青年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到达中国访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考虑到罗克珊·维特克是位年青的女教授，对中国比较友好，所以主动将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反映维特克希望能见到江青的报告批转江青，并建议江青可以一见，同时顾虑到江青的身体健康，（周恩来对江青一直怀有关切之情）于是批示道：“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江青了解到邓颖超、康克清虽然和维特克交谈了好几次，但两人谈过去多，对当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介绍，因而她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做好准备会见维特克。首先，江青让接待的同志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转告给维特克，把重要的部分读给她听，让她知道毛主席发动的这场真正革命的意义，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后，江青拿出了不少时间和维特克交谈，回答维特克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

    维特克激动地记下了见到江青的情况：“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６０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身高不过五英尺五英寸（大约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一英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精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裁剪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都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维特克还写道：“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们都可以竞选总统！’”“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六十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她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到了一九七五年，江青和左派同志分析形势时说：“主席六六年给我的信中就预言‘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牛鬼蛇神是个形象的比喻，凡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阻挠社会主义前进的反动势力、反动人物，都是牛鬼蛇神之列，我看，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也是牛鬼蛇神。”江青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严肃地说：“你的分析没有错，可你总是锋芒毕露，斗争性那么强，还要求那么完美、纯洁，使我既喜欢又担心。现在我活着可以保护你，但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我曾多次举过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的信，你还记得吗？”

    江青当然记得，“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两句话是铭记在心的，可是一遇到坏人坏事坏现象，她总是沉不住气，有话就想说出来，往往冲锋陷阵一马当先，这也是性格使然。江青为了改掉这个毛病，提出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检查，严格要求自己。毛主席同意了她的想法，也考验一下政治局同志经过这几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水平，为自己百年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问题做好准备。于是，毛主席1975年4月23日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根据毛主席这个提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应该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提高马列主义认识水平的会议。

    江青历来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事事跑在前面，从不以毛主席夫人而特殊不认真执行。她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欢迎大家给自己提意见。当时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他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要求在这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来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主席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邓小平就利用窃取的权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歪曲毛主席批示和讲话精神，煽动一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的人，对江青大肆围攻，妄想整垮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他整顿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扫去障碍，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一下就彻底暴露了邓小平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庐山真面目。这正是毛主席“预演”中的重要效果，“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遵照毛主席的教诲，沉着气，冷静观察邓小平的动向，看他到底能否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但是，邓小平是个阴谋家，资产阶级两面派，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他把毛主席的信任，江青等革命同志的谦虚和退让，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已到，举起“整顿”的破旗，进行了充分表演。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也经常受到他的欺骗和蒙蔽。

    先看右派。从1975年5月到10月，右派分子的祖师爷邓小平有如下言行：5月21日和5月29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都声嘶力竭地讲：“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那么什么人符合呢？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不怕“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人。他找这些人干什么？镇压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把那些“捣乱分子”管制起来，依靠资产阶级分子去“搞生产”，“搞科学技术”，建立“规章制度”对广大劳动者“管、卡、压”，他叫喊：“现在搞制度，宁肯要严一些。”6月份，邓小平下达文件，对钢铁工业进行“整顿”；7月份“整顿”工交战线；8月份向国防工业开刀，对批判“管、卡、压”的革命干群进行反批判，并说当时的形势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9月份，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要对农业进行“整顿”，诬蔑“粮食生产还不如解放初期”；10月份，邓小平完成了他翻案复辟的“杰作”——《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提出了臭名昭彰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清华大学的刘冰写信告革命左派迟群、谢静宜；张天民写信告江青；全国各地谣言四起，矛头直接对着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邓小平还在1975年7月初选派了心腹、翻案复辟的右派干将胡耀邦去“整顿”科学院。胡耀邦依靠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了个《汇报提纲》，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自力更生”，批评了“让科技人员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的正确做法。他还向邓小平建议，解决知识分子的“房子、炉子、孩子、妻子、车子”问题，要“五子登科”，让劳心者高居于广大劳力者之上，重新制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恰恰相反，他们要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经过这次伟大的预演，路线觉悟大大提高，阶级立场无比坚定，分辨是非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的经验教训是可贵的，收获是丰硕的，遇到任何阶级斗争的风浪，都有了抵御的能力。江青看着各地报来的材料，心里无比高兴，并不时向毛主席汇报。

    马天水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1931年入党的老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考验，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被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十大中央委员。马天水对邓小平知之甚深，他经常向上海的革命同志说：“邓小平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文革前他出外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生活十分腐化。我们革命派要警惕这个人。”他听了邓小平在全国部分省市工业书记会议上关于整顿的讲话，睡不着觉，给毛主席写信：“邓小平的讲话不对头呀，他说工业整顿，‘积重难返’，他把当前形势说成什么样子啦！还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要‘矫’到哪里去呀！这不是要纠偏吗？他就是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到上海送走外宾，专门把马天水叫到他的住处进行“策反”工作。邓小平说：“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人就是跟我们过不去，最近又借批判经验主义开始揪老干部。毛主席批评了这些人，你要注意站好队呢。”邓小平停了一会接着说：“你在北京有哪些老熟人？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老同志谈谈，象李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我们老同志要团结在一起。”邓小平还说了许多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话，不指名地把矛头对准江青、张春桥等同志。马天水除了当面以上海的大好形势对邓小平作了委婉的批驳，并立即向中央写信，报告邓小平攻击革命左派、搞帮派拉拢、进行非组织活动，妄想挖上海的墙脚等等情况。

    周恩来一直是复辟派妄想利用的一面旗帜，在周恩来的最后的日子，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几次三番到医院策动周恩来支持他们对江青几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下毒手，都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并劝告他们悬崖勒马，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和江青搞好团结，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与江青说：“恩来是个好同志，可惜他没有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透他们。”

    在云南，朱克家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江青等人的号召，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决心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到底，在各基层狠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把政权夺回到革命左派手中。

    在青海，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给江青写信，提出警惕“新老走资派”“变换手法，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又在中央推出代表他们利益和愿望的人物上台”，“实现其以‘硫化铜’冒充‘真金’的阴谋诡计”，“要牢牢掌握各级的党政军大权，首先要确保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他们表示，要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劲东风，在1976年的“七、八、九（月）大干一场”，把“从省委到基层的右倾翻案复辟黑线批深批臭”，鉴于不少老干部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有的变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以有些地方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并不奇怪，对此“必须在组织上认真解决问题”，要“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批判、调职、降职和坚决的组织措施，从组织上摧垮翻案复辟势力及其主要阶级基础”，从而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福建省，因敢于反潮流而闻名全国的李庆霖，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视，由一个普通教师参与了全省的领导工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很高，和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十分敏感地认识到右倾翻案思潮严重性，对邓小平支持上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怕被打倒的秋后算账派”、“反攻倒算的还乡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并且建议组织省委常委会议领导小组，让革命左派担任了会议秘书长，把大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进行纳新，吸收到共产党内，提拔到领导岗位，成为不脱产的革命干部，保证了运动健康发展。

    广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活跃，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认识到没有硝烟的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艰难性、复杂性、长期性，他们感到“一场大决战无法避免”，受邓小平的影响，从“省市委、地县、局、基层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把政权牢牢掌握在革命左派手中，才能保住“预演”取得的硕果。

    北京市的路线斗争更是热火朝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经受考验最多的地方，而两校的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又是右倾翻案风中首当其冲的人物。迟群在1976年7月18日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说：“同学们暑假回去就是开门办学，说不介入，早就介入了，和走资派斗争不介入，抓什么纲？！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介入才是最大的理论联系实际，不要怕。”他帮助同学们分析问题，提高认识：“有的工厂乱，表面上好象是批邓带来的，实际上是走资派破坏，为什么有人脱离这些来讲乱？这就要讲辩证法。上层建筑破坏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右倾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党内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把生产关系搞乱了，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作为生产力的广大劳动人民怎么会高兴？只有狠批走资派，理顺关系，才能有大好形势。不去批判走资派，笼统地讲乱，不讲来龙去脉，是讲不清楚的。”他们不光把学校的路线斗争搞好，还利用“开门办学”，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及解放军部队共一百九十余个单位挂钩联系，召开座谈会、报告会等，宣讲路线斗争，大讲走资派的危害；并在各地的分校贴出大字报专栏，把邓小平等人搞翻案复辟的事实昭告天下，让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警惕走资派上台；同时设立接待站，根据接待提纲，接待了各地一千五百多个单位的近万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文化大革命中的闯将张铁生，以自己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中得到的锻炼，获得的知识，现身说法，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西大寨、太原市、沈阳部队等地进行讲演。他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

    陕西省铜川市的革命造反派提出，邓小平的所谓整顿是“铜川市问题的要害”，整顿是树立“黑典型”、“黑样板”。西安东方红机械厂大胆地改组了被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整顿出来的党委，使革命的新生力量掌握了工厂的领导权。宝鸡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亮地宣布，“不解决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革命造反派就应该“入党、提干”。

    湖北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急风暴雨的斗争，广大革命人民的路线斗争觉悟高，他们说：“要时时观察省委、省革委的工作，看他们执行了什么路线，要注意党内资产阶级的动向，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依靠革命造反派。全省人民都应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卫士，是领导人执行什么方针、路线的监督员。”

    江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心连心，工作一直配合默契。早在1975年8月13日，《江西日报》就登出了《林彪与朱熹理学》，受到江青的表扬：“观点很正确嘛！”可是江西党内走资派却根据邓小平的黑指示，把写文章的人打成反革命。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非明，路线清，高兴地喊出：“斗走资派有理！斗走资派光荣！”“迎着风浪上，面对阻力行，顶着压力干！”

    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革命造反派力量雄厚的地方。他们1976年8月在成都市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抓好“防震救灾”，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良好风貌。

    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时时事事走在全国的前列。他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办民兵师”，武装革命造反派，担负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任。

    毛主席也英明地作出了他身后的人事安排，多次向政治局有关同志提及他逝世后中央领导班子名单：党中央主席，江青；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中央军委主席，陈锡联。并征询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也在分化，有的走向右，有的走向左，或者一时向右，一时向左。李先念是个典型人物。1967年2月，李先念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攻击中央文革，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参与了“二月逆流”，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又早又深刻，得到毛主席和革命左派的原谅和保护，在中共九大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先念非常感动，当着全体九大中央委员的面，又一次作了公开的检讨，言辞恳切，心情沉重，是“二月逆流”参与者中表现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中的位置，所以到了1975年的国庆节，根据听到见到的邓小平一系列言行，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在一次接待外宾之后，跟着毛主席来到书房，他对毛主席说：“最近，邓小平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他看到毛主席即将去世，又被叶剑英拉过去，成了反革命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1976年7、8月份，毛主席的疾病越来越严重，但头脑非常清楚。江青陪伴在侧，经常议论他们这一生中做过的第二件大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预演。毛主席说：“这件事没有完，现在评价是‘三七’开，总不为过吧。”江青知道，毛主席一直为有人假借他的号召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的那三分错误而遗憾，也为一部分老同志老战友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而心焦。她认为，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是毛主席的谦虚，是他一贯说话、做事留有余地。所以江青安慰毛主席、也是发自内心地说：“主席，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让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现在，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被修正主义、走资派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力已经夺回来了，以刘邓为头子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被摧垮了，经过‘九大’‘十大’两次政治改组，党中央和政治局里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的势力已失去多数，您的正确路线终于可以顺利贯彻执行了，连我们的敌人，以及国际舆论也异口同声地承认这一点。”毛主席说：“江青呀，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人在虎视眈眈地觊觎你那些胜利呢。”江青仍陶醉在现实之中：“我不管，反正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成绩，他们是抹杀不了的。你看，在经济基础方面，我们彻底击退了党内那股欲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思潮，大大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击退了在国有工业企业中妄图推行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的修正主义做法，广大工人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一切都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各项工作已经蔚然成风。有人再想搞什么‘利润挂帅’‘奖金挂帅’‘个人利益驱动’已经不灵了；再推行专家治厂，再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厂办企业，再把工人阶级看作雇佣奴隶、实行‘管、卡、压’，就成了工人们的死敌。你看看，现在工人阶级多么扬眉吐气，一副主人翁的神气，真叫人高兴，他们自觉参加‘两参一改三结合’，自觉贯彻执行您的无产阶级马列主义办企业路线，创造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业绩！”毛主席被江青说得兴奋起来：“我还没有老糊涂，这些成果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中已经列举的不少了。”江青接过来说：“不，那时邓小平的翻案风还没有刮起来，他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阴谋还没有暴露。经他这么一搅和，我们立即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人们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这一年以来，全国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前几年取得的成果巩固了，还有了新的发展。”江青说得一点不假，自从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势越来越好。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比较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各方面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精品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的相继诞生和极其广泛的普及，受到全国工农兵的衷心喜爱。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经受锻炼，与传统观念决裂，通过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活动提高了政治觉悟、学到了革命本领。工农兵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已经开始结出硕果。根据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江青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预演，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胜利。

创建时间：2005-8-21


第二十一章　决战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的决战。

    中国共产党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后狡猾地隐蔽下来的、仍然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各种资产阶级势力沆瀣一气，为复辟资本主义，时时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拥立刘少奇为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想借助林彪集团的力量。当刘少奇、林彪相继垮台之后，他们没有认输，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策略，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在中央，他们拉的对象就是周恩来。其实，周恩来是一直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至死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忠贞不二。不过，周恩来八面玲珑的工作作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理解的肤浅，在政府工作中有时处置不当，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所以他们在这次决战中妄图打着周恩来的旗帜。他们打进去的阴谋，从1967年“二月逆流”失败之后就开始进行。叶剑英是第一个打进来的危险人物，由于他伪装得巧妙，一直没有被无产阶级司令部除掉。第二个打进来的重量级人物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他的痛改前非、永不翻案、指天发誓、说假话决不脸红的政客作风，迷惑了不少人，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想试探一下他的真伪。

    面对着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1974年伊始，邓小平是夹着尾巴做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笑脸相迎。当他的权力到手，又看到周恩来时常病重、毛主席日见衰老，他就露出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劣根性。邓小平的得意杰作就是“整顿”。“整顿”既迎合了毛主席“安定、团结”的要求，又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建立的革命秩序整顿掉，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整顿出去，同时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整顿起来，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整顿到台上当官做老爷。到了1975年10月7日，邓小平得意忘形，竟然扯出了以“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的破旗，与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决战中，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生死搏斗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一如既往，挺身而出，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已经六十多岁，没有了年轻人的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只有老年人的执着和认真。

    毛主席是“烈士暮年，壮志不已”，作为伟大领袖，也有自己的苦衷。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对于自己一生中进行的第二件大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的少，反对的多”。如何使之变为“拥护的多，反对的少”呢？毛主席的晚年一心想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少些。所以只要诚恳地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且发誓“永不翻案”的，毛主席都给予信任和支持，建议党中央安排重要工作。这些人反对谁都可以，甚至对自己有意见也无所谓，但不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底线，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要掌握的底线。

    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很清楚毛主席的底线。他让叶剑英检查，让邓小平检查，让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检查，都要求他们必须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态度鲜明。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间，叶剑英等几次三番鼓动他表态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规劝这些妄图复辟的人：“我创造条件让你们站出来工作，支持你们发挥余热，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保持革命的晚节。但你们必须认错，不要反对文革，不要反对江青他们，不要重犯‘二月逆流’的错误，不要走刘少奇、林彪的老路。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毛主席对大家的希望。”

    叶剑英、邓小平等资本主义复辟派们决不会听从周恩来“逆耳的忠言”，“苦口的良药”。他们的既定目标是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制度”，把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达到保护自己和自己小集团既得利益的罪恶目的。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是最舒心的日子，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们的美梦，所以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江青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恨之入骨。他们反对林彪集团跟着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害”自己，但并不反对林彪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路线。他们本想借着反林彪、批判林彪集团，把江青一并反下去，搞下去，打下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没想到江青他们在毛主席的部署下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对右倾回潮”，什么“评法批儒”，什么“评《水浒》批宋江”，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使他们焦头烂额，狼狈不堪，难于招架。现在到了命运的决战时刻，他们正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要进行拼死一搏。

    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攻击的目标选择在江青身上。一是江青比较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命造反派的领袖人物；二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指示都是通过江青传达贯彻的，他们是恩爱的政治夫妻，可以说“打在江青身上，疼在毛泽东心上”，一箭双雕，达到不公开反对毛主席而又反对了毛主席所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江青是个女人，在中国旧道德中，女人是不能参与政治的，参与了既呆不长也没有好下场。造女人的谣，败坏女人的名声，简直易如反掌。于是，罪恶的阴谋出笼了。从1975年5、6、7月开始，邓小平利用和毛主席汇报的机会，把他们收罗的诬蔑江青的所谓“人民来信”，塞给毛主席，一再要求毛主席表态、写出批示。不论毛主席说了什么，邓小平从毛主席那里出来都变成批评江青的话。这就是利用毛主席的话来打击江青。叶剑英、邓小平是政治局委员，中共政治局经常开生活检讨会，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毛主席制定的优良传统。心怀鬼胎的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把政治局生活会当成编造流言蜚语的权威场所，把大家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江青的自我严格要求的话，当成加工、生产谣言的素材。这些谣言低级下流，粗俗不堪，充满了污蔑、咒骂和威胁。例如编造谎言，说毛主席曾对江青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批示建议：“暂缓执行。”又如到处散布江青要当“女皇帝”，要效法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女人当家，鸡犬不宁，天下大乱。还有，说江青与迟群、谢静宜关系不正常，甚至把“面首”、“相公胡同”之类的污言秽语泼在她身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搞的这些活动见不得天日，只能在阴暗的角落进行，他们不敢运用“四大”，怕辩论，怕群众，怕真理，怕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收集的所谓“人民来信”，大都是叶剑英等人暗地里安排、怂恿、指使、代替写的，一个普通人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中共上层的斗争呢？这时已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许多事都公开。例如，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的韩爱民在1975年给江青抓的“点”——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写信，指名骂江青：“她不是领导，而是帝修反的走狗，内奸、叛徒，”“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资产阶级政客。”还书写、张贴标语“打倒江青”，在火车上散发传单。原来，韩爱民的亲戚在北京，与资本主义复辟派的大人物关系密切，是受人指使干的。

    邓小平假“人民来信”之手，也有暂时得逞的时候。那是1975年7月，邓小平通过贺龙的女儿得到电影《创业》编剧的一封信，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开文艺战线缺口、向江青反击的炮弹，一再让毛主席表态，写个批示。毛主席为了调整文艺政策，写了如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邓小平在第二天马上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认为这次可以公开来批判江青了。其实，江青曾建议和支持根据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的事迹拍摄一部电影，反映他革命意志坚强、政治立场坚定的好品质。后来因为忙，根本没有看过此片，更没有直接批评过，只是对报纸上吹捧这部影片的倾向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听说，电影中铁人王进喜成了个“中间人物”。事实弄清之后，邓小平鸡飞蛋打一场空，一根稻草也没有捞着。

    邓小平的“人民来信”被毛主席识破，是在1975年8月和10月，他又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两次来信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之后，让自己在生病期间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直接告诉政治局：“中央有人搞了修正主义路线。”并草拟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共中央11月26日转发全党。《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是：“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江青并不十分清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龌龊伎俩。她1974年初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全力以赴抓“批林批孔”，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一起搞成了“重点工程”——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共中央予以转发，并下达《通知》。《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这些材料极大地激发了革命干群“批林批孔”的积极性。同时，江青接连参加了在京部队和中央直属机关及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健康发展。江青更加受到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赞扬和拥戴。

    1974年9月，“风庆”号万吨巨轮远航胜利归来，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歌颂“自力更生”的伟大成果。上海的报纸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写了许多欢呼赞扬的文章。可是，资产阶级复辟派们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恶毒攻击“风庆”号是“得不偿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等等。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远航过程中交通部派去的个别领导人歪曲诬蔑我国造船工业的报道，立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写道：“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在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对此感到十分气愤，纷纷表示应该给予批判。可是当江青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时，邓小平暴跳如雷，蛮不讲理，竭力为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辩护，为“洋奴哲学”找所谓的理论根据，并且反咬一口，说江青他们“围攻”他，更恶劣的是，不顾党的纪律，不辞而别，拂袖而去。

    1974年，江青还有一次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针锋相对的重大斗争，那就是有关晋剧《三上桃峰》的政治事件。邓小平、叶剑英他们一直窥测方向，如何搞臭江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机会来了，中央准备搞华北地区文艺会演，如果能在演出节目和内容上做点文章，既使江青分管的文艺部门后院起火，又打出翻案的试探气球，一举两得。问题是由哪个省来做这个事情。叶剑英提出可以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来完成。叶剑英分析：“谢振华是红小鬼出身，很得毛主席的信任；他是个军人，对我这个军委副主席的话还是听的；更重要的是，谢振华和原华北局的李雪峰、北京部队的郑维山一样，在文革前紧跟刘少奇同志的路线，文革中又和林彪、陈伯达打得火热，庐山九届二中会议前积极支持、宣传陈伯达的华北讲话，在庐山会议上跟着陈伯达大肆鼓吹‘天才论’和叫嚣‘设立国家主席’，还曾参与郑维山修建林彪展览馆的事情。‘批林批孔’作了检查，正窝着一肚子气。”邓小平他们一听，连声叫好。于是，叶剑英、邓小平利用开会的机会，找到谢振华。叶剑英说：“现在林彪完蛋了，小平同志也官复原职，各行各业都在整顿，刘少奇的问题也要有个新的说法。你们应该趁着文艺会演的机会，做做舆论。”邓小平接过来说：“搞‘四清’的时候有个题材《一匹马》的故事，值得挖掘。搞文艺不光江青行，你们一定比她强。”谢振华受到两位老领导的赏识，心花怒放，回到山西，很快指使人编排出晋剧《三上桃峰》。

    《三上桃峰》有什么问题呢？《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说得很清楚：1963年5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1965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刘少奇不甘心失败，他让王光美从桃园撤退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追随者在桃园附近立起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王光美树碑立传。王光美还到处作报告，并特意亲自到文联礼堂讲话，动员文艺界替她鼓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1965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阎王们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把桃园改成了桑园），掀起了一股宣传刘少奇、王光美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省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的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个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为刘少奇、王光美树的“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九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了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被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1965年推到1959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做贼心虚，害怕露出马脚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三上桃峰》的问题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说：“你江青有没有感觉，刘少奇的路线现在并不臭，或者说像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说不定某一天，有些人就会公开树立起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旗。”

    《三上桃峰》受批判后，周恩来严肃地告诉谢振华，要认真检查错误，不要头脑发胀。邓小平则到处说：“我看江青很空虚，光怕别人给刘少奇翻案，她心中有鬼。”谢振华起初表现强硬，用耍无赖掩盖自己和后台老板的罪恶目的：“我豁出去了，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你们怎么着吧！”后来，他还是听从了邓小平的话：“老谢，你在这种恶劣情况下敢于讲真话，伸张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随便批判你，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党的优良传统都彻底葬送在这些人手中啦。我看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你还是检查一下，应付过去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还要重用您呢。”作了检查。

    江青通过这件事，思考了很多，她多次对同志们说：“《三上桃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文化和教育部门确实存在着不少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现象。今后要注意抓这方面的典型，不能给刘少奇的复辟势力留下任何卷土重来的土壤和气候。这根阶级斗争的弦可是要绷得紧紧的呀！”

    到了一九七五年，决战在即，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了一系列号令。1975年8月，毛主席从评论《水浒》入手，批判投降派。毛主席从最近出现的事件，如外交部工作中有害怕美国原子弹的情绪、“风庆”轮引发的政治风波、邓小平等人的复辟活动，等等，看出“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种修正主义思潮纷纷出笼。用什么办法开展斗争，把全党全国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对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严峻考验。毛主席曾经问过江青：“你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投降主义！”江青脱口而出。毛主席欣慰地笑了。于是，毛主席在1975年8月13日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的谈话中发出了政治信息：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政治局成员进行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连续发表毛主席的批示和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出版单位做好有关内容的出版工作。

    江青对毛主席评论《水浒》的批示理解得非常正确而又深刻。八月下旬，她对文化部的负责同志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很清楚，这是指邓小平，因为周恩来病重住院，国务院的工作都是邓小平一人说了算，好多篡改毛主席的话，背着毛主席的活动，都是邓小平搞的。九月，江青在山西大寨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有投降派。”“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经过毛主席深思熟虑发动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并没有使邓小平、叶剑英等资本主义复辟派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步伐停止，更没有使他们幡然醒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迫不得已，毛主席、党中央1975年11月26日决定，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全党；《红旗》杂志在1975年12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指出：“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革命群众也行动起来，例如，清华大学校内贴出了《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邓小平，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纷纷予以转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开展起来。

    1976年2月2日下达《中共中央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转弯子”会议，传达了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指示，其中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同时由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发起了决战的进攻令。

    江青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布置宣传、文艺等部门要高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把工作做好。于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述评，指出，邓小平“他们提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红旗》刊登《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等文章；《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电影界先后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用以反映广大革命干群跟走资派斗、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英雄事迹。北京京剧界则要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成京剧。

    江青还于1976年3月2日，在中央十二省、区会议上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她首先回顾了与刘少奇、林彪他们的斗争经历，借以提高与会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接着联系现实形势说“邓小平这种事（指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做的坏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散布的谣言很多……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他（指邓小平）要是上台，象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我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他（指邓小平）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 “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承担了。”“我说他（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对张平化同志）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的，搞的？（张答：是。）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为可贵的是，江青在决战的紧要关头，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要求一块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发起猛攻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她在会议上讲道：“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一一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1976年的春天，决战的另一方，邓小平被揪出来了，叶剑英也因为在部队制造和散布谣言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而停职休息，怎么办？资产阶级复辟派燃起的欲火，没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揭露、批判、斗争而收敛，更没有熄灭。他们分析了自己的有利条件：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几千年私有制形成的传统观念，邓小平执政一年多给某些人的甜头将发挥的作用，这些就是庞大的政治思想基础；虽然邓小平被停职，但还有充分的自由，叶剑英更可以利用装病的机会大肆活动。周恩来的去世，更会煽起善良的人们对他的怀念，这是极好利用的一笔遗产，周恩来的旗帜不光不能丢而且要高高举起，以显示周恩来是支持我们资产阶级复辟派的，尽管周恩来生前一丁点儿也没有同情、鼓励、支持复辟行为的言行，可是资产阶级政客们是不会理睬这些事实的。他们决心一搏。所以就导演了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历史性的一幕。在这个过程中，无孔不入的谣言，铺天盖地的反革命舆论，所能利用的文学的、艺术的手段，用最卑鄙、最龌龊、最仇恨、最能蒙蔽人的语言、行动、甚至眼泪，来控诉无产阶级司令部，控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脏水一遍又一遍地泼向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使资产阶级复辟派的孤注一掷没能得逞。应该说，在处理“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华国锋是立了大功的。他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的实权，使他成了镇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英雄，再加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忠心，甚至极力讨好以江青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有积极表现，这一切让他在1967年4月7日戴上了两顶桂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为他后来叛变革命赢得了本钱。

    1976年8月中、下旬，当抗震救灾工作取得胜利之后，江青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忘搞好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积极开展“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向全国人民下发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个文件，作为运动中的学习材料。江青根据党中央的安排，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先后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济南部队某团连队、山西大寨等地，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她鼓励大家，战胜天灾人祸；她大声疾呼：“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但我们无产阶级不‘空悲切’，要加油干，干革命，为无产阶级打江山、保卫江山、建设江山。”她告诉同志们，要认清邓小平的真面目，“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等等，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谢静宜）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其他革命左派。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她时时处处以普通革命者的身份出现，穿着半新的军装，斜背着黄色挎包，挎包上扎着一条白毛巾，准备随时擦汗。在农村田间地头，和社员们啦家常，解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意义；在军队营房，和干部战士一块学习文件，启发大家的觉悟，提高大家的认识；在工厂校园，和工人、学生、职工，共同领会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教导，从理论高度看清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认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可以说，为了进行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江青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她无愧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领袖，无愧于伟大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革命伴侣、最真诚无私的妻子。也许她缺乏政治家的谋略，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复辟派们相比，没有他们有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他们的阴谋诡计，然而，正是她的坦率、正直、敢作敢为、胸襟坦荡、表里如一、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理论水平，越来越赢得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尊敬、爱戴和怀念。


第二十二章　黑网

    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指挥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处理了“四·五”天安门事件遗留的问题，又先后会见了几位外宾，病体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得对外宣布不再安排外事活动，静心休养。对于这种安排，党内左派是出于热爱自己的领袖，而右派则认为毛主席来日无多，加紧了秘密阴谋活动，为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编织了一架架黑网，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头上罩来。

    编织黑网的毒蜘蛛式的人物是叶剑英。由于一次次路线斗争的检验，叶剑英终于露出来狐狸尾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总算给他留足了面子，让他靠边休息，名曰“养病”。可是，出于官僚特权阶层的本性，叶剑英要进行最后一搏。从1976年5月开始，叶剑英躲在北京西郊30里外的西山干了些什么呢？如果是个老实人，既然毛主席、党中央不让自己再管国家大事了，又已年近八旬，不论于公于私，是党性还是人性，都不应该再做有损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了，更不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但叶剑英是个党内资产阶级阴谋家，他要为那条即将消亡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死回生，要为即将倾颓的官僚垄断王朝打出一片蓝天。对于他的猖狂密谋，有他的吹鼓手范硕写的《叶剑英在1976》为证。现摘录两段以飨读者：“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隐居’在西山这段日子里，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他不只同聂荣臻交谈，也不限于只在西山里边交谈，也走出去，或相约在山下的二号楼和城里的小翔凤，或其他可以去的地方，同其他同志接触。不但同政治局里的李先念、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倪志福等同志保持联系，时相交谈，而且利用可能利用的机会和场合，主动同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接触，同他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自然，也常去中南海找汪东兴交谈。 ‘为大于其细’。叶剑英很欣赏老子这句名言，多年来，在最高统帅部从事参谋工作，使他养成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凡事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每办一件大事，都深思熟虑，明察秋毫。他每天从电波里获取各种信息，亲自翻阅能看到的各种文献、报刊和资料，同时把整个办公室的‘机器’开动起来，收集各种资料、研究各种问题。他把秘书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谈形势，面授机宜，提醒大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不但要注意研究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研究国内军内问题。好比走进林海雪原，要记得东西南北，千万别转向。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他给办公室的同志分工。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负责抓总，秘书张廷栋则负责国内方面，王文理负责军事系统，陈效良负责国际外事方面，张燕、李俊山机要保密工作……要求他们全面了解国际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国内‘王、张、江、姚’的活动情况。不仅要了解北京的，还要了解上海的，外地的。他不论工作怎么忙，每天都要听取一两次汇报。秘书们按照分工，将自己了解掌握的情况和资料条分缕析，摘要整理，及时报告。有时常常是在叶帅吃饭时，边吃边听边谈。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有一段时间，他患便秘，就专门制作了个小桌子，上面摆好文房四宝，坐在厕所里‘办公’，批阅文件。”从这段文字的记载，可以看出，叶剑英为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真正达到了废寝忘食，绞尽脑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连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也不过如此。为什么叶剑英如此着急，夜以继日地忙活呢？用叛徒汪东兴的话说，政变实在没有成功的把握；用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的话说，当时已到了生死关头。与一切垂死的阶级一样，共产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官僚特权阶层利益的顽固维护者们，面临着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风暴，是多么惊慌失措，又是多么负隅顽抗！他们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密谋篡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权，以便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反攻倒算！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朝思暮想地去扭转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航向，穷凶极恶地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歇斯底里地去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叶剑英等人编织的黑网，从上面的引文中可窥一斑。叶剑英与邓小平有过密谈，认为“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毛泽东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依靠的就是那一帮子激进分子，其中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中央的代表人物，江青又是他们的核心，只要把他们四个人孤立起来，主要矛头对准江青，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就好办了。现在要集中力量制造矛盾，分裂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增加人们对他们的仇恨，特别要搞臭江青。该拉的拉，该分化的分化。正是根据这套阴谋诡计，叶剑英告诉王震，不要把火气乱发，应该把仇恨记在江青他们身上；应该通过关系做好汪东兴的工作，掌握住八三四一这支中央警卫部队；利用自己直脾气、不懂政治的外部形象，到处走走，抓紧时间搞好串联工作。叶剑英自己则亲自出马，做华国锋的工作，说江青他们不信任他、看不起他，毛主席逝世后如果江青当了党中央主席没有他的好日子过，只会把他当成摆设，当成受气包，如果把江青他们打倒，老同志们会拥护他为领袖。（这些话确实使华国锋心动了，他权衡利弊得失，感到江青他们经常批评他，而叶剑英他们整天恭维自己，又许诺自己最高权力，而且叶剑英他们现在也正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的态度是个关键，如果这时自己倒向叶剑英他们，无疑是雪中送炭，何乐而不为！）叶剑英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部队负责人的工作上面，他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睁大双目昏花的眼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干部队伍里物色自己的帮手。他心急如焚，光怕找不到发动反革命政变所需要的人选，所以让他手下的人都去做这件工作。他对部队负责人提出的要求是，最低保持中立，千万不能替江青他们说话办事，更不能妨碍政变行动。碍于老上级、老领导、老首长的情面，不少解放军的干部违心地答应了叶剑英的请求。

    更卑鄙无耻的是，当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全国人民进入紧张有序的防震抗震的工作时，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却趁机大串联，谋划反对江青他们的具体行动。特别令人发指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全世界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叶剑英、邓小平也没有停止串联密谋活动，甚至对江青哀服戚容进行指手画脚，幸灾乐祸，背后说三道四，极尽造谣、污蔑、挑拨、离间之能事。这对失去亲人、失去四十年相濡以沫的丈夫、失去自己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江青是多么不公正！这对化悲痛为力量、时刻不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未竟事业的江青是多么不公正！

    毛主席生前亲笔写下的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包括叶剑英在内，都是看过的，那时没有一个表示反对，华国锋更是积极拥护。现在，毛主席尸骨未寒，华国锋在叶剑英的蛊惑下，利欲熏心，翻脸不认人，矢口否认毛主席的意见，一心想爬上皇帝的宝座，不惜认敌为友，投靠官僚垄断集团，背叛毛主席，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叶剑英、邓小平更是认为黑网已经织成，于是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大开杀戒，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这就是《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描写的形势。

    江青等人却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有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遗嘱，有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好形势，邓小平被打倒了，叶剑英靠边站了，李先念休息了，华国锋是毛主席培养和一手提拔的、革命左派支持的，右派是翻不了天的。当然江青还是有所警觉的，认为应该从路线斗争着手，可惜忘记了政权和掌权的人是个关键，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她说：“大家很悲痛，我很理解，也很感激。但是今天开会不能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赞同江青的意见，只有华国锋由于受了叶剑英的收买，汪东兴被叶剑英、王震等人拉拢过去，在会议上一言不发。可是大家逼着华国锋表态，他才不得不说：“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的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马上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正当政治局成员要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时，因参加毛主席的治丧活动而在场的叶剑英着了急，他老谋深算，心里对江青恨得怒不可遏，但表面上一脸笑容，用假惺惺的劝慰口吻说：“江青同志，你要多保重身体，不要太性急嘛。毛主席走了，我们现在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先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好吗？”江青看叶剑英说得诚恳，年纪又最大，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76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促使叶剑英、邓小平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决策人物提前了行动。这天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提议，要求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确定江青的党中央主席的工作，然后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这下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三人急了眼。首先是叶剑英、李先念站起来反对，华国锋以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否决王洪文的提议，要求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转移话题，把毛远新询问是否准备回辽宁的信念了一遍，让大家发表意见。本来，毛远新一直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毛主席最后的日子里的情况、毛主席写的东西，只有毛远新清楚，也能看得懂，把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后事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华国锋、叶剑英横加阻挠。华国锋说：“江青同志说，她和毛远新都不参加毛主席后事的安排，还是让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吧。”这一招很毒，一是歪曲了江青对毛主席后事一切从简、作为家属、她和毛远新等既不参与、更不会提出任何要求的本意；二是把毛远新赶回辽宁，使毛主席的遗嘱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埋下伏笔。叶剑英老奸巨滑，，他心里非常清楚：毛远新是主席晚年重病期间在身边接触最多的一个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如果让毛远新留下来，会对他们的反革命政变很不利。于是拼着老命高声喊：“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应该马上回辽宁工作，毛主席写的和批示的文件应该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保管。”江青他们也看穿了华国锋、叶剑英的伎俩，坚决要求把毛远新留下来。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华国锋蛮横地说：“我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是我主持工作，我说了算。让毛远新回辽宁，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由我来作。”说完甩袖而去。就是这样，江青他们还是认为可以做华国锋的工作，党中央不能分裂，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起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9月30日晚7时，在天安门城楼召开了国庆座谈会，反潮流的革命小将黄帅等群众代表发了言，华国锋也不得不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10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通栏大标题的消息：“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国庆座谈会决心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10月4日发表社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解释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含义，那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办。社论说：“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一切修正主义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这些关于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像匕首，像利剑，刺向“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心窝，吓破了他们的胆，慌乱了他们的阵脚，。于是他们迫不及待要孤注一掷，把已经编织成的黑网收紧，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头上撒来。

    现在再来引用吹鼓手范硕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的一节，看看反革命政变专家们是如何制造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的：小标题是：“谋成于秘败于泄”。全节内容是：“‘大事不糊涂，小事更周到’这是萧克将军对叶帅的一个评语。叶剑英这位身经百战，惯于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像对待革命战争年代的重大战役一样，来对待这次与‘四人帮’斗争的最后一役。这一役虽然只解决几个人的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比大兵团作战，还要难一些。这因为情况不同，战法不同，又没有先例。在‘临战’前夕，有许多特殊问题需要精细缜密地研究解决。诸如，那几个人能按时到会吗？他们住地又不在一起，会同一时间来怀仁堂吗？会顺从地接受‘审查’吗？要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对江青是否需要‘特殊照顾’？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选物色得怎么样？可靠程度如何？会议定在晚间还是深夜恰当？参加‘会议’的人员和内容什么时候发通知？怀仁堂的场地怎么样？警卫要不要加强？甚至连怀仁堂有几道岗、正厅有几道门，开哪个，关哪个，进哪个，出哪个，他都想到了。再者，除了‘四人帮’之外，还有哪几个人非要解决不可？自然是人数越少越好。是同一时间解决还是放后一步？这些人解决之后，安置在什么地方进行‘隔离审查’？如何依法处置，如何向政治局报告，如何向人民群众交代？还有，对一些重要机关和机要部门要不要采取紧急措施？……这一系列问题，看来很小很细，未免有点烦琐，但正如列宁说过的那样，是整个‘链条’中的若干个‘环节’，直接关系着这场斗争的全局，都需要认真去安排和解决，稍有疏忽，一着不慎，则全盘皆输。为了取得决战全胜，叶剑英又一次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里，倾听他汇报最后一切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对遇到的难题摆开来一一解决，使行动计划更臻于完善，更为可行。 汪东兴又将进一步落实的情况，及时报告华国锋、叶剑英。最后经过紧急磋商，确定提前到10月6日晚8时采取行动。‘会议’事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主要有两个议题：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按照规定，政治局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怎么办？为了让他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在城里的住处属北京卫戍区管辖范围。为防万一，作两手准备，先通知他来怀仁堂开会，把这条鳄鱼调到中南海，万一来不成，再临时通知卫戍区领导就地解决，特意通知吴忠作好准备。对于江青这个特殊人物以及另外的几个死党分子也提出了可靠的处置方案。 ‘谋成为秘，败于泄’。叶剑英作为一个谙熟历史又有丰富斗争阅历的军事家，深知历史上有许多‘谋成泄败’的先例，而且有切身体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炮轰总统府，他那时跟随孙中山，组织反击，不料海军司令温树德会后告密，使革命舰队遭到损失；1927年，广州起义中也有内奸几次捣鬼，险些误了大事；最严重的是1935年长征路上，张国焘制造‘密电’事件，经过党中央紧急果断处置，才化险为夷。前车之鉴，不可不慎。叶剑英一再叮嘱汪东兴，这次对‘四人帮’采取紧急的重大政治行动，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须虑之周详，妥善安排，严密组织，实际做起来，人不能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守口如瓶。万一走漏风声，就会打乱一盘棋，招致失败。他和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措施，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慎重敲定，再由汪东兴负责主办，检查落实。事后汪东兴回忆说，本来计划在国庆后准备十天再动手，后来考虑拖得越久，越危险，便改为六天，定在六号。”这是一份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的绝妙自供状，叶剑英不愧是政变老手。善良的人们会从上面的引文中看到字面之外的内容，学到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

    第一，叶剑英是战战兢兢、心惊肉跳地，像走钢丝绳一样地，如同黑暗动物般不敢见天日地搞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他的所谓“考虑周到”，正说明他做的事情不光明正大，他对谁都不放心，对什么都怀疑：一次次与华国锋、汪东兴磋商，怕他们两个临时变了心；亲自跑到汪东兴的家里，做好汪东兴的工作，对汪东兴有一百个不放心；他对受骗参与政变的警卫人员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审了又审；他对进行政变的环境也是疑神疑鬼、胆战心惊。他告过密，所以很怕别人告密；他背叛过，所以很怕别人背叛。只不过这次用他的“老到”来做的是反革命事业。

    第二，当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失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悲痛之中的时候，当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正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欢欣鼓舞，认为可盼到这一天了，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可以肆无忌惮地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可以搬掉他们搞修正主义的绊脚石——江青等人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邓小平1975年用“整顿”来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成功，叶剑英钻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内部，一会假装极左，一会又露出极右的尾巴，也是潜伏下来，做着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暗事业，只不过毛主席的健在，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像他们头上的紧箍咒。现在好了，挡道的大山倒了，紧箍咒可以解除了，怎么能不高兴呢！看看上面引文中他们的忙碌，不是一切都清楚了吗？！

    第三，“欺骗”是叶剑英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主要手段。政变的成功就得力于欺骗——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骗到怀仁堂，骗江青说：“中央的意见，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等等。“为大于细”，叶剑英很欣赏老子这句话，几乎成了他一生的行动准则。这不光体现在政变细节上，而且贯彻在整个政变舆论上。他抓军队的舆论工具——《解放军报》，约见报社社长；他到处造谣生事，混淆视听。这一切都贯串着欺骗。他们欺骗群众：只反对江青他们，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反对江青决不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江青他们正是为了树立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他们欺骗老干部：文化大革命都是江青几个人胡搞的，根本不是毛主席的本意，从而为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有抵触找到了庇护所，为自己的私心找到了藏污纳垢的地方；若不反对“四人帮”，不反对文化大革命，自己的私心，自己对毛主席的不理解、有抵触就无法找到托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无法找到藏身之处。在毛泽东那个诚实的时代，编造谎言是可耻的，连小孩子都知道，可是这些号称老革命的人竟明目张胆地造假，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实证明，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造假的祖师爷。

    第四，在一片“文革好，批邓好，反击右倾翻案风好，毛主席英明伟大有预见性”的言不由衷的造假声中，叶剑英开始收集毛主席对江青等人批评的只言片语、毛主席对华国锋肯定的仅有的哪怕一点点的批示，他要重新编造历史，为这次逆革命潮流而动的反革命政变梳洗打扮、粉墨登场。“如何向政治局报告，如何向人民群众交代？”叶剑英苦苦思索着。这活画出阴谋家的丑态。

    当数十名受蒙蔽被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驱使的士兵，刀出鞘、箭上弦，严阵以待的时候，被骗来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准备好了开会要用的材料，毫无戒备地同时到达怀仁堂会场，姚文元因为路远晚到了十几分钟（这下可吓坏了心怀鬼胎的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江青在自己的住处，正看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考虑今后的工作，这时参与反革命政变的打手们闯了进来，上演了中共历史上最卑鄙最耻辱的一幕。随后，叶剑英、华国锋把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胁迫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九号楼开了一通宵的会议，威逼着每个人表态，支持他们的反革命政变行动。至此，黑网收拢，历史开始重写。

    在枪杆子夺取政权时强调兵贵神速，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一伙人深谙其中门道。让我们看看时间表：1976年10月6日晚八点到九点对江青等人实行逮捕；十点把政治局的在京成员押解到远离北京市区30多里的玉泉山“开会”，实行封闭“管理”；10月7日运作成功，向外界宣布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仍兼任国务院总理；从7日到8日安排人到军队散布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观察部队的反映，随时准备镇压；8日盗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欺骗舆论，假惺惺地作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随后大肆宣传；10日开始在首都北京大逮捕。短短三、四天的表演，充分说明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也是不得人心的，他们要把全国人民蒙在鼓中，要造成既成事实，要上演一场中外古今罕见的傀儡戏。


第二十三章　严峻的一课

    对于江青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点的表现，有各种记载，现抄录几段。

    御用文人范硕在他的吹鼓手之作《叶剑英在1976》中写道：“突然，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女皇’斜睨一下门口，打量几个‘来客’，厉声喝道：‘你们来干什么？’……‘来客’提出最后要求：‘请交出保险柜的钥匙！’江青不答，拒绝交出。……江青不高兴地说：‘要交，也不能交给你们！’随后，她要了一个大信封，气鼓鼓地把自己随身带的一串钥匙装进去，写上‘华总理亲启’，交给了行动组人员。”

    痞子作家叶永烈在《江青传》中是这么写的：“江青那里，张耀祠常去。尤其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差不多他每天要上江青那里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他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也许在看文件），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这一回，张耀祠与往日不同，他站在江青面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说了以下一段话：‘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一天。江青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进钥匙，再把信封两端用封条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比较上面这两段文字，似乎第二段可信些。但它们都反映了一个事实：江青面临巨大事变，处乱不惊，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风范。特别可贵的是，江青深知，革命档案的重要性，面临着生死关头，仍然要保护党的机密，不肯把保险柜的钥匙轻易交出，以免被坏人窃取利用，篡改党和国家的历史。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江青也许觉得事情很正常，党内斗争嘛，“隔离审查”是经常发生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也给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等人隔离审查过吗？总有说理的时候，总会和群众见面，总得给自己申辩的机会呀！可是江青大错特错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们，修正主义的头子们，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一切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不会也不可能给无产阶级革命派讲理的机会的，更不敢让革命左派见群众。他们怕真理、怕阳光、怕人民群众！他们的一切只能暗箱操作，秘密进行，叶剑英在反革命政变过程中的表演，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诡秘和无耻。这给善良的人们敲了警钟，也给江青上了异常严峻的一课。

    首先，江青回忆起对华国锋有好感的过程。1967年3月，华国锋从湖南来北京，几次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湖南的运动和刘少奇的问题。他对江青说：“我们湖南为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为出了刘少奇这个大坏蛋而感到气愤和耻辱。湖南必须把刘少奇批倒斗臭，不然就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说实话，我这次是要拿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同刘少奇斗了……”江青不光听其言，还要看其行。看来，华国锋对刘少奇的问题是做过认真研究和调查的，不然他不会说得那么准确：1936年春天，刘少奇到天津时，他使用的干将是他的秘书林枫和林枫的老婆郭明秋。刘少奇经常对别人说：“郭明秋政治上开展，政治性很强，聪明能干，起了很大作用。她在政治上比林枫还强。”华国锋接着揭发：很多人都认为，刘少奇和林枫的老婆不是那么干净……江青制止华国锋的发挥，说：“我们批判刘少奇还是应该严肃点，不要像群众组织那样搞丑化低级的东西。”华国锋赶紧转了话题：“据我所知，刘少奇1936年担任了北方局的书记后，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以前我总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没多大本领，感到别人能管一个省的事情，而且有能力管一个国家的工作，而我却不行。现在看来这完全可以。我领导一个国家是完全能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确是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很有可能他就要搞政变，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挽救了我们的党和国家。”江青沉吟地点点头说：“不管他刘少奇有多大的本事，我们不是要把他彻底打倒吗？现在问题是在全党全国范围之内揭发他的罪行。能不能把他打倒，关键是材料啊，主席跟我谈话时专门讲了这个事。应该看到，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集团，有一帮子坏蛋。”华国锋赶紧接着说：“是的，他那个集团是根深蒂固的，是有历史性的。刘少奇早在北方局的时候就有他的团伙，在晋冀有彭真、刘仁、刘澜涛、胡锡奎、杨秀峰、林铁、蒋南翔等；在晋绥有林枫、乌兰夫、杨拉森、李青玉、李雪峰等；在东北有欧阳钦、李运昌；在鲁豫有邓小平、薄一波、杨献珍、吕正操；在陕甘宁有高岗、习仲勋、杨尚昆、阎红彦、王林、彭德怀等。”

    还有，1975年，华国锋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在追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操纵、制造、散布的政治谣言时，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谣言很恶毒，比如有人造谣说：1972年美国的一位女教授采访江青同志后，写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泄露了党的许多机密，毛主席看了这本书后，提笔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大家不用多说，肯定是谣言了。我们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毛主席从来没有这么一个批示，更没有所谓的周总理保护江青同志这一说。我看，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的烟幕，其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我已经指示公安部用很大的干劲来破这个案。”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江青对病中的毛主席说：“中央不能没有人主持工作，原来是王洪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大家反映他不太老练；春桥同志目前还不宜出头露面。我看还是让华国锋同志主持工作比较适宜，他对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的，在和刘少奇斗争的时候也曾经立过功，和林彪斗争时他表现得也很好。相比之下，还是华国锋同志成熟些。”毛主席又听取了张春桥等政治局成员的意见，才下决心建议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就在江青被捕大半年后，那天天气清朗，寒气逼人。江青披着军大衣正在牢房里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时在她面前消失了很久的华国锋出现了。他见了江青，把帽子一摘，露出明晃晃的大背头，和当年的毛泽东留的发型非常相似。这和一年前留着小平头，对毛远新、江青，甚至连对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都点头哈腰的华国锋，简直有天地之别。监押地的警卫林立，军容整齐，哨兵们井然有序地侍立两旁，监管人员们恭而敬之地迎接了这位“英明领袖”。华国锋低声地问江青：“还认识我吗？”音调里含着杀气。江青一见华国锋那个装腔作势、趾高气扬的样子就感到恶心，但是他是经她多次要求才大驾光临的，所以一开始就没有破口大骂他，只是坦然地点点头：“我大概还不会健忘若此吧。你现在身为党中央主席，想的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要把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事看得太重了，当然，我们之间并没有个人的仇怨，这你不否认吧。”华国锋听了这话，一股愠怒之情直冲脑门：好啊，直到眼前你还想教训我！于是，华国锋声嘶力竭地说：“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劝你向人民投降。你承认不承认，你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你看看现在的全国人民，听到把你抓了起来，大家是多么的欢欣鼓舞！人民早就把你恨透了，你还自以为了不起哪。你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我告诉你，现在你回头还为时不晚，否则，你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看到华国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江青却哑然失笑了。“你笑什么？”华国锋觉察到自己沉不住气而失态，感到十分懊恼，于是立刻镇静了一下，反问江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江青还想使他能够幡然悔悟：“你好好想一想，你所说的人民都是些什么人？你的权力是谁给的？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和帮助，你能当上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吗？那些走资派们会利用你，把你抬得这么高吗？难道你就这样忘恩负义吗？你对毛主席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对革命造反派的感情，难道就是这样的吗？毛主席把国务院的重任托付给你，你却不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事业为重，反而和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打倒的敌人相互勾结，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我死而无憾，只可惜一个好端端的革命事业就葬送在你这个叛徒手里了。”华国锋被“叛徒”二字烫得浑身发抖，几乎是从牙齿里发出这几个字：“你太放肆了！你有什么资格侈谈毛主席的革命事业，你才是毛主席的叛徒呢！你既然没有诚意，我就不和你浪费口舌了。你就在这里待着吧。”说完，悻悻然，急匆匆，扭头而去。

    江青看着这条丧家犬的狼狈相，感到一阵惆怅。看来，自己确实认错了人，推荐错了人，华国锋比周恩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她想起了1974年夏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有些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江青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态度，据我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受过冲击的干部和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三个指头的缺点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重新工作后，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了可贵的努力，也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注意。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好的方面。但是，他们如果一味地纠缠江青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纠缠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陈旧老帐，就会犯新的错误。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只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向分裂。”

    虽然华国锋已背叛了革命，江青还是想拉他一把。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当这封信展放在华国锋面前的时候，那熟悉的字迹使他心惊肉跳：“国锋同志：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是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可惜，江青的苦口婆心换来的是华国锋的驴肝肺，他没看完就撕掉了。

    对于汪东兴，江青可以说知之甚深。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总认为汪东兴是在执行一件特殊使命，好象他对毛主席的确忠心耿耿，始终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国锋、汪东兴也在造舆论，说他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似乎老人家有所授意。其实，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难圆其说。

    在江青眼里，汪东兴不过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只是唯上级命令是从的警卫人员，当然是高级警卫人员。她认为，汪东兴既然是毛主席的警卫人员，那理所当然也是自己的警卫人员。所以，她从不把他放在心上。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刚开始的时候，汪东兴到江青那里办事，江青留他吃饭，他连坐都不敢坐，更谈不上说话了。而汪东兴也当着江青的面几次表态：“你的一言一行，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都要无条件地执行。请江青同志放心，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你和毛主席的人。”

    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较好的表现，他写的《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江青清楚地记得其中的几段：“1947年3月19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撤出延安，转战陕甘宁边区。当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而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队经晋绥解放区到河北省的西柏坡时，一路上大搞形左实右的错误土改，即臭名昭著的‘搬石头’运动。这时在刘少奇为首的帮派体系里又加了一个陆定一，他公开说：‘陆定一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是一般的能比上的。’”“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而直到第二年即1948年底，刘少奇才和王光美正式结婚。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捧上天，动不动就把她拉出来在全党面前显赫。相比之下，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更令人气愤的是，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了天津，公开抹杀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胡说：‘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联合资产阶级上。应当号召工人以忍耐暂时的痛苦，实现劳资两利。’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斗争啊！刘少奇甚至这样说：‘现在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反而应该使资本主义有若干的发展，也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我希望资本家要多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们只剥削了一千工人，我看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剥削二千工人，二万工人。资本家生活太苦，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要弄得太苦了。’到了1950年6月7日，刘少奇又在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公然背着毛主席提出了‘三年改变成份，我们要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着富农经济的’论点，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所以，江青一开始认为汪东兴是紧跟毛主席的人，从来不把他当回事。对他的举动，反而有所忽视。

    不但江青，到后来连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把他当外人，中央工作的人都客气地尊敬地称他为“汪主任”，只有他们几个亲切地直呼大名。对此，汪东兴却不以为然，不认为是亲近而感到不尊重他，所以他背地里经常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坏话，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走着瞧，我迟早要出这口气。”

    由此看来，汪东兴对江青怨恨已久，只不过江青浑然不觉，认为大家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连性命都可以不要，那有时间去计较这些小事呢。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她根本没有想到汪东兴会找她算帐。

    正因为汪东兴有这种心态，又处在特殊位置，所以成为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拉拢对象，成为反对江青的急先锋。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东兴曾被林彪集团拉拢过去。1969年九大时，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入政治局，他对毛主席说：“汪东兴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并派叶群到汪东兴家串门，送东西，以示关怀。投桃报李，汪东兴对叶群说：“她（指江青）那个人自高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理她呀，我看，毛主席死后，才有她的好看呢！”又说：“我从来就没有把钓鱼台（指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人当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总。为什么毛主席在那么多的元帅当中选了林总，就是因为林总才是真正的统帅之才。现在我是跟着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之后，我就要跟着林副主席干。我会像忠于毛主席那样地忠于林副主席的。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我也希望林总能关心一下我的政治生命。”到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汪东兴参加华北组的讨论时，陈伯达第一个发言，他接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热烈希望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刚才陈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党内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毛主席知道后，把汪东兴叫到自己的房间，严肃地说：“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汪东兴腿肚子一软，“扑通”一下跪下了：“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了。主席，我向你检讨。”说着，大哭起来。毛主席更加严厉地说：“你汪东兴明明知道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为什么你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事到如今，汪东兴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推到叶群身上，基本上把他与林彪、陈伯达、叶群的一些谈话交代出来。

    其实，江青对汪东兴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和目睹，她曾向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说：“这个人跟我这么久了，脾气和性格都适应了嘛，有感情了嘛。我看他不会造反吧。再说，换一个人也不见得比他好多少。他有点把柄在你们手里也好嘛。我们再继续帮帮他吧，让他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实践中再考验考验吧。”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汪东兴主动揭发邓小平，他向江青说：“我对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了，毛主席根本离不开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战友和学生。这些话，使邓小平没有捞到半点稻草。”当时，江青对他的话，虽然有所怀疑，但也认为汪东兴有点进步。她想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要注意多团结人，不要疑神疑鬼，所以就没有再向汪东兴深问什么。

    想到这里，江青认为汪东兴的叛变似乎有着必然性。

    在审讯室里，江青望着汪东兴，含笑不语，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使这位有奶便是娘的无耻之徒感到忐忑不安，连刚才进来时强挤出来的庄严和假笑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这是一种革命权威和小人得势的胜利者之间的较量。汪东兴首先强打精神地说：“江青，这几天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考虑什么？”江青一仄脑袋，音调里带着极大的愤怒和鄙视。“好啊，看来这件事你完全知情。我要提醒你汪东兴，不要走得太远了！”汪东兴一阵脸红，喏喏地说：“该走什么样的路，党中央自会决定。我只希望你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什么什么，你们能代表党中央？”江青嘲笑道：“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只有我们才能代表党中央，你们是谁？竟敢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全党。再说我有什么错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执行的是毛主席的决定、指示和以他为代表的路线，你说我有错误，那么你把毛主席置于何地？”汪东兴气急败坏地叫道：“你反对周总理？”接着拿出一些材料给江青看。江青略微看了一下，便微微笑道：“这都不是事实。”她坦然地说：“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事几十年，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我承认我们工作中有分歧、有斗争，但我从来都是维护他的，他也同样维护我。我从来不反对他，、也没有反对他，他也没有反对过我。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造谣、挑拨，我感到很可怜。至于说我反对毛主席，那更是荒诞无稽了！”“中央希望你能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来，以便求得党的宽大。”说这几句话时，汪东兴有点乞求的味道了。江青冷笑道：“你说这话，实际上是让我当叛徒，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承认你们的作法合法，好让你们盗名欺世，哄骗全党全国，是不是？告诉你，没门！我早就做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便我明天死去，我也认为自己值得！”

    那天，汪东兴代表专案组又来到江青的牢房。他还没有说话，江青就指着汪东兴的鼻子斥责道：“你们给我定了多少罪？给我捏造了多少罪名？你们不感到脸红吗？华国锋和你汪东兴的心都叫狗吃了？官位和权势真的就那么重要，连点人性和良心都不讲了？你们好好想想，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我，那一点亏待了你们？为什么现在还不悬崖勒马？我正告你和华国锋，不要走得太远了！”不知怎的，原来准备好的许多话，汪东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放下一份《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的材料，急匆匆、灰溜溜地走了。江青等汪东兴走后，看了那份材料，不禁感到有点哑然失笑：“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4月7日，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对于毛主席的这一英明决策，‘四人帮’极为不满，疯狂反对。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在批邓问题上另搞一套，千方百计地要把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搞下台，要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搞下台……”江青看完之后，随手在供给监狱的当天报纸上写道：“真是活见鬼，华国锋当代总理和总理是我江青亲自向主席推荐的。明明是忘恩负义，偏偏倒打一耙，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鬼花招。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又，我倒后悔推荐了这么一个叛徒，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可笑，毛主席几时把你华国锋选定接班人了？难道让你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要接毛主席党中央主席的班？无耻！华国锋、汪东兴已经和资产阶级复辟派完全走到一起了，批邓的口号也喊不几天了。他们和一切叛徒一样，绝没有好下场。”

    华国锋、汪东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虎视眈眈，他们剽窃来的江山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肯就范，更使他们如梗在喉。华国锋召开所谓的政治局会议，一心想给江青定个“叛徒”的罪名，可是拼凑的材料又遭到与会人员的质疑和反对。韦国清开了第一炮：“你们发现了她（江青）写的或她（江青）签名、按了手印的自首书或履行了其他手续吗？”吴桂贤接着说：“究竟会不会有自首书那样的罪证？这是问题的关键。”吴德也大着胆子说：“仅凭现在的材料就定江青是叛徒，似乎有些勉强。”连汪东兴也对证明材料发生了怀疑。会议实在进行不下去。华国锋着了急，赶忙找汪东兴商量。华国锋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江青掌握毛泽东的东西太多了，对党的高层情况也了如指掌，不能让她活着出去。”汪东兴说：“必须加强防范。一旦江青被人救走，或者党内国内出现反对力量，整个形势就会发生急剧变化。”于是，他们两人又一次亲自检查了关押江青的地下室，才稍稍安心地回到办公室，继续他们的密谋。

    华国锋突然向汪东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当年对江青，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们这样揭露和批判江青，会不会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呢？”汪东兴说：“应该这样看问题，是江青自己的言行首先损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我们对她采取的种种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最好的办法。”对于这种混蛋逻辑，华国锋苦笑了，但表示满意地点点头，“也只好如此吧。”华国锋转脸看着摆满案头的所谓揭发江青的材料不无忧虑地说：“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江青一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批臭。华主席啊，”汪东兴的语调显得诚恳而又热切，“‘四人帮’已经让我们搞得人心丧尽，他（她）们经营十年，一定得罪了不少人，可以说他（她）们弄得天怒人怨，这并不为过。所以，这是我们实行反击的最好机会。材料嘛，可以再发动一下，肯定会有不少人跟着我们走的，还怕没有人证？现在，上海、山东、江苏就做了不少工作。”华国锋感动地说：“要把这场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统统提拔起来。现在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岗位上，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这次斗争就是出干部、出人才的时候。”他忘记了刚才的沮丧，有些得意忘形，从沙发里站了起来，竟然模仿着毛主席当年讲话的姿态和样子，鹦鹉学舌地说：“这场斗争揭发的大量事实，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他停顿了一下，问汪东兴：“这样讲，行不行？”汪东兴说：“很好，不过要结合江青他们。”于是，华国锋又摇头晃脑地讲起来：“这场斗争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许多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汪东兴看着华国锋的样子觉得很可笑，他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和背台词的语言，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戏剧舞台的小丑演员。当然，汪东兴心里很清楚，自己就是政治历史上的小丑角色，那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的话语，正是他们自己的画像。更何况华国锋所用的词汇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好多都是拾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牙慧。“这些帽子和罪名，可以很容易很自然地扣到任何一个被打倒者头上。”汪东兴想，所以他向华国锋建议，把刚才的一番讲演整理整理，马上向全党全国进行传达贯彻。华国锋高兴地接受了。

    又有一次，华国锋看完汪东兴送来的揭发材料，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杀伤力，有些还会给江青起到抬高她的作用。还是不要公开吧。”汪东兴接口说：“对，我们要控制一切消息的扩散，有些材料传出去会把事情弄糟的。”华国锋严肃起来：“凡是有利于‘四人帮’的材料和消息一定要严加控制，不能给他们以半点可乘之机。对那些不自觉的提供者，也要提防。你要把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等人看紧点，不能让他们乱说乱动。”这些不打自招的口供，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颠倒是非黑材料的一批大坏蛋的丑恶心态。

    为了揭发江青，华国锋、汪东兴真是用尽了心机，不惜重用叛徒、特务、腐化堕落分子，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中汪东兴策动、鼓励保健医生李志绥，就很能窥见一斑。1976年10月7日深夜，汪东兴派车把李志绥拉到中南海。“出了什么事了？”一见面李志绥惶恐地问汪东兴，汪东兴把他拉进一间房内，神秘地说：“这回你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再也没有人找你们的麻烦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志绥脸上一片狐疑。汪东兴高兴地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江青和她的同伙正式抓起来了。怎么样？你高兴吧？”“我当然高兴，本来她要抓我的嘛。现在变成她了。”的确，由于李志绥道德败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正要办他的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现在翻了个，他怎么能不高兴呢。“那就好，现在中央要你组织主席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来揭发江青和她的同伙。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谁不揭发也不行。”汪东兴露出了一脸凶相，异常严厉地说。其实，不用汪东兴威胁，李志绥早就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怀有仇视心理，这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现在正心里乐呢，但又装出一付需要别人启发的样子：“可我又能了解她的什么事情呢？我又不是她的同伙，她有什么事情从来不和我讲。我没有可揭发的呀。”汪东兴这头蠢驴马上一本正经地说：“现在人人都要揭发，人人都要批，谁和她划不清界限谁就是她的一伙的。你们就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他们破坏毛主席的医疗，迫害主席的罪行，反正怎么说都行，但一定要有份量。”于是，李志绥等人炮制了一篇篇弥天大谎的揭发材料。

    华国锋、汪东兴的表演，给在狱中的江青补上了沉重而又严峻的第一课，也使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江青的反思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她感到自己只可做个革命者，不配当个政治家，白白在毛主席身边生活了近四十年，竟然没有识破骗子，竟然没有做好对付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她被自责痛苦地熬煎着。同时，她也决心用余生来证明自己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用自己的凛然正气去进行另一个战线的斗争。


第二十四章　惊心动魄的四年

    1976年10月到1980年10月，是中国当代史惊心动魄的四年。江青在狱中可谓“洞中才几日，世上已千年”。这四年，阴霾毒雾污染着锦绣的中华大地；腥风血雨把神圣的政治殿堂涂抹得面目全非；惊涛骇浪使五湖四海天地翻覆。1976年10月反革命政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华国锋头上乌纱帽还没有暖热，什么“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顶顶桂冠还没有披挂完成，1980年11月12日又发生了充满政治血腥的“宫廷政变”。前一次，华国锋、汪东兴还洋洋自得地充当急先锋，后一次就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猪羊。前一次，叶剑英这只老狐狸还摇头摆尾，得意洋洋地拿出摇鹅毛扇的架势，这一次也不得不靠边站，让位于更阴沉的翻案人物陈云。但两次都在邓小平的掌握中。这四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历史性巨变：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现代修正主义者当政的官僚垄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再变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垄断阶级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四年，江青在阴森森、冷冰冰的铁窗中受熬煎。警卫、看守，包括送饭的人员，每隔不长时间就要换一次，当局者怕他们被江青赤化了。江青确实在时时处处做赤化周围人的工作。她告诉他们：“你们知道为什么逮捕我，关押我吗？因为华国锋、汪东兴要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怕我反对，还不敢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所以采取这种卑鄙手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江青又悟出更深层的原因：“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内走资派利用了华国锋、汪东兴的私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很快就要改变颜色了。你们千万要站稳立场啊！”

    这四年，江青信息全无，甚至多数时间连报纸也看不上。她仿佛被置身到一个全封闭的铁桶里，听不到一点社会上的动静。她冷静地回顾过去，特别是回味着毛主席对自己的批评与教育：“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自己究竟有什么弱点、缺点和错误呢？这和自己目前陷入的困境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苦苦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她回忆起毛主席跟自己的谈话：“江青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依然是你死我活的。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只要你在台上，他就要千方百计地把你赶下台。你知道酒场上的划拳吗？名义上‘哥俩好’、‘四季财’、‘好好好’，实际上总想把对方灌醉、撂倒。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你给他让一个位，他还想彻底让你坐到地上，把位置全都给他。人心不足蛇吞象，酒桌宴会是战场。”毛主席又说：“搞政治必须有‘坐牢、杀头、开除党籍和离婚’的思想准备。就拿我来说，我是随时作好下台的准备的。一个是被帝国主义里应外合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集体搞垮，我们成为俘虏；另一个就是被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赶下台，像彭德怀、刘少奇一类人是把我恨死了的。为了不下台，就要同这类修正主义分子和国内外、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到了林彪集团垮台之后，毛主席又告戒自己：“江青，你要谨慎呢。现在你已成为出头的鸟，好多枪口对准你了。包括反对我的人不便出口，但会拿你出气。资历和才能是政治家立身的基石，而这些你都不占优势，惟有和大家搞好团结才能度过难关。你面前会有许多关口呢。”毛主席猛吸了一口烟，加重语气说：“别以为你坚持的是真理，又取得了一些胜利，人家就怕你。怕你不等于服你。其实，好多人心里都恨你，你已积怨很深了，只是由于你是我的老婆，大家不吱声，应付你罢了。运用好自己的权力，让真理化为大多数人的行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江青当时没有完全明白毛主席的良苦用心，现在已经晚了。目前唯一可以做到的是，利用现有的条件，继续宣传革命真理，继续和革命的叛徒斗，和走资派斗，做个好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为毛主席争气，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决不能在这帮坏蛋面前忍气吞声。“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应该做个革命的强者，就应该完成斗争的使命。

    这四年，江青以《毛泽东选集》为伴，把毛主席的照片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每天向自己的丈夫、导师、心中的指路明灯，诉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的巨大挫折、社会主义中国蒙受的灾难、革命造反派受到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把满腔的仇恨和为捍卫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必死的决心，向自己的亲人表白。可是，挂主席像的事却被反动当局蛮横干涉。一个看守干部大声命令她：“江青，把毛主席的照片摘下来！”江青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那个看守人员没法，只得进了牢房，亲自动手去摘照片，江青制止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挂主席的照片？主席是我的丈夫！”“不让你挂，我们正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你很明白，这里是监狱，不是你当中央领导人时候的办公室。我们不能允许把主席的照片挂在监狱里！”江青冷笑道：“看来他们是很尊敬主席，这倒使我更加明白了什么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江青有意用了“他们”的称呼，以把这些看守干部与他们的后台老板区别。她接着开导围在牢房门外的看守人员：“修正主义分子的表面现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证明阶级斗争的复杂和反革命分子的变化莫测。他们搞了许多假象，做足了表面文章，目的只有一个，欺骗善良的人们，维护他们的非法统治。即如华国锋喊得震天响的‘抓纲治国’，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骗局，它与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丘之貉，都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是否定主席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头头模样的人，看到大家听得很专注，赶紧驱散看守人员。江青为挂主席照片的事，思考得很多很多，有几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一个女看守心疼地悄悄劝她：“你不吃饭正合了有些人的心思，他们巴不得你死呢。你应该活着，而且要活得比在外面还要好才是对他们的打击。”这番话，亲切、真挚而又温暖，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对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深厚阶级感情。这番话，再一次启发了江青，她静下心来，更加注意研究如何和修正主义者们进行斗争。江青想起毛主席十年前给她讲过的一番道理：“所谓佛，其实都是人。释迦牟尼本是一个王国的王子，只是为了所谓的解脱人生的痛苦，便放弃了王子的荣华富贵，毅然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道，历经千险万苦终成佛。佛祖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五六年，是古代印度北部迦妣罗卫国国王净饭王和王后摩耶的太子。他幼年沉默寡言，二十九岁离开宫廷修行。三十五岁在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而成佛。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也应该大彻大悟，那就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所以，不经过受苦受难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有了这种精神准备，进一步武装了头脑思想，江青的心情比原来好多了，浑身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她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早晨，她都要大声地读一会儿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的著作，然后唱几段革命京剧。每当她放开嗓门高唱《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休看我戴铁镣与铁链，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的时候，监狱头子暴跳如雷，就指使看守警卫去干涉她：“江青，不准你在这里大喊大叫，无法无天！”江青微微笑道：“这就是革命文艺的力量。它不但可以鼓舞我们革命者的斗争勇气，而且还能够震撼修正主义者们的胆量。对于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大多数狱警和看守人员都比较年轻，容易受统治者的蒙蔽欺骗，但也愿意接受江青宣传教育，并为江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所折服。所以，反动当局不得不经常轮换监狱人员。就是这样，江青还是抓紧时间，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用革命的道理启发了不少人的认识和觉悟。她在牢房里大声朗读革命导师的语录：“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砸烂全部的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斯坦看来，似乎马克思思想的行为更为粗暴丑恶的了。”她冲着铁窗放声高唱；“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四年，江青除了与华国锋、汪东兴这两个叛徒交过几次锋，更多的是与资产阶级复辟派的爪牙、走狗的周旋和较量。

    “你自称女皇，整天作威作福。”狱中审讯人员不止一次地鹦鹉学舌一般向江青挑衅。“笑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女皇。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现在成了毛主席的未亡人。”江青诚恳地说，然后郑重地告诉这些人：“散布我是女皇的人别有用心，你们千万不要上当。看一个人要从阶级立场、路线斗争的角度去观察去分析。我们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无私无畏的，任何流言蜚语都吓不倒我们。党内走资派、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搞臭我，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拿封建帝王思想，拿孔老二的破烂货来玩弄舆论、欺骗群众，真是无耻下流。善良的人们应该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切莫受骗。”

    “你曾经叛变出狱。”一个年纪较大的审讯负责人，在审讯室里用骨碌碌的黑眼睛朝江青身上转来转去，嘴里机械地说着排练过无数次的语言：“根据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被捕后写了自首书，是叛变出狱的……”“无聊！”江青目光直射委琐不堪的审讯人员，义正词严地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和陷害。毛主席生前就看到过不少这类反革命的材料，你们不过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货而已。我是叛徒，主席会和我结婚吗？你们说我写了自首书，有什么证据？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构陷，决没有好下场！”审讯员理不直气不壮，只哝哝地说：“中央要我们审查你，中央当然要有一定的人证、物证。如果不对，你也可以反驳吗，你可以写出材料推倒对你的指控。”江青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扶了扶下滑的眼镜，从容不迫地说：“你们先把我抓起来，剥夺了我的自由，然后再去收集所谓的罪证，这能公道吗？如今我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你们宰割，但是历史真相你们是歪曲不了的。关于我的历史，早就有人造过谣，挑拨过我和主席的关系。但是，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主席是了解我的。主席早就对我有评价，你们想了解吗？春桥、文元知道，就是华国锋也知道！你们敢去问他吗？至于给你们写材料，这是办不到的，我一个字也不会写，因为你们的中央是非法的，你们成立这样的专案组，更是非法的。”说得审讯人员哑口无言。

    “你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尽管华国锋、汪东兴想尽千方百计要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江青是“揪军内一小撮”的罪魁祸首，以取悦军方的支持，但是专案组和有关人员太无能了。查来查去，没有找到江青一句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只有一个关锋、王力、唐平铸和胡痴于1976年1月10日给林彪的报告。上面有胡痴的一句话：“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而林彪批示的这个报告里写道：“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而写这个报告的四个人，都是被江青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宣布打倒的，其罪名之一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华国锋、汪东兴非常难堪，还是硬着头皮让新换的专案人员去提出江青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江青勃然大怒：“他们完全是在颠倒是非，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我的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江青控制住自己愤怒的情绪，耐心地向专案人员解释：“‘揪军内一小撮’是一回事，军内的确有一小撮坏人是另一回事。过去毛主席的讲话里也有说军内有坏人的字眼。问题出在1967年夏天的武汉事件后，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浪潮，这是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严重问题。我们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指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这一概念。现在，修正主义统治者们又搬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别有用心，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成了别人的工具。所以我认为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和他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也没有共同的是非标准。”一席话，说得专案人员无言以对，只得夹起皮包跑去汇报，再领取新的旨意。

    “你们搞得天怒人怨，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沿。”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强加给江青的又一条罪状。华国锋一上台就把毛主席逝世前的中国社会描绘得漆黑一团，其中有“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之侈谈，以此来证明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武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华国锋。修正主义者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极力宣扬这个大谎言，早已形成了一个固定“概念”强加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他们不敢直言攻击毛主席，就把这一历史谎言扣在毛主席的遗孀江青头上。其流毒之广，危害之深远胜过南宋时秦桧诬陷岳飞的“莫须有”。当时的国民经济真的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吗？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已经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国防、科研、外交等诸方面的事实，充分证明“文革”十年国民经济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痛斥了华国锋之流的谎言。此处不再赘述。现在只让我们看看1975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当时经济形势所做的评价吧！“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所以只要用脑子想一想，1975年元月还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怎么到了1976年10月，即过了１９个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呢？不是常听人说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搞“整顿”使国民经济大发展吗？如果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不是那些为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搞“整顿”的颂歌是个大谎言呢？事实上，这期间正是华国锋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如果说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主要责任不是别人，正是他华国锋。他和邓小平一伙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给“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中跟着毛主席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一股反革命逆流”。他咒骂革命、咒骂群众运动，首开了否定“文革”之先。江青想想这些，感到无须和专案人员争辩。她只为华国锋当传声筒而悲哀，为华国锋的卖主求荣而可耻。江青冷眼观察着邓小平复出后所打的政治权术的“太极拳”，敏感地预见到华国锋、汪东兴一伙的末日就要来临了。傀儡退场，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老板已经开始表演了。中国将要陷入万劫难复的深渊。

    这四年，时常有监管人员出于善意，当然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向江青进行劝导：“我说江青啊，你考虑问题还是现实点吧。到了这里可不同于在你以前住的地方，而且你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应该考虑你晚年怎么办，难道就想在这里住下去吗？”江青正色说：“这点，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江某人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党的原则，我甘愿把这牢底坐穿。同时，你也告诉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没有什么地位不地位的，到处都是向反动派斗争的场所，活一天就要斗争一天。想让我投降，叫他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坚信，总有一天，这笔帐是要和他们彻底清算的。”

    这四年，江青用狱中革命斗争的言行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第二十五章　法庭斗争（一）

    围绕着如何处理江青等人的问题，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明争暗斗。

    华国锋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投机分子，浑身上下有太多的文化大革命的印记，时时成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刻骨仇恨的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攥在手中的小辫子。华国锋对邓小平他们是又怕又恨又需要依靠。他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文革派，再没有邓小平一伙的支持，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可是自己的能力、资历、势力都无法和邓小平相比，眼看着大权旁落，整天扮演着傀儡的角色，对于又蠢又贪的他，能不恨在心里、笑在脸上、怕在行动中？！

    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当邓小平气势汹汹地再次提出要审判所谓江青“反党集团”时，华国锋忧心忡忡地说：“能把江青当战犯对待吗？我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彭德怀或其他党内的反对派们都没有这样对待过，现在单单对江青用这种手段（当然还有林彪），历史上能站得住脚吗？所以要慎重考虑。再说，江青集团的事情大量地要牵涉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是暗暗地内部进行吧。”说这些话的时候，华国锋简直有点哀求邓小平的味道了。因为审判江青他们也会涉及他和汪东兴不少问题，甚至文革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他俩要负主要责任，有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做法，他俩就是罪魁祸首。公开审判，他华国锋的形象扫地，所谓毛主席接班人的谎言被戳穿，就再也保不住自己的官位了。

    邓小平看着华国锋的样子感到可笑。自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相继恢复了邓小平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等职务，这位老谋深算的顽固不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就控制了中央的决定权。他完全把那位一年多前在他手下点头哈腰的华国锋当作了木偶，政治权术的“太极拳”已经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根本辨不清东西南北，眼睁睁地看着他钻进自己设计好的“天门阵”里。邓小平首先从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入手，赢得知识界一片欢腾，占领了舆论阵地；接着把翻案明星胡耀邦安插在中央组织部长的位置，把翻案元老陈云推到中央副主席的宝座，在中华大地刮起了一场昏天盖地的“十二级翻案台风”，把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统统解放出来，扶植上台，使邓小平的统治有了强大的阶级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策划修改宪法，删除劳动人民已经获得的民主自由的有关条款，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把全国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部打入十八层地狱，实行对马列主义者的白色恐怖。时至今日，华国锋还竟敢提出自己对处理江青的意见，真是可笑不自量。邓小平是什么人？是独夫民贼！他才不管什么中国共产党内历来有什么规定，他才不问共产党内的斗争应该遵守什么原则，他才不怕全国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他才不会顾及历史责任。因为他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他是“有奶便是娘”、“摸着石头过河”、集封资修大乘的实用主义者，是死不要脸的资产阶级政客！

    邓小平象教训小孩一样，对华国锋说：“现在要实行法制，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什么是法制？就是一些人制定法律，另一些人去执行。过去搞人治，人人参与国家大事，那还不乱了套！文革就是样子。我们这一代就是要完成由人治到法制的历史性转变。可以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文，制定出审判江青他们的具体程序，由专案人员去进行。我们要给后代来一个良好的开端。”新当选的总书记胡耀邦对审判江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立即附和邓小平，并趾高气扬地说：“我提议成立审判指导委员会，由中央直接领导，由江青的老对头、文革开始第一个被打倒的彭真同志任指导委员会的主任。”

    随后，胡耀邦召集彭真、江华、王鹤寿、伍修权等人开会，遵照邓小平的旨意，研究了审判江青等人的措施。彭真不愧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手，他说：“既然是审判，那么江青等人就是罪犯，要按照对待罪犯的方法去进行立案侦察，搜集、取证他们的罪行材料。同时，要一口咬定江青他们是有计划地进行犯罪活动，这与毛主席的缺点、错误不一样，还要把周恩来总理划入受迫害的行列，这样就避免了有些人因为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热爱而不敢、不愿写江青等人的证明材料。”胡耀邦手舞足蹈起来：“还是彭真同志有办法！”彭真越发高兴起来：“我还有一个想法，把江青和林彪一块审判，这样能增加人们对江青的仇恨，达到审判的效果。”有人提出：“江青和林彪是有矛盾的啊！”彭真说：“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是作贼上一致，分赃有矛盾。”胡耀邦拍手叫好：“这个说法好！以后就这样向大家解释。”

    在正式审判之前，江青还忍受了多次予审的折磨。王鹤寿就是予审的主角。王鹤寿在文化大革命中定为叛徒，刚刚被邓小平、陈云他们“平反”，就积极参与为刘少奇翻案，现在想在审判江青中再出出风头。王鹤寿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狐假虎威地说：“江青，中央让我来审理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本想用“罪行”二字，不知怎么临时改成“问题”。江青瞪了王鹤寿一眼：“你们审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笑话！你们有这个资格吗？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具体发动和执行的，你们这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能知道什么能审理什么？连邓小平都自称是‘桃花源里人’，不知世上事，他让你们来审理文化大革命的事不是出你们的洋相吗？”说实在话，王鹤寿他们是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发动的，具体进程也知道不多，可是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受了迫害，这口气一定要出，这个仇一定要报。就是凭着这种报复心理，他气势汹汹地对江青说：“从现在起，你的案子就由我们来负责，你要和我们好好配合，把文化大革命中你的问题讲清楚。”“算了吧，”江青不屑一顾地说：“我的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华国锋就可以说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敢正视问题的本来面目吗？文化大革命中我处理的许多事件，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我执行毛主席指示，你们要查只能是公开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鹤寿只得“图穷匕首现”，兜出老底：“我们要把你的问题与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分开。”江青气愤了：“你们竟敢诬蔑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好哇，这样你们就成了一贯正确的了！真是卑鄙致极！”她喘了一口气：“至于你们想把我与毛主席分开，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我早就知道你们是非要把我置于死地才甘心的，我已经料到了。本人也可以给你们交个底，我从跟定毛主席那天起，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以身殉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一切。现在，大不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了就是了，这有什么了不起？死在革命的叛徒手中，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我感到无上光荣。不过，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吗？江某人倒是想领教一下。我也准备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对你们并不抱什么希望，只不过是一种斗争的形式而已。你们用这种方法对待我，本身就违背了你们制定的法律，无非是为了发泄丑化毛主席的罪恶目的。”王鹤寿赶紧掩饰说：“你的罪行，怎么能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呢？”江青义正词严地反驳道：“错了。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过什么我自己要干的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都是执行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的。你想听听吗？你敢忠实地纪录并向世人公布吗？”老奸巨滑的王鹤寿出了一身冷汗，这可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得赶紧向主子汇报。邓小平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说：“江青太嚣张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得赶快审。她要讲什么尽管让她讲，不理她就是了，也决不能向外界透露一点消息。你们好好准备材料，让她蒙在鼓里，最后给她致命一击。”

    彭真是审判委员会的主任，又出任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江青了解他的个性，一定会在予审中让人来询问批判他搞的《二月提纲》的前后情况。果然，几个穿着公安服装的予审人员提问《二月提纲》的事情。江青早有准备，滔滔不绝地讲解了毛主席亲自领导批判《二月提纲》的全过程，令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回来后，他们核对历史档案，竟然没有什么差错。这下难住了予审人员：谈《二月提纲》问题，那不是批毛主席了？他们没敢直接向彭真汇报，向总书记胡耀邦谈了他们的看法。胡耀邦回到家里，调来彭真当年搞的那个《二月提纲》，认真看了起来。看完之后，他与一位自己信任的学术专家交换看法。这位学术专家说：“彭真的《二月提纲》也不是好东西，都是要整人的，只不过重点不同就是了。当时要不是毛主席把彭真打下去，按照他的《二月提纲》搞下去，很可能就是第二个1957年的反右斗争。对于我们这些无党派的人来说，毛主席打击彭真实际上使我们免于其害。按照彭真他们的做法，保护的是吴晗那些跟着他的人，而把我们这些人他作为保全自己自己的牺牲品了。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是无所谓是与非的。谁夺得了政权，谁就是英雄和真理。退一步说，如果今天是江青他们掌权，彭真和邓小平还能如此讲话吗？邓小平和彭真等许多人，如果在十年前被审判，难道不也是国人皆曰可杀吗？”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比较严重，他认为这位学术专家说得有理，让予审人员不要再向江青问《二月提纲》的问题了。

    从1980年10月，审判江青的丑恶行为开始改头换面，由所谓检察院起诉、特别法庭审理。与检察官交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周恩来。江青一听检察官让她谈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反周恩来的的计划和原因，立即意思到这是邓小平等坏蛋设下的又一个陷阱。江青气愤地说：“你们说我反总理，究竟有什么根据？不错，也许我和总理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毫不奇怪，根本扯不上是反他。”“你们搞的批林批孔和评论‘水浒’，难道不是一场阴谋？”检察官洋洋自得地以为抛出了手中的王牌。江青冷笑道“看来，你们对当时的历史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有吃透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这是很可怜的事。我记得很清楚，1974年初，毛主席亲自审批了由姚文元同志执笔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段话讲得明白无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是决不会把它和周恩来同志牵扯到一起的。”尽管检察官十分佩服江青的记忆力和有条不紊的分析，但他们接受的指令不允许他们同意江青的观点，由于听得入了神，他们整了整衣服，回过神来，让江青继续讲下去：“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这丝毫没有要整周恩来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这样讲，只能说是别有用心。”江青苦口婆心说明当时的情况，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清清楚楚地讲出来，只是为了争取群众的了解，认清华国锋、邓小平他们的真面目。她知道，华国锋、邓小平他们是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的，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她和他们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的。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华国锋、邓小平已经并继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制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冤假错案，这是确定无疑的。不过，江青看着尚且年轻的检察官，还想耐心地说明当年的实际情况。她讲了两件自己参与保护周恩来的大事，她说：“要说实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保总理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第一件，1966年10月，社科院吴传启等人把当时的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是第三司令部，他们狂妄地要成立第四司令部。事情反映到江青那里，她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认为这是混淆革命阵线，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总理，是决不能允许的。所以马上对吴传启等人采取了果断措施，避免了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悲剧发生。第二件，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到南方串联得到一份材料，说周恩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有叛变行为，并有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为证。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开始怀疑周恩来，国务院还有人酝酿夺周恩来的权。江青知道后，受毛主席的委托，谨慎、细致、不声不响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全部情况，。她代表党中央宣布：“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周恩来的风暴，在江青等人的亲自指挥和直接领导下被镇压下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出庭前她为自己订三条原则：“一、永远保持良好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二、决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这十次分别是：第一次，1980年10月20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第二次，11月26日，庭审“长沙告状”；第三次12月3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第四次12月5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第五次，12月9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第六次，12月12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第七次，12月23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第八次，12月24日，法庭辩论；第九次，12月29日，法庭辩论；第十次，1981年1月25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面对着那份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江青忍不住冷笑。她斥退了法庭给她指定的律师，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随后她给自己制定了法庭斗争的策略：一定要在法庭上建立坚持真理的形象，树立自己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者的地位；要充分揭露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向非法的法庭低头。她反复研究了对她的起诉，里面除了捏造和诬蔑之外，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一切，恰恰是在她和毛主席的预料之中的。他们这样干，不仅是反对毛主席，而且反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整个党中央。对于把她和林彪并列为审判对象，引起了她无比愤慨，忍不住在起诉书上批道：“真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杀人的和被害的统统搞在一起，足见其炮制者的昏庸和卑鄙。谁人不知，林彪最恨的是我江某人？今天的审判者恰恰就是林彪的同伙和继承人。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骗局和把戏。”同时，面临着即将走向法庭，她想了很多。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就把继承毛主席遗志、完成毛主席未竟事业为己任的，可是自己做得怎么样呢？有一个检察官的话深深地震动了她：“你口口声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请问你到底继承了多少？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运用政治斗争的策略和政策方面，同样是一位得心应手的专家。从他的全部历史和斗争历程来看，他在对待他的敌手上完全采用的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手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非常管用的应敌措施。打得赢不打是右倾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这句至理名言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政治透视镜。而你呢？”尽管这位检察官的用意是让江青投降，但他说的道理不错。她为既没能保护自己，更没能保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感到内疚、自责！在法庭上自己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呢？只有用自己的形象来表达革命同志们的共同抗争，来鼓舞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革命人民的斗志！

    1980年11月26日，法庭审理江青的所谓“长沙告状”。这一出闹剧充分反映了华国锋、邓小平之辈的低劣无能。尽管准备得十分严密，所谓证人也搞得很周全，但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遭到了江青的严词驳斥：“什么诬告陷害？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成了了不起的罪行？那你们搞反革命政变，一下子逮捕了四个政治局委员，经过什么手续了？是什么罪行？别说王洪文不是我江青派去的，就算是我派去的，也是合理合法的，这是共产党内非常正常的事情，别说过去，就算将来，这种事也还是会有的。我倒要看一看你们怎样来定这个性！”

    精通法律的专家也埋怨：“审判‘长沙告状’，实际上是混淆了罪与错、反映问题和诬告陷害的界限。这样一来，别说江青，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接受不了。”

    连国外资产阶级也发出一片唏嘘声：

    美国的几家报刊评论道：“中国当局对毛泽东遗孀江青的审判，把江青和她的同伙商量向毛泽东告状作为重要的主罪，完全暴露了这个政权的不民主和反自由的劣迹。试想，连四个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向党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对他（指邓小平——引者注）的情况进行反映，普通的公民又会怎样呢？这个国家的法律完全被统治集团所把持，只要有了权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们当初的反对者实行报复和打击，完全没有什么法律条文的明确定义。这样的悲剧，就连曾经权倾一时的江青也不能例外。这就没有了什么法律的尊严，而只有掌权者的威严。谁有了权，就可以强奸法律，就可以横行无忌……”

    日本《读者新闻》评论道：“中国的政治京剧开场后，头一个法庭调查就是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商量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问题。从法庭调查的情况看，江青等人并没有向毛泽东告他们的任何了不起的事实，完全是对一次会议的看法。就这些，邓小平政权就不能容忍了，把此事当作一件了不起的案件。仅此，可以看出这个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虚伪和无法制的弊端。可笑的是，毛泽东当年的工作人员也煞有介事地出庭作证，对江青进行指控，说她诬告了邓小平和周恩来，而事实就是根本拿不到桌面上来的鸡毛蒜皮。这和毛泽东对他的反对派采取的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英国的政治评论家发表谈话说：“中国对江青的开庭，头一个亮相只能给当局喝个倒彩。在江青面前，法官们依然流露出对这个女人的恐惧和不安（因为他们没有真理——引者注）。他们的那副威严一看就像是在演戏，他们根本没有吃透和掌握江青参与最高机密的全部情况，仅凭几个工作人员的、并没有说明了情况的证词来给江青等四名高层人物定罪，实在是在开最高级的玩笑。中国的《刑法》第138条规定：‘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而法庭至今拿不出江青和另外的三个人究竟诬告了他们什么，而只是江青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在文明和法制的国家里正是公民应有的权力和义务，而在他们这里竟成了反革命罪。真是可怕！”

    连外国人都惊呼“可怕！”可见华国锋、邓小平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是多么法西斯专政！如果用他们制定的所谓法律（《刑法》第138条）来对照他们自己，个个都犯了诬陷罪，都应该“从重处罚”！

    一向拜倒在外国资产阶级石榴裙下的邓小平是非常看重外电评论的，当彭真拿着刊登外电的《参考材料》，亲自面见邓小平时，他心虚了，不由得恼羞成怒：“怕什么！既然和江青这伙人斗，就不要怕他们将来翻案。你们要快审，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江青是不能让她活着出去了，不杀江青不能平民愤。你告诉法官们，谁要是害怕将来有反复，趁早现在就滚蛋，别将来再说是我们这些人逼着他们干这干那。”彭真一看邓小平生了气，赶紧把他的指示向下传达。

    邓小平的指示传达到特别法庭以后，庭长江华给自己也给他的手下打气：“你们怕江青干什么，她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你们不要太多顾虑了，我们有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们的支持，我们是胜利者，是站在主导地位的，人民群众是会跟我们的指挥走的，这些足以制服和压倒对方。江青现在是阶下囚，你们怕她干什么？”

    就这样，审判江青的法庭工作才又像被猎人打昏的毒蛇，缓过气来，重新热乎起来，继续进行着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恶勾当。


第二十六章　法庭斗争（二）

    当审判“长沙告状”的闹剧出丑、诬告陷害江青的阴谋败露后，邓小平凶相毕露，开始赤裸裸地向中共“九大”、“十大”决议进攻，首先为他的亲密同伙刘少奇翻案。

    江青看着对她的《起诉书》：“……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这些嘲弄般的文字，深感悲哀了。有一丝一毫的擅自决定吗？为刘少奇的批斗问题，中央召开了多少会议？形成了多少口头的和书面的决议？为什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不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吗？对此，江青真感到无能为力去辩解：一是不给她辩解的机会，二是根本不听她的辩解，三是路线彻底改变了，辩解也无用。有些政治家说的也许是对的：政治斗争中的历史事实果真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任由强权者强奸或者打扮？！但至死信赖毛主席的江青，现在仍然按毛主席的教导行事：人，就应该有人的尊严。一个革命者应该具备不卑不亢的高尚气节。江青考虑再三，提笔在起诉书的后面写道：“文化大革命发动了那么大的规模，揭发了那么多的材料，难道会被这一纸空文一扫而光吗？这不是痴心妄想吗？白纸黑字写下的材料，谁说推翻就能推翻？刘少奇的铁案，难道是起诉书中所列的那两个人的口供定的吗？既然不是，他们俩推翻不推翻自己的口供与整个案子有多大的关系呢？刘少奇的案子，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领导全党搞出来的，是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通过、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决议的。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扣到我江某人头上，好象我真有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头上的本领，那么，你们这一批批号称‘无产阶级革命家’、‘扭转乾坤的设计师’的‘英雄好汉’们在我面前，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吗？不尊重历史，不敢面对现实，不正视大量的铁的证据，就要闹这种历史的笑话。”但邓小平他们是不怕闹历史笑话的，他们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看到的是眼前利益，“有权不用过时作废”已经扎根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中。他们有他们的“损招”：用诡辩代替逻辑，用枝叶掩盖主干，用支流冲没主流，用人海战术把被审讯的人搞得晕头转向，用车轮战把被审讯的人拖得筋疲力尽。江青曾对监管人员说：“我是一个人对付他们的一伙人，一张嘴回答他们的几十张嘴。你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累。许多事情我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脑子记忆回想，这就需要时间认真的思考，可是他们又把时间安排得这么紧。好在我的精神没有垮。我多年来，在主席的教导下，我已经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能够对付得了他们的讹诈。王洪文就不行了，一来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并不了解多少真正的内幕，二是他也不知道那些修正主义头面人物的内情，所以心中无数，压力一大，在他们的狡诈面前，束手无策，很容易上钩，掉到他们的陷阱里去。”

    专门为了刘少奇的问题，江青出庭两次。她意识到在审判“长沙告状”失败后，邓小平他们选择了另外的“突破口”。他们想用批判刘少奇的过程来掩盖批判刘少奇的实质，用有和无、轻和重这些小事情来和她纠缠不休，用烦琐的询问达到出她洋相的目的。江青知道，现在就是完全没有的东西也可以找出所谓的证人来，因为政权在他们手里，所以应该和他们进行性质上的认定。于是，江青在法庭上以攻为守：“就算对刘少奇、王光美的批斗和抄家是我江青同意的，这也是革命行动，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犯罪。红卫兵小将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时候，就涉及了抄家。一九六六年中央有个简称《十六条》的文件，承认了红卫兵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难道就没有抄我的家吗？批判刘少奇和抄他的家，都是小事情。既然党中央已经认定了他是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和大叛徒，批判他，抄他的家又有什么奇怪呢。你们现在在这里煞有介事地提出这些问题，当初你们怎么不讲呢？你们不是也积极参加了吗？”法庭的大厅里“轰”的一声，爆发出笑声。检察官江文恼怒地大声喊：“大家肃静，不要上江青的当。江青对决定批斗刘少奇并抄他的家所应负的法律责任是不能推卸的。”江青耐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反动分子的问题。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定，也是人民的革命权力。当时毛主席就反复告诉人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重大的革命背景你们为什么一字不提？你们可以翻一翻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报纸，对这样的革命行动哪一个中央领导人提过半个‘不’字？周恩来同志当时就多次表示：批斗刘少奇是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坚决支持。”检察长、审判长都急噪得坐不住了，赶紧搬出所谓的法律条文来压江青。江青根本不吃这一套：“你们在座的审判人员还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可是你们懂不懂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是搞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世界上的所有法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当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答应吗？能不批判他吗？连这点常识都不懂，还给我谈什么法律！再说，我江青也没有这个权力批斗刘少奇，是党中央的权力，是人民的权力。那时的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知道中南海发生了批判刘少奇的斗争，都是拍手叫好。就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和现在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你们在内，不都是争先恐后地批判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么你们所有的人呢？”法庭的头头们暴跳如雷，语无伦次地大声吼道：“住口，江青！”“江青，住口！”江青越发沉着了：“打中你们的要害了吧？我再讲一遍，就是邓小平也在那时多次地揭发批判刘少奇，还说过不少文化大革命的好话，还说‘永不翻案’……”不等江青说完，审判长就气急败坏地命令强行制止江青的发言，并不住地说：“不许江青在这里诬蔑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江青抗议道：“你们为什么不允许我讲话？你们这是国民党的法庭，法西斯的法庭，你们……”话没讲完，就被审判长打断：“江青你这是藐视法庭！吵闹法庭，违反了法庭规则，要罪加一等。这是你新的犯罪！”江青冷笑一声：“罪加一等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让我多长几个脑袋，让你们多割几次就是了。”她用手指着审判台上的人继续说：“我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尊重事实的法庭是完全尊重的，对于你们这些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庭，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江华（特别法庭庭长）歇斯底里地拍着桌子：“江青，你是被告，我受全国人民的委托，就是要审判你！”江青看着江华说：“你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哪能代表得了人民？什么时候人民委托你了？真是恬不知耻！你们是邓小平的代表！你黄火青（检察长）是什么人，别人不知道，我可是知道的。你在历史上……”黄火青脸红了，江华急忙下令，让几个早就准备好的、如狼似虎的法警将江青从椅子上揪起来，反剪双手，连推带拖，又打又骂地把67岁的毛主席夫人江青押出法庭。这就是邓小平的法律和文明！

    回到监狱，江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两臂隐隐作痛，仍然气愤难消。她对监管人员说：“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法西斯专政！历来人们认为法庭本应该是公道的，现在的法庭是完全一边倒，不但是一边倒，简直就是邓小平的工具了。从这里，你们应该看出来了，毛主席并没有冤枉他，他就是个野心家、阴谋家，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这一切早就是他们想要干的事情，只是由于毛主席采取的措施及时、果断，当时他们没有得逞罢了。你们不要以为他们这是对我的仇恨，而是冲着毛主席来的。他们把对毛主席的仇恨都集中在我的头上了。”监管人员害怕地说：“江青，你不要和我讲这些。这都是被看作反党的话，你当然不怕了，但是我们怕。弄不好我们会被株连。”一位看管江青的哨兵接口说：“可不是嘛，我就因为所谓立场不坚定，挨过批评，正要撤换我呢。”江青苦笑了：“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只是明辨是非也需要勇气的。看来，从古到今，真正不怕死，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始终是少数呀，毛主席提倡的五不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不然，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不怕死的君子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了。”

    再度审判江青有关刘少奇的问题，邓小平指示一要抓紧，二是不要给江青“新的犯罪机会”，也就是不要给江青充分发言的时间，只允许她回答“是”或者“不是”。于是，江华他们就干脆把大量的所谓“证人”“证词”以及编制的录音，一股脑地给江青念，让江青听，让江青看，来个狂轰乱炸，使江青筋疲力尽，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每次江青从法庭回来，受尽凌辱迫害的她，都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由于过分激动，她的面孔都有点发紫了，直到躺在床上以后，才感到稍好一些。她回想着这几天的法庭斗争，她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在开法庭批判会。她手头没有任何材料，又不让她讲明当时所作批示或讲话的背景，一时只得听凭他们的摆布。幸亏自己的记性还比较好，能够灵活地对付法庭的突然袭击，不然简直无法招架。她理解王洪文为什么应付不了他们的花招而败下阵来，对付这些手握生死大权的阎王们，没有豁出去的勇气是根本不行的，任何善心和软弱都会中了他们的圈套。这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江青越来越明显地看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她的主罪之一。毛主席早在1973年就跟她说过：“你江青有没有感觉，刘少奇的路线现在并不臭，或者说像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说不定某一天，有些人就会公开树立起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旗。”“现在，他们不但要为刘少奇翻案，而且要把反对刘少奇或揭发过刘少奇的人都要斩尽杀绝，好狠呀。”江青自言自语地说，“其实，这也是好事，不然，广大人民，包括我自己，还不知道复辟狂的凶残，还尝不到复辟狂的滋味。但是，他们不让讲刘少奇或他们的帮凶有什么问题，好象我们这些毛主席的追随者们就是要无缘无故地所谓迫害他、诬陷他，这能说服了全世界的革命舆论吗？”

    图穷匕首见，邓小平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翻案。其实，邓小平自己是无案可翻的，既没有定他是“叛徒、特务、内奸”，也没有中央文件定他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撤消他党内外职务的决定，只有批判他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的号召，只有对他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罪行的揭发和声讨。所以，邓小平是为他的资产阶级路线翻案，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翻案，为被革命人民打翻在地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牛鬼蛇神”翻案。正因为如此，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仇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都是邓小平的心肝宝贝。现在他要发泄的是：江青为什么批判他，为什么要揭穿他“假共产党、真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伪装面孔，为什么不给他留一点情面，这不是“污蔑陷害”吗？邓小平的仇恨是婊子没能树立“节烈牌坊”的仇恨，是小偷被逮住、暴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处于人人喊打的无地自容的仇恨！

    江青在监狱里，带着老花镜，仔细地看着按邓小平指示出笼的不伦不类的《起诉书》中的一段：“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不由得又一次感到好笑。起诉书的作者只知道奉命行事，根本没有了解这个所谓迫害名单的背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从挡案里搜集到一些文件就妄下结论。作为一个亲身参加者，江青对当时的情况历历在目。那是1968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提议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当议论参加全会的人员时，毛主席问：“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和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呀。”周恩来说：“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作个调查报告，然后政治局审查通过。由于康生同志对情况比较了解，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又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可以由他负责全面。”常委会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作为列席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江青目睹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根据会议的决定，参与了对八届中央委员的调查工作。当康生汇总情况、提出名单时，江青曾经对康生说：“这么多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缩小一下打击面？”康生说：“他们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又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谁能替他们抹杀得了？当初，刘少奇就是把这么多有问题的人拉到党内嘛，再加上蜕化变质的一些人，现在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所以，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呀。”江青说：“主席的指示，是让我们保证全会以法定的程序召开。是不是把一些犯错误的人也让参加全会呢？”江青的意见得到了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支持，于是他们一起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毛主席看过名单，听了他们的建议，对政治局常委们说：“你们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会里，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这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产受损失了，而看不到我们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空前巩固。这就叫作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还是要把这场运动的意义多讲给大家听听。我早就和外国同志说过，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党内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人，社会上也有这样的阶层，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处理。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好办法。”林彪赶紧说：“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是最大的，损失是最小的。只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即使是生产受到一点点损失，我看值得！”周恩来也说：“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讲深讲透，做好犯错误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让他们深刻认识错误，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这次全会开好。”就这样通过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而对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不能参加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等待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这就是江青所谓“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过程。

    应该说，江青的法庭斗争取得了一定效果，邓小平的黑指示贯彻执行得并不顺畅。她采取的方针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决不让你牵着我的鼻子走。江青曾经给监管人员讲：“反驳他们指定的那些罪名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就是否定了，他们还会编造出一大堆来。你果真以为只要把他们所说的这些驳倒就可以无罪了吗？太天真了。我就是要揭露他们的真实面目，邓小平们害怕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在三十年代有什么丑史，说来说去，他们拿出个什么东西呀？翻来覆去也不过就是那么两下子嘛！根本不用批驳。而我，却可以拿出来他们大量的罪状。这就是抓问题的实质。你们过去看过《红旗》杂志那篇《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吗？毛主席就认为写得好，说到问题的实质上去了。”看到监管人员认真听的样子，江青背起这篇短评中的一段：“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吸取的。”江青接着说：“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邓小平的路线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陈永贵、吴德、陈锡联等人的下台说明了什么？我看不止这几个可怜虫，就连华国锋也未必保得住。因为邓小平是绝对容不下他的。”监管人员不得不暗暗佩服江青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再谈了，免得连累我们，你还是写你的答辩吧。不过，答辩写得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江青理解地点了点头，在那种铺天盖地白色恐怖下，他们能认识到这一点也难能可贵了。

    其实，江青的法庭斗争，不光赢得了群众，也给她的对手以震撼。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有一次，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因有愧而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其实，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当她讲到毛主席，就有一位法官蛮横地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为了说明法官们的无知，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大肆宣扬、奉为法宝的毛主席所谓遗嘱的真实内容。”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下面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在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凶狠地拖出法庭。

    对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最感到恼火的是邓小平。他气急败坏地朝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不能让她随便泄露核心机密。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彭真当即把邓小平的话通知特别检察厅：“小平同志很生气，你们再也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立即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强硬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至于如何剥掉她的画皮，打掉她的威风，你们看着办吧，对她这样的人，不给点厉害是不行的。”于是，法庭内外就导演了殴打、羞辱江青的历史惨剧。下面是其中的一幕。

    面对邓小平的斥责，彭真的威逼，审讯人员急了、疯了。有几个审讯人员本来就是邓小平、王光美（刘少奇的老婆）等人安排的打手和恶棍，他们每次向主子汇报江青的表现，说到她衣着干净、体态雍容大方，头发又黑又密又亮，说理清晰振振有辞，完全不象六十四五岁受审的犯罪老人，他们的主子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再指示“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不能让她这么逍遥自在”。奴才和走狗心领神会，他们不愧为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把革命群众斗争走资派的批斗会搬到监狱里“活学活用”，施展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恶行：他们让江青站在监狱批斗会场，把能召集的监狱人员都拉了来以壮声势。几个骨干分子摁江青的头，撕江青的头发，说她的态度不老实，“在法庭上竟敢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就是要教训教训你！”并高呼各种污蔑下流的口号。当江青提出抗议时，他们就大打出手，拳脚相向，撕破了江青的衣服，使她身上、脸上多处受伤！法西斯监狱是无道理可讲的，邓小平等人听到这“痛快的一幕”，竟然高兴得笑出声来！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要求绝不能泄露出去，今后要慎重。


第二十七章　法庭斗争（三）

    1979年11月至1980年5月，江青曾写了一份长达34页的《我的抗议与更正》，历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回顾了在毛主席支持、赞许和具体领导下自己同刘少奇的斗争、同林彪的斗争、同邓小平的斗争。如果说这份《我的抗议与更正》还有想劝戒华国锋等人回心转意的良苦用心，那么随着狱中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当局的动荡，江青已看出华国锋等人的不可救药、以及邓小平等人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的阴险恶毒。所以从1980年10月开庭以来，江青完全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去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姿态来迎战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法庭，而在1980年12月24日，法庭较量达到了斗争的高潮。

    这一天，在所谓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法庭辩论时，江青不须反动当局指定的律师，决定自己给自己辩护；藐视法庭，说对她的起诉书是“满纸胡说八道”，自己要为真理斗争，所以首先宣读了《我的意见》（《我的一点看法》）。在《我的意见》中，江青大义凛然地质问道：“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根本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你们的起诉书，整个地说，就是：颠倒事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得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逮捕审判，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还披着共产党的外衣，那么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最后，江青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穷凶极恶，大现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遮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栽赃嫁祸他人，推责盗誉——缺公。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施耍臭名，罗织诬诌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笑修正主义螳臂之辈，推动世界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江青在法庭上留给世人的14句革命诗篇是：“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1980年12月24日的法庭斗争，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成了国内外新闻焦点。

    有个国内作家这样写道：“1980年12月24日上午九点，江青精神抖擞地来到法庭。她今天特意穿上一件黑色的毛背心，外面穿着制服，就像当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心境一样。猛一看去，，她身后的那两名押送她的法警倒好象成了她的警卫员。”“人们非常厌恶法庭公诉人江文喋喋不休的讲话，倒是十分期盼江青的发言。”“江青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从容不迫地、滔滔不绝地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当江青讲道：“你们通过丑化我来丑化毛泽东主席，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亿万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抬不起头来”时，“审判台上的法官们齐刷刷地听讲，好象在接受江青对他们，包括现在的中央领导人的宣判。”江青义正词严地讲道：“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硬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继续革命的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在这里正告你们！”“这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给‘你们’描绘了一幅必然灭亡的可怕远景，”不止引起审判长曾汉周的深思，也给邓小平等人极大震撼。无怪乎“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象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也！’”

    国外媒体纷纷报道：充满火药味的法庭辩论，两“江”（指江青和公诉人江文）斗智，精彩纷呈，江青的“我的一点看法”成为政治宣言书。

    日本报纸特别注意江青提出的多次质问，“这些质问使法官们目瞪口呆”。其中着意引用了江青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江青说起自己当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质问法庭：‘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那里去了？！’这可能是对邓颖超等人以老革命自居而看不起江青的反击。”同时认为，江青的质问也使邓小平他们十分难堪：“你们难道没有积极参加和拥护过文化大革命？你们没有喊过‘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你们在‘九大’‘十大’没有举过手？你们的出尔反尔说明了什么？”

    本来对外宣布是两次法庭辩论，由于邓小平的干预，实际上只给了江青一次辩解的机会，因为在1980年12月29日有意安排公诉人江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发言，把67岁的江青拖得筋疲力尽，并且，江青几次要求发言驳斥，都遭到拒绝，还把她面前的麦克风掐断。江青这才弄明白这几天为什么迟迟不开庭的原因，原来就是为了准备这么一份对付自己的东西。她眯起眼睛，仔细地打量审判台上的这位公诉人，听他的口气和使用的语言，她断定这个发言材料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另有幕后人策划和指点，他不过是个木偶罢了。她对他嗤之以鼻。

    以一人之力来抗拒有国家机器支持的法庭，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看得见的实际成效，但江青的铮铮铁骨，震撼法庭的革命呐喊：“你们敢让邓小平、华国锋来跟我对证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将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头。

    有人专门研究了江青一再要求让邓小平出庭与她对证的问题，结果发现，其中还真有奥秘。

    原来1975年开展的评论《水浒》的讨论，姚文元写的文章刺痛了邓小平，但他装模装样地亲自找到江青，虚心假意地请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党内有了投降派？是指谁呢？”江青接过被邓小平用红铅笔划过的文章，着重看了他指给的一段：“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三部曲。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都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成功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是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

    江青立即明白邓小平试探的目的，所以故作神秘地说：“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浒》，肯定有他的用意嘛。林彪和刘少奇，如果把林彪比作贪官，刘少奇可就是皇帝了。有人现在就是只批林彪的极左，而不批他的极右。毛主席说，林彪是极右，他和刘少奇一样，都是极右派。林彪的‘左’是伪装，右才是本质。你可是经过一场教育和锻炼的哟，必定会有分辨能力啊。”

    听了江青的话，邓小平是从心里恨得直咬牙，但在表面上还是尽量地露出笑容，不怀好意地说道：“那么这个宋江就是总理了？我看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呀！”江青正色道：“周总理是紧跟毛主席的。相反，我们倒是应该在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邓小平赶紧说：“我是听毛主席的，这几年来我不在中央的岗位上，对好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呀。我对你们的一些活动有点不了解，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也有争论，你不见怪吗？”江青冷冷地给了他一篇文章，说：“那你就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吧，给主席念了此文后，主席说，这篇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一篇。”

    邓小平回去后，立即找人研究这篇文章。他又专门把下面这段话划了出来：“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仁义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划着这些文字，心如刀搅，其中的字字句句都敲击着他的丑恶灵魂。邓小平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大阴谋家，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天就拿着这篇文章来到周恩来住院的301医院，边指给周恩来看，边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了，到头来还得那个三滴水（指江青）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把你要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在病床上困难地摇了摇头，严肃地说：“你不要胡乱猜疑，评论《水浒》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都要紧跟。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接受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考验。”

    邓小平还不死心，更加露骨地说：“我听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毛主席自从眼睛动了手术，视力虽有好转，但病情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是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着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指江青）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感到问题的严重，挣扎着坐了起来，瘦削的脸色涨得有些发红，质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对江青同志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怎么可以乱来？还有没有党性原则？”趁着周恩来停顿的间隙，邓小平又说：“据我了解，中央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全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周恩来打断邓小平的话：“你越说越不象话了。江青紧跟毛主席搞好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心中都很清楚，你不能用自己的认识代替别人，你也不要把自己的怨气撒在江青同志头上，这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要相信，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我还告戒你，刚才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只当你发发牢骚，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邓小平把周恩来的严厉和紧张归咎于江青他们制造白色恐怖的结果，并没有当一回事，反而在底下更加变本加厉地编造和散布江青的谣言。对于这些，江青当时就掌握得清清楚楚，所以十五年后她一再要求和邓小平在法庭上对证。

    1980年12月29日，邓小平导演的法庭辩论的闹剧落下帷幕，江青的法庭斗争也接近尾声。

    江青显得异常平静。到了放风时间，她放下手中的书本，披了件衣服，来到监狱的院子里散步，边走边不由自主地唱起《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世界，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乃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江青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毛主席的话：“江青，你要经常唱《国际歌》。我们这些人是唱着这首歌干革命的，奋斗了整整一辈子。有的人唱着唱着，就不愿意唱了。你可是要坚持到底啊。”江青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没注意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原来监管人员看到江青这么沉着悠闲，还满怀激情地唱《国际歌》，心中又是不解又是替江青着急地说：“江青，你估计特别法庭会怎样判你呢？”

    江青怔了一下，随即清醒过来，很坦然也很有风度地笑了笑，说：“我嘛，已经把我的话讲了一些，，他们不会给我充足的时间来讲话的。这点，大家看得明白。我能有什么想法呢？怎么判，那是他们的事，无非不过一死么！我究竟怕不怕死，全国人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嘛。”监管人员十分同情地说：“那你就不考虑一下后事？”江青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无产者，和毛泽东一样，我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没有半点私人财产，更没有谋一点私利，我们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连子女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有一个亲生女儿，她是毛泽东的后代，她已经不是小孩子，她会懂得怎么办的。我们这一家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到最后一刻的，我们都不会后悔的。”监管人员不胜伤感地说：“你就这样完了，真可惜。”江青笑了笑说：“看待一个人，一件事情，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经历，要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前途。有些事情，过一个时期，也许就看得清楚了。譬如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的敌我关系，不要紧，再过几年、十几年就看得清楚了。毛主席临终嘱咐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话再放几年看，历史将完全要证明这个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定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现在的许多事情，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明知有些人是靠不住的，可是毛主席、党中央还是要用，就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不是党和人民对不起他们，而是他们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这就行了。至于我个人，没有什么可惜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就是在斗争中生活，斗争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以前是斗争，现在也是斗争，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要斗争下去。”监管人员不敢再和江青继续说下去，生怕再引出什么是非来，当局对他们也是不放心的，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匆忙地向江青告辞了。

    这几天邓小平是在烦躁中度过的。他一改过去“大智若愚”的做作，也无心和自己的子女欢度1981年的新年元旦，整天在看审判江青的电视录象，在考虑如何来处理江青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自从把华国锋整下去，大权在握，国内外都在看着自己，连个挡箭牌也没有了。就在元旦这天，邓小平顾不得休息，亲自召见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一见面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说：“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皆曰可杀的人。她的问题定了，其他的人都好办了。你们的意见呢？”大家面面相观，谁也不出声，因为心里明白：这是定好了套子，让别人去跳，让审判人员承担历史责任。这些审判人员虽然奉命审判江青，但整天钻在法律条文里，增加了不少理性认识，他们已经不象邓小平那样完全出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而非将江青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狭隘报复心理，他们开始考虑国际国内影响。大家把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号称当时所谓中国第一大法官的江华。江华推脱不了，只得嗫嚅地说：“现在将她杀掉，对我们的影响和历史上的评价，将会很不利的。”邓小平听了很不高兴，场面一下子僵住了。胡耀邦赶紧笑着说：“小平同志从头至尾关心着这次审判，庭审的录象他看得最详细。审判是顺利的，但是怎样量刑比较合理，这也是个大问题，小平同志为这件事已经考虑很久了，这几天，深夜的时候，他还无法入睡，就是在考虑是否判江青的死刑问题。其他的都好办，判多判少不会有大的反响，江青就不一样了……”赵紫阳接口说：“对，华国锋就很摇摆，他在一个场合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回答说，不会对江青和其他的罪犯判死刑，他的意见没有经过政治局和我们研究；前不久，他对我又说，可以判江青死刑，他对江青突然增添了仇恨。”邓小平发话了：“你们听到了没有？许多的人来信来电，说不杀江青难平人民之愤。”并拿出一封信，“我刚刚收到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的一封信，我也不批了，你们拿去看看吧，是否有吸取的价值，你们自己决定。”

    江华回来后，立即把这封信传达给每一位法官：“小平同志并中央：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一、不能为死者伸冤；二、不能平民愤；三、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四、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

    很显然，这是邓小平借屈武的信来给审判定调子。但是审判人员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判死刑，甚至要立即杀掉，他们代表了邓小平及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的心思。王光美亲自找到特别法庭的人员，鼻子一把泪一把说：“你们一定要为少奇同志报仇呀，少奇同志在阴间也会感激你们的。江青这个人可把我们害苦了！不杀掉江青，将来她会报复我们的，她可是个报复狂。”有的则不无胆怯地说：“我看还是轻些好，江青毕竟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那种罪行，我们应该考虑。”有的则大胆一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对不能够用感情和一时的气愤来看待这个问题。虽然和江青有仇恨的大声疾呼要杀掉她，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也还有许多的人主张刀下留人，还有不少人为她鸣冤叫屈，现在就收到很多人民来信说：‘不审判，我们还以为江青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通过这次审判，我们才认识到：江青不愧为毛主席的夫人和战友，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在法庭上的气节和勇敢的斗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后一代。’所以我们不要在喊杀声中丧失原则，应该公正地作出判决”主持讨论的江华、曾汉周等人没法，只得把“球”又踢回邓小平。

    邓小平找来彭真密谋。彭真献计：“不如判江青死缓。一是避免了立即杀掉的不可能；二是死刑就够江青受的了，叫她进行劳动改造，慢慢地让她体会专政的滋味，这是更好的报仇，受江青迫害的人们可以解气了；三是江青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由最高法院裁定或核准，再执行死刑。这样做完全符合法律程序。”邓小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可以。江青这个人，要想改造她也很难了，她是不会改过自新的。因为从根本上，她把我们就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待，她是看不起我们的。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毛泽东的地位和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彭真见邓小平同意了他的意见，需要赶紧转告江华他们，就没有和邓小平深入讨论下去。

    事情远没有结束。当判江青死刑的消息传出之后，世界哗然。首先是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打来电话或电报，一致要求对江青网开一面，决不能判死刑。邓小平气愤地对胡耀邦、赵紫阳说：“这些外国人，总是喜欢关心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的主权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江青这个人，杀不杀都是我们自己的主权范围，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

    但是，国际上的重大动态信息还是源源不断地送上了邓小平的案桌：

    “许多妇女组织代表到我驻联合国机构门前,举行游行，呼吁全世界的妇女人士对营救江青给予关注。江青是中国著名的女政治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领袖毛泽东的遗孀，她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败北，由于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不能……判处死刑。保全江青的性命是维护妇女参政问政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一些维护人权的组织也发出各种信件，致函中国政府：“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考虑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意见，保全江青的生命……没有一件证据表明，是江青亲自下令处死任何人。……毛泽东也没有对任何的反对派采取过杀人判死刑的先例。如果现在当局对江青采取处死的刑罚，那将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对政治家实行杀掉脑袋的先河……”

    在整个审判江青的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外国人高举“江青是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江青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赦免江青”、“反对将江青判刑”、“不要杀死江青”的牌子，到中国外交部和一些行政机构门前举行游示威，递交抗议信件。

    外界的强烈反响，打破了邓小平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驾驭审判工作的如意算盘，最后邓小平玩了个花招：让政治局讨论通过；让特别法庭审判委员会成员在判决书上一个一个地签字画押。1981年1月23日是个特别的日子，尽管特别法庭的成员意见分歧很大，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怕被说成同情、支持“四人帮”，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判处江青死缓，并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了判决书签字仪式，全体审判人员怀着各自的心思，排着队伍，依次签下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对历史负责，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押注。当天晚上，邓小平找来自己的心腹胡耀邦、赵紫阳弹冠相庆。邓小平说：“这下好了，我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还是那句话，不判江青死刑不足以平民愤，现在虽然不立即执行，但是先让她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刀把是握在我们手中。”胡耀邦哈哈大笑道：“还是小平同志的意见高，就是高！这一手够我们学习了。”

    1981年1月25日，这是个钉在中国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子。天，十分阴冷，北风刺骨，好象它不愿睁开眼睛，目睹人世间的不平，只把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让人们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早晨，江青像往常一样，起床后把睡觉时有些弄乱的头发梳理好，黑色的棉衣穿得整整齐齐，非常沉着冷静。今天监狱又换了新的监管人员，他们不放过对江青发起宣判前的最后一轮精神摧残的机会,故意嘲弄地说：“江青，你知道今天特别法庭会怎么处理你吗？”江青本不想搭理他们，不过现在心情很好，也希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革命宣传，尽管她知道这几个新来的是更加忠实的走狗，还是十分平静地说：“脑袋割了不过是个碗大的疤，大不了就是一死。一个革命者早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可以告诉你们，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即1933年春，我就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身。再说的具体点，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我又一次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策划了反革命政变，将我逮捕的那天，我再次准备好了死。现在，我随时做好见马克思和毛主席的准备，你们用不着试探和威胁我。”监管人员半是愕然半是气恼地追问一句：“你真的不怕死？”“怕死就不革命！”江青理直气壮地回答。显然，受修正主义思想毒害的监管人员无法理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胸怀。

    但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却看清了审判江青的内幕，对江青充满了崇敬之情。零下15度的北京清晨，天还没有亮，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附近，早已挤满了数万名特意赶来的人民群众。大家议论纷纷：“别演戏了，我们已经猜到了，江青判的是死缓，你们是不敢杀她的。她把你们臭骂了一通，你们也不过就是那样嘛，你们理亏嘛。”“我们早早地赶来，就是为了见见江青呀，你们口口声声说公开审判，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毛主席的遗孀现在怎么样了？”“审判江青还怕群众看吗？怕群众就有不可告人的密谋！”“还是让我们进去听听吧！不然，人民群众是不会承认你们的审判的。”

    但是，数千名警察将整个的审判区域围成两道严密的人墙。审判大厅及外面的建筑物，都布满了岗哨，显得特别阴森可怕，处处透露着一股肃杀之气。包括外国记者，只要没有当局特意签发的旁听证，不要说进去，就是稍微靠近一点也不行。而得到旁听证的八百人，一定都是邓小平他们审查过十分可靠的，那也需要提前一个半小时进入，在指定位置上坐好，并且随时接受便衣警察穿梭般的审视。

    九点整，肥头胖脑的江华用尽了力气，大声宣布：“现在开庭！”当江青昂首挺胸地出现在审判大厅时，旁听席上人声嗡起，齐刷刷的目光一下子对准她。江青旁若无人地环视了人群，油然升腾起革命的自豪感。她想起了无数革命先烈在阶级敌人的法西斯法庭上，今天她自己也荣幸地成为他们中间一分子；她又想起毛主席多次讲到他的前妻杨开慧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庭上坚贞不屈的表现。当时她就向毛主席表示：“我将来有考验，也会像开慧同志那样的。”毛主席的回答立即响在她的耳旁：“你同开慧同志其实有着相同的性格，脾气也有点一样，我从认识你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我为有你们这样的妻子而感到幸福和自豪。”江青默默地向毛主席宣誓：“主席，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你的学生和战友，都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去战斗。现在，我感觉并不孤立，有你在支持我，有无数掌握你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人在支持我！”

    真是前无古人的幸事、憾事、伟大的事。毛主席的两位夫人，几乎都落了个坐牢、杀头的下场。只不过一个是坐国民党的监狱，一个是坐打着共产党招牌的监狱；一个死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一个可能要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夭折的时期。但是，她们都是为了革命，都是为了捍卫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至死不渝。

    江青走进为她准备的位置时，一转脸看见了张春桥，正好，张春桥也正看她。两只目光相碰的刹那间，他们的眼睛都闪出明亮的光彩，那是同命运、共患难的革命情感的真实流露，那是鼓励、赞赏的交流，正应了“此时无声胜有声”。

    江青看着今天主持宣判的江华，又想起当年他曾经向毛主席和自己多次建议，要对刘少奇进行审判，毛主席说：“不可如此，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还是要限定在一定范围，用发动人民群众的方法来解决，不能学习苏联的样子，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处理反对派的方法。”像江华这样的人，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是难以改变啊！他们的所谓法律，就是代表邓小平一小撮人的意志，他们的民意，是强奸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用自己挑选出来的代表作傀儡。这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惯用的愚弄人民的鄙卑伎俩。今天看似庄严的法庭，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表现。毛主席一再教导：“刘少奇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对马列主义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和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同一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们要认真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江青又看了一眼张春桥，只见他压根儿就没有听他们在宣读些什么，他好象在打瞌睡，又好象是在闭目养神。江青内心里笑了。

    江青本来想大声地嘲弄一番法庭，可是一看，眼前根本没给放麦克风，原来他们怕江青讲话，打乱了他们排练了多次的宣判程序，同时，他们还特意安排站在江青身后的法警，准备好手铐，在他们认为必要时，把江青铐起来。当江华用沙哑而又颤抖的声音宣读了所谓的《判决书》，江青再也忍不住了，她捏紧拳头，愤怒地站起来，大声呼喊：“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不承认反革命法庭的判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整个法庭慌乱起来，江华慌了，伍修权慌了，旁听席上乱了，法警们不知所措。还是伍修权首先清醒过来，他气急败坏地喊：“你们赶快给江青戴上手铐！赶快把死刑犯江青押出去！”专门挑选的两个身强力壮的女法警立即扑过来，把67岁的江青，毫无人道地摁在地上，反剪双手，戴上手铐，又推又拖又打，一个法警还薅住江青的头发，连拉带扯。江青不顾疼痛，奋力高呼：“我抗议你们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反革命政变政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派是不会饶恕你们的！”“打倒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个邓小平的忠实走狗竟恨恨地朝江青吐口水，大声嚷：“你简直无法无天！”江青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就是要破你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法、捅你们法西斯的天！我破不了捅不完，还有后来人！你们等着瞧吧！”

    江青的法庭斗争，使反动分子震惊，使革命者受到鼓舞。在对反革命法庭的斗争史上，江青，伟大的江青，将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一页！


第二十八章　舌战彭真

    经过激烈的法庭斗争，江青又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江青平静下来，如同一个士兵在战场上英勇拼杀之后，总要包扎下伤口，总结一番经验教训，考虑下今后怎么办。对自己四年零三个多月（1976年10月6日至1981年1月25日）的表现，江青是满意的：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没有给全中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丢脸，自己已经尽最大可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

    江青回顾了自己六十七年走过的人生道路。由于出身贫寒，再加上有个脾气暴躁的父亲，从小养成了敏感、尖锐、倔强、叛逆的性格。19岁参加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从荆棘遍地、豺狼环视的恶劣环境中滚爬过来的。而在22岁投奔延安、又幸运地来到毛主席身边学习与工作之后，一切变得那么顺利，那么有依靠。所以，江青总觉得自己身上缺了点什么。现在明白了，原来，自己还没有正面地、自觉地、独立地、有意识地与阶级敌人斗争的经历。这四年多的监狱和法庭的搏斗，恰恰补上了这一课。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她本想静下心来，思考更多的问题，但是，修正主义当局又燃起罪恶的邪火，继续锤炼着江青，不让她有一刻的安宁。

    首先，监狱强迫江青学习他们指定的东西，甚至强迫江青把对她的判决书背下来，以此戏谑她，让她不得安宁。江青已经适应了各种环境下的斗争。当有人当面监视她的时候，她就向他们讲解判决书中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的地方，说明这些东西都是陈词滥调，完全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她说：“审判我的人，都是一些讼棍，都是一些法律界的流氓。他们除了根据其主子鹦鹉学舌外，根本听不进去一点点基本的事实。判决书的核心就是咒骂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敢讲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一起决定的、制定的、发动的？哪次中央会议邓小平他们提了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一点点基本事实。”一席话说得本想戏谑江青的新来的监管人员无言以对，只得乖乖地听江青继续说下去：“如果连这个都不敢承认，那就谈不到其他的问题了。因此，他们心中有鬼，所以就要混淆是非，就要倒打一耙，就要给我罗织罪名，就要嫁祸于人。他们所玩弄的，大体就是这么一套东西。”听的人不敢再听下去，他们怕被赤化。但江青十分有耐心，一有机会，她又讲道：“说什么我是‘刑事犯罪’，简直是胡说八道！明明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他们就是不敢承认，他们怕说政治问题、怕说路线问题。因为说到政治、路线，就有了阶级性，他们代表哪个阶级呀，是代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还是代表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呀，他们不愿、不能、不敢提这个问题，正如秃子怕说光亮一样。”

    看到监管人员不再来纠缠自己，江青开始对所谓的判决书写了大量批语。

    针对所谓迫害刘少奇、王光美及其他人的“罪状”部分，江青写道：“1966年底，毛主席跟刘少奇谈话，我在场。刘少奇问：‘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毛主席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毛主席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斗争工具和手段。’‘看完了吗？’毛主席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反感地和毛主席辩论：‘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毛主席气愤地说：‘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我把这段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对话，写在这里。立此存照，让世人、后人去评论我有没有所谓的‘罪行’。”

    任何看过这段批语的人，都会说江青的记忆力真好。是的，连所有审判她的人都不得不佩服。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坦荡胸襟、坚强性格的表现，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更无法做到的。

    对于把江青等人和林彪集团搅在一起，江青写的批语是：“邓小平他们把我们和林彪集团并为一案审判，有着极大的阴谋。其一，林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他们对所有批判过他们的人都怀着极大的仇恨，以百倍的疯狂进行秋后算帐，所以他们要把批判他们的人一块进行报复；其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批林批孔，林彪集团已经臭不可闻。邓小平想把我们与林彪搅在一起，借助毛主席的号召，达到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搞臭的罪恶目的；其三，掩盖林彪集团的极右实质，为推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他们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极右派，都代表了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最早坚决反对林彪集团的极右路线的人之一。”

    正当江青专心致志对判决书写批语的时候，又迎来了和彭真的面对面的斗争。

    邓小平没能达到立即杀死江青的目的，一直耿耿于怀。当有人向他汇报说江青要求见他的时候，邓小平心里打寒了：他怕和江青见面，有许多高层秘密，江青会当面质问他，尽管邓小平的政治手腕要比江青强得多，但口才不如江青，何况有很多把柄握在江青手中，她会弄得他很难堪，邓小平才不会做这种亏本的事情。他马上想到了彭真，这可是江青的死对头。彭真负责这次审判，由他出面，名正言顺，让他替自己出出胸中恶气。死老虎，邓小平也要打，他可不学江青。

    邓小平把彭真叫来，微笑着说：“你去见见这个娘们。她们过去不是经常喊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吗？我们就应该这么办，可不能学习愚蠢的农夫（指《农夫和蛇》）。不能立即处死她，也不能叫她活得那么自在，多少人对她恨得咬牙切齿啊！”他怕彭真的怨气和仇恨还没有煽动起来，又特意点了一下：“我记得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时候，是江青向你要的有关材料，那时她可狠着呢。现在你去会会她。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巧合吧，你可不要放弃这么个好机会。”

    彭真当然不会忘记当年的情景，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忘记过去。他戴着有色眼睛，充满敌意地回忆着1966年的一幕：那天，刘少奇宣布彭真停职审查后，江青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特意走到他的面前，一本正经地问道：“怎么样？有什么感想？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不过，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解决，不留下任何隐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认认真真地交代问题，把炮制《二月提纲》的过程写清楚。”江青说的每一个字都使彭真如芒在背，难受极了，愤怒极了，他一直铭刻在心。

    当两双眼睛相碰的时候，几乎同时都凝固在那里了。

    彭真虽然身躯高大，又是顺利者，可是在江青面前，总感到有些自卑，他还没有练习到邓小平的工夫：当面撒谎也不脸红，拿着“不是”当“理”说也能谈笑自如。江青呢，依然不亢不卑，保持着在毛主席身边生活了近四十年养成的巾帼骁将的风姿。她看着彭真苍老的脸，心里对他总有些看不起。

    彭真尴尬了一会，终于想到了开场白：“江青，你对法庭的判决，还满意吧？”他本来想用调侃的语气，可是理不直气不壮，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江青异常平静地说：“我在法庭上的答辩，想你已经看到，这就是我的回答。”

    彭真想起邓小平的交代，应该在气势上压倒江青，于是色厉内荏地说：“我们是按法律办事的。你应该好好学习法律，这对你的改造有好处。党中央希望你认罪服法。”

    “你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从你的地位来说，你只是邓小平的一个走卒。”江青讥讽地说，“你还没有成为一个代表人物，你也无权代表你们的党中央。这点，你比不上我，懂吗？要谈问题，把邓小平叫来，把华国锋叫来。我已经提出过多次，他们为什么不敢见我？你们的法律不是讲人人平等吗？怎么这个时候就不讲平等了？你们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审判，还说是什么终审判决，真是滑天下大稽！”

    彭真被将了一军，浑身感到不自在，赶紧大声地打断江青的话：“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吧！不是看在毛主席的份上，早就对你不客气了！”

    江青反唇相讥：“算了吧！要不是因为我是毛主席的妻子，你们还不这么恨我！因为我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你们恨我，就是恨毛主席，这是连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至于让我按你们的意愿老老实实地认罪投降，别做梦啦！”

    彭真一看下不来台，机灵一动，又转换了话题：“我看了毛主席致你的信后，深感毛主席对你要求是很严格的。你为什么老是不能做做自我批评呢？你今天这个下场，完全是你自己逼得同志搞出来的，你是咎由自取。”彭真显得气壮起来。

    江青看着彭真装腔作势的样子，感到好笑：“你讲够了没有？你们真是恬不知耻，又给自己的反革命政变找了一条理由。既然你彭真仔细地研究了主席致我的那封信，我就可以对你说得更清楚些。主席早就对你们有所考虑，知道你们是最善于玩弄这一套把戏的，这是你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说穿了，还在主席生前，你们就想搞这种反革命的法西斯政变，一来是主席早作了准备，二来是你们的条件不足，没有网络起这么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不理解、或充满仇恨的人群，故此你们不敢铤而走险，担心人民不跟你们走。那时如果你们搞政变，恐怕接受审判的不是我，而是你们一伙人。现在，我倒是好心劝你们，你们走得够远了，还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吧。”

    彭真这回真的气恼了，不得不使出杀手锏：“你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你们已经失败了，你是以罪犯的身份来和我讲话的。我们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

    江青冷笑了：“我是经过九死一生的人，对死已经无所谓了。我们是失败了，但是，真理永远在我们一边。同时，我也要提醒你，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看到你们报纸上宣传的东西，开始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你们必将成为逆历史发展规律而动的跳梁小丑。你们现在在全国大搞所谓的清查，把一大批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同志，包括一些资格很老的革命家，统统都打了下去，似乎是扫清了反革命复辟的道路，不过，这也培养了你们的掘墓人，你们是永远不会得安宁的。”

    彭真不得不佩服江青的进步，他的话居然没有激起她的火，反而能讲出这么些让人心惊胆战的道理，这些年的监狱生活倒把江青的理论提高了。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整天忙于翻案平反，追名逐利，陶醉在胜利之中，经营起自己的安乐窝，连书本都很少摸，一有问题就向外国请教，照搬西方理论，这怎么得了！？

    还算彭真有见识，没有把话题说得太远，只得态度软下来，用毛主席来拉近乎：“我们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只不过对毛主席的路线理解不太一致。我们认为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没等彭真说完，就厉声责问：“我可是记得你在多次会议上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为了中国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必须搞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是保证我们国家千秋万代不变色的问题。难道这些话你都要收回去吗？”

    这回彭真早有思想准备，腰杆很硬：“我们承认我们也犯了错误，所以党中央并没有过多地指责毛泽东同志，仍然把他当作党的伟大领袖来看待。中央现在正在起草一个决议，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过，你的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会向人民讲清楚的。”

    江青沉着地说：“这就是你们狡猾和卑鄙的地方。把毛主席思想的精华——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犯错误，把毛主席指示和安排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工作作为罪行来审判。尽管你们很能狡辩，但是，全党全国全军乃至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分清是与非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你们攻击我的最基本的东西，恰恰是毛主席最宝贵和最坚持的。你们所谓毛泽东的错误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你们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毛主席头上，甚至硬说是毛主席会让你们这样干，简直是不要脸到了极点，你们就真的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

    彭真站起来：“本来我很想通过和你的谈话，会对你有所帮助，起码能早点使你减刑或者保外就医。但是看你这个态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更加顽固，还对我继续进行攻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这样不欢而散了。江青呀，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后果吧。”

    “大不了马上杀头嘛，反正我已经判了死刑。我渴望自由，但我更重视信仰。我知道，人的自由，不能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原则来作交易。人是要从大门行的，人不能从狗的洞里爬出。所以，为了坚持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宁愿把这牢底来坐穿。我这个人是说话算数的，不象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犯了罪，现在又是翻案，又是赖帐。”

    彭真闹了个大红脸，气得甩袖而去。江青又坦然地追了一句：“我还是要见邓小平。有些事情他是最清楚的，也只有他才能回答我的问题。”

    本来把彭真斗得狼狈逃窜是件高兴的事，可是江青的心情却异常沉重。她一想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罗、陆、杨的首犯彭真竟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和自己谈话，就感到自责、内疚、悔恨和难过。自己怎么没有好好领会毛主席的教导，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呢？毛主席在1966年给自己的亲笔信中和临终谈话时，都一再告戒，要有两手准备，特别提醒要从坏处着想、向好处争取。自己怎么就没有多向“中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和“血风腥雨”方面考虑呢？自己身陷囹圄是小事，自己受尽凌辱也无所谓，但中国的革命前途葬送在自己手中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要说自己有罪，这才是真正的罪，即使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理解自己，也不能减轻自己的罪责。

    江青辗转反思，寝食难安。她决心总结经验教训，活到老学到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时间和目前恶劣的环境条件，充分利用起来，继续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事业做点有益的工作，一息尚存就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首先江青认为应该有个好的身体，不能让反革命监狱把自己的身体拖垮，使邓小平之流尽早结束自己生命的阴谋得逞；其次，有计划地学习，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校，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出来留给后人，将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写成回忆录，让历史审判自己的一生；更加关心现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批判现实，有机会就进一步教育自己亲生女儿，让她从自己身上、从现实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所以，江青坚持每天闻鸡起舞，锻炼身体和意志，准备以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身体条件继续勇斗修正主义众敌顽。虽然牢房只有很小的空间，江青总是按时起床跑跑步，做做广播操。每次放风，她都悠闲地出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在院子里散散步，方便的时候还向看守人员讲讲革命道理，尽管她知道他们不会都听都理解，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去做，她认为这是一个革命者的责任。她每天都做到按时休息，按时学习，按时写东西，真是有条不紊。她经常对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应该随遇而安，不以己辱为辱，不以己苦为苦，只要心中装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目标，在不同的环境里完成不同的历史使命，你就会感到无限的满足和自豪。大家不是经常说，心中无私天地宽嘛，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看书学习，听新闻广播，不断充实自己，身在牢狱胸怀天下事。江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关心广大劳动人民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尽管江青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甚至会招来个别监管人员的嘲笑和侮辱，但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她认为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本分，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江青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天赋。


第二十九章　秦城英豪

    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成了近五十年来中国政治监狱的代名词。这里确实关押过大量的政治犯，其中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代表人物，有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路线的反党集团的首犯，到了1976年10月6日反革命政变之后，这里又成了全国政治迫害的中心。秦城监狱出了不少名人。抱着资产阶级花岗岩头脑的文人，以撰写控诉秦城监狱的黑文而名声鹊起；中国共产党内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现代修正主义的头面人物，以蹲过秦城监狱而沾沾自喜，成了继续荣升的政治资本。但他们都是过眼烟云，在历史发展规律面前都是跳梁小丑。只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事业才是伟大的事业，只有忠实于这个伟大事业的人才值得歌颂和赞扬，只有为了实现人类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受到政治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才能万古流芳，成为革命人民怀念和敬仰的一代英豪。

    江青就是这样的英豪，而且是秦城监狱历史上寥若晨星的女英豪！

    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初，按照修正主义当局的说法，江青变得更加不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急忙洗去标语，他们怕领导看见批评失职而受到惩罚。江青把发给她写检查的纸用来批判邓小平等人的罪行，弄得当局无计可施。

    到了1983年1月，邓小平这只老狐狸完成了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自己的观点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杰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又召开了臭名昭著的“十二大”，实现了从政治思想路线到组织路线的修正主义大换血。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江山已经稳固，再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面对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的事实，于是假惺惺地宣布要对江青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可是总得找点理由，怎么办？前几天监狱的人还向他汇报，江青非常“顽固”，拒不接受“改造”，1982年底，胡耀邦、彭真都分别向外界透露“江青态度强硬”。邓小平不愧是造谣的能手，他替自己找了个台阶——依据法律要求，对江青的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

    江青对于改判是无所谓的，她早就准备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口号英勇就义的。江青接到改判通知书，随手扔在一边，并说：“你们搞的这套把戏，我早就厌恶了。邓小平是不是还想叫我表示感谢他一番呀？别痴心妄想啦！你们回去告诉他，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观点的，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是永远忠心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毛泽东的事业已经被邓小平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我已经尽了力，作了力所能及的抗争。我随着毛泽东的事业而去，了无遗憾。”

    以后的岁月就是江青的劳改期。一切都按照邓小平让江青“生不如死”、慢慢受折磨的部署进行。她的伙食已经降到一般犯人之下，有时甚至吃不饱饭，并且仍然单独关押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牢房里，每天强迫参加劳动。对这些，江青都坦然接受。她什么都能吃，饿了就向监管人员要东西吃，不给，她就三番五次地提出抗议，敌人以为要吃的东西可羞，实际上这是他们可耻！江青认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斗争，一个人只要心中的理想火焰不灭，一心想着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什么样恶劣的生活条件都能忍受。江青以古稀之年的高龄，每天缝制布娃娃，三天做一个，样子很好看。但她不是为反动当局做的，她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面绣上“江青”二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后来又让江青打毛线衣，她也做得很认真，做得很漂亮，不过，她在毛衣上编织出“革命到无罪 造反有理”的字样，惹得当局大发雷霆。江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令监管人员惊叹不已。她一边劳动一边哼着歌曲，或者唱几句革命京剧样板戏；每次吃饭时，她都很有兴致的和女看守聊天，聊天的内容仍然不离开政治话题，她向她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向她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内幕，让她们对比现实，认清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江青要求听新闻广播，要求看报纸。当局对江青的这些正当要求无法拒绝，他们还想利用他们的舆论工具来使江青转变呢。

    江青通过听广播、看报纸，了解了修正主义当局的动态，更加深了对毛主席生前教导的理解。她坚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复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回归。从唯物辩证法来看，她认为，反革命愈猖狂，革命力量愈受压抑，将来革命爆发得愈激烈，革命事业进行得愈彻底。现代修正主义的诡辩和花招，正在锤炼千百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队伍。未来的革命是大有希望的。

    江青要求看书。她毕生酷爱书籍，十分喜欢看书。她在狱中读了这样一些书：

    除了大量的马、列、毛原著之外，还有《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词》、《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一般认为，十五年牢狱之苦，失去人身自由的残酷折磨，是无法忍受的。但江青英勇地、顽强地坚持过来了。因为她认为监狱也是战场，服苦役也是革命斗争生活的一部分。每当有人看到江青在阅读报纸、收听新闻广播时发出冷笑，就以为她“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反动当局也这样宣传。其实，他们怎么了解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想什么，在喜什么，在怒什么，具有怎样的胸襟？

    江青在按自己既定的目标生活着。她的身体没有被拖垮，健康状况良好，甚至比以前还好，人人见了她都说“气色不错”。只是监狱中个别坏人对她进行人为的折磨，使江青需要忍受各种痛苦，使生物钟加快了步伐，各种老年性疾病不断地侵袭着她。

    江青写了大量的东西，其中有对现实的批判，有学习心得体会，更有上百万字的回忆录。这些东西，有的被没收，有的被态度恶劣的监管人员当场撕毁，尽管江青不止一次的提出强烈抗议，但在法西斯统治下，任何正义的呼声都无济于事，连一丝一毫都不会向外界透露出去。所以江青不得不一次次地重写。她曾给自己的回忆录写过这样的名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等。

    江青唯一能见到的“外人”，也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李讷。

    李讷1965年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在《解放军报》当编辑。1966年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报社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后来调到毛主席身边当联络员，出入各名牌大学，“摸”来准确情况，把第一手材料向毛主席汇报，使毛主席更好地把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脉搏。1970年，毛主席和江青商量，认为应该让李讷到劳动中去锻炼，所以带头把她安排参加“五·七”干校，来到井冈山接受再教育。在井冈山“五·七”干校，李讷劳动积极，还保持着革命的朝气，并在工作中与工人家庭出身、当时是北戴河管理处服务员的小徐相爱，毛主席和江青尊重了女儿的意见，完全同意他们的婚事，送了一套马恩全集及其他礼物进行祝贺。婚后生下一个男孩。可是不久，李讷和小徐由于性格不合，志趣不同，离异了。这次婚姻对李讷打击很大，一直生活在顺境中的她简直无法承受，小资产阶级的潜意识站了上风。江青批评教育她，让她振作起来，投身于革命事业，忘掉自己的不幸。李讷勉强接受了母亲的劝告，到农村基层去工作，但思想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已削减了往日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随之身体也多病起来。

    看来，革命是不能硬性灌输和生理遗传的，必须是自身的认识和觉悟而产生激情、产生爆发力，变为自觉的革命行动。江青看到李讷一时无法达到革命的更高要求，就没有向党中央建议让她再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而是把更适合的毛远新从辽宁调来，承担毛主席晚年这一极其重要、极其机密的工作。

    自从父亲毛泽东去世，母亲江青被捕，李讷一下子陷入孤独、痛苦、忧伤之中。反革命的政治压力，不怀好意的各种诱惑，披着善良外衣的劝降，都向这个消失了特殊背景的年仅36岁的女人身上压来。但李讷遵循着毛主席和江青的教导，保持着独善其身的个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局为了压服李讷，也有人为了报复她的父母，开始在政治上、生活上给她制造麻烦，把她推向社会的边沿。李讷带着幼小的儿子，过着被人监视、被人歧视的生活。她一手领着儿子，一手拎着篮子买菜，有时还自己拉着车子把过冬的大白菜、御寒的煤炭运回家，即便这样，身后还会不时有“尾巴”出现。李讷在政治上灰心丧气了，在生活上也安贫乐苦了。但她时时牵挂着母亲江青。

    自从允许探监以来，江青能按时见到自己的女儿了，她想教育她像自己一样坚强，有革命斗志，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此时的李讷已经厌烦了这些，只想过所谓平静的生活。下面是她们母女会面、对话的一些片断。

    八十年代初，江青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自己的女儿，真是百感交集，无言相对。李讷已经泪流满面，江青却表现得无比刚毅。江青说：“李讷，你不要哭，也没有什么可以悲伤的。我早就和你说过，你父亲为了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和我离婚的准备，我也不怕杀头坐牢。他们逮捕我，审判我，判我的刑，都是非法的，是反革命行为。他们建立的政权也是非法的。我们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应该感到自豪。”李讷擦干了眼泪，无可奈何地说：“妈妈，你还是不要再说这些了，往事不堪回首。无论合不合法，人家掌握权力，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在农村，都分田到户了，城里到处建高楼大厦、厅堂馆所，大街小巷灯红酒绿。”不等李讷说完，江青气愤地打断她的话：“我是怎么教育你的？难道你看不清这些变化的实质吗？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复辟！”李讷讷讷地反驳母亲：“我怎么不明白呢，可是又有什么法呀。”不等她们母女把话说完，狱卒就把她们分开，宣布会面时间结束。事后当局还一再警告李讷，不要听江青“胡说八道”。

    1984年春天，李讷和刚介绍的对象王景清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当江青了解到王景清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过，后来担任怒江军区参谋长，就感到十分亲切，又看到王景清憨厚、善良的外表，对李讷疼爱、细心的行动，马上对新女婿表示满意。江青总忘不了教育他们：“你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在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你们的爸爸早就料到的，他生前一直在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我虽然在监狱里，但我就不相信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现在的两极分化现象一定很严重，富的富来穷的穷，到处贪官污吏横行。这难道是我们当年流血牺牲要实现的结果吗？你们也应该和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李讷看了周围一眼，胆怯地说：“妈妈，你不要谈政治了，我们今天来主要说说我们的婚姻问题。你同意吗？”江青看了下站在一旁只微微笑着的王景清，说：“你们结婚我很高兴。你有什么爱好？”王景清赶紧回答：“喜欢书法。”江青说：“那好，以后我们多谈谈书法。”又说：“李讷现在既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女儿，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儿，把她交给你，你要多照顾她呀。”

    李讷看到母亲江青尽管精神很好，气色也不错，但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腿脚又不灵便，有时疼痛难忍，往往需要扶着墙壁走路，还患其他疾病。她与王景清商量，向当局提出要求，能否保外就医。当局考虑到李讷的思想比较“稳定”，也为了树立“宽容”的形象，就答应了李讷的请求，但增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和严格的保密、保安措施。当李讷告诉母亲这个事情的时候，江青生气了：“你不应该向他们乞求什么，我在这里要把反革命的牢底坐穿。”李讷流泪了：“妈妈，你不要这样固执好不好？”江青大声说：“让我出去也可以，那么让我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我本来就没有罪，应该恢复我的正常生活。”李讷无言以对，只好再托人向当时主事的胡耀邦求情。胡耀邦答应让江青暂时住在李讷家里。这次由王景清出面向江青做工作。江青一来不愿拒绝女婿的好意，二来也想更有机会向女儿他们做做思想工作，三来自己的身体还不想这么快垮下去，遂了邓小平让自己早死的恶念。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江青有极短的保外就医时间。（其实，严格地说，这不是保外就医，而是转移地点的软禁。）

    当傍晚江青趴在女儿房子的窗口，望着北京市区闪烁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招牌和霓虹灯，看见的是千奇百怪的商铺和酒楼饭店，听到的是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江青更清楚了走资派们把社会主义的中国糟蹋成什么样子，更确定了自己在监狱里分析得一点不错。

    她把女儿叫到跟前激动说：“我是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我不能再为中国人民讲话了，但你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应该有所作为。现在让他们胡乱折腾去吧，我相信，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甘心这样的。毛主席已经把话都讲清楚了，历史的主人是会有响亮的回答、作出正确的抉择的。”李讷害怕有窃听，不敢顺着母亲的话说：“妈妈，你今后不要再谈什么政治了，许多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那样吧。”“你这是什么话？”江青生气了，“这叫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想当年，你爸爸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奋斗了整整一生。你的父亲虽然没有给你们留下一间房、一片瓦、一块地、一件值钱的东西，但是为你们留下了他的思想。这种宝贵的遗产你们不想继承了吗？如果这样，你们还配作毛泽东的子女吗？”

    李讷两眼蓄泪，恳求说：“妈妈你别这样说，我们感到很沉痛，很悲伤。现在是什么环境和气候啊！”

    江青耐心地说：“那是没有革命意志的表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丧失革命信念。你看我，虽然疾病缠身，背负着重刑，但是我从来没有低过头。在国民党监狱里我我没有低过头，在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的监狱里我也没有低过头。这是两个阶级、两个营垒的大搏斗，有些人吓得跪地求饶，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要认识到，我们和他们是两条根本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些人经不起考验，看不到斗争的实质，是很可怜的。你们要坚强，要好好地珍惜你爸爸的名誉，他可是一个宁折不弯的刚强汉子。”江青讲到动情处，“我经常梦见你爸爸。昨天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邓小平他们想审判你爸爸，没想到你爸爸又活过来，拍案而起，吓得邓小平赶紧作检查……”

    这回李讷真的胆怯了，“妈妈这是想变天啊！”于是岔开江青的话：“好了，好了，别说这些废话了，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看看书呢。”

    江青这回没有生气，无可奈何地说：“唉，你们一点也不听我的话，好象我说的都是废话。”“不起作用的话，不是废话又是什么呢？”李讷温顺地接了一句。

    江青没有再说什么。她看到她身边的人的神情严峻极了，数双眼睛每天都是紧张地在她周围搜索着。她的每个言行都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灾难。

    即便李讷小心翼翼，江青也没有在她家待多长时间，当局又把江青投入秦城监狱。她和丈夫王景清又开始了坐公共汽车去探监的旅程，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有一次，李讷跟江青说：“妈妈，你看了那么多书，又有丰富的经历，还是写点你的回忆录吧。也许将来有发表的机会。”

    江青苦笑：“傻孩子，你怎么变得天真啦。敌人让我写吗？你当是我没有写吗？”李讷自知失言，不该说这个话题。江青没有怪女儿，反而向她讲了一些历史片断，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如批吴晗《海瑞罢官》的几个斗争回合；批“三家村”的内幕；特别列举出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人在这些大批判中的积极表现。江青说完从1965年到1966年的简单过程，然后发表评论：“现在他们都平反了，《海瑞罢官》也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到处上演。那么，当年他们的活动又算什么呢？他们的批判和制定的文件是不是也该批判呢？他们不是自打嘴巴吗？”李讷感慨地说：“别说了吧，现在谁给你评这个理呢？他们实际上五十步笑百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嘛。”

    江青淡淡地说：“所以，他们不让我写，将来自会有人写。实际上，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者，是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用文字来写历史的。这话你爸爸经常讲的。他就从来不主张自己写他自己的传记一类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写了他的什么传，让他好一阵发火，最后还是让他们收回去了。最近王稼祥的老婆朱仲丽写了个《江青传》，监狱的人有意拿给我看，其中完全是胡说八道。靠谣言和伪造历史有什么意思呢？这样能长久吗？如果这样能够改变历史的话，窃国大盗袁世凯早就成了英雄了。我记得列宁说过，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回忆录，他只相信历史的文献和秉笔直书的作家、历史学家们的东西。还记得在1965年12月9日，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使下，团中央和北京市大搞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的活动。他们公然篡改历史，突出刘少奇和彭真，把本来还没有到北方局的刘少奇作为领导这场运动的英雄。他们一贯的最喜欢干这种事，我是从来坚决反对的，这也是马列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一个界限。我坚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实事求是地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李讷惊讶母亲惊人的记忆力，可惜现在只有叹息的机会了。

    对于江青在秦城监狱的斗争，外电也有不少报道。下面摘录几段，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江青这位秦城英豪的无比坚强的身影。

    a.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长阮崇武答记者问说：“她（指江青）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b.一家外国报纸写道“她（指江青）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

    c.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敌意的报道说：“监狱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一脸莫名其妙的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d.八十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

    e.一九九零年初夏，《华亚》（ＨＹＡＹＡ）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明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道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一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f.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

    江青确实“野心不死”，即使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已经几天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她也没有忘记毛主席，在填写住院单时，写的名字是：“李润青”。“润”是毛主席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好几磅，随后她立即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所谓的特殊住院治疗，实际上对她继续迫害，根本不是好好地进行为她治病，专门安排的医务人员仍然把江青看成是一个不接受他们“改造的顽固分子”虐待。面对着敌人的猖狂，江青轻蔑地、自信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能够敢明目张胆地对我下毒手！”

    在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主席。她在枕边保存着毛主席的手迹，衣上别着毛主席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主席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主席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无理拒绝。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江青挣扎着，斗争着，但是，她绝没有想到，更大的厄运会夺去她的生命。


第三十章　向世人昭示……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处在阶级斗争的旋涡里，在中国近代史上，又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大搏斗的缩影，江青也不例外。

    江青自从19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由于她的执着认真而又善于独立思考，曾走过坎坷不平、颠沛流离的追求真理的道路。然而，江青又是幸运的，她有缘结识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并光荣地成为他的妻子，使得政治航道一直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这向世人昭示，一个人只要孜孜不倦地、百折不回地去追求真理，一定能胜利地到达无比光辉的彼岸。

    江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世人所认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领袖人物及中国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成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忠实执行者、贯彻者，造就了毛主席亲密战友的高大形象，是革命者遇到了好机遇，是时势造英雄的必然结果。

    1976年10月6日，中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反革命政变，其主要标志就是逮捕了江青等人。它向世人宣告，中国现代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获得初步成功。其后对江青她们的审判，则是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叛徒们假面具的破产。

    十五年的牢狱生活，江青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千锤百炼的硬骨头，是特殊材料制造的。

    那么，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中国当局的江青死亡公告又向世人昭示了什么？

    公告全文如下：“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这篇充满谎言的官方公告,除了“莫须有”的罪名大帽子，它还向世人昭示了江青去世的重大疑点。

    先说时间。按照公告的说法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而离公告发布的“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晚”，整整过了二十一天。在这期间，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的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刑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会尘封多年、甚至永远也不会正式公诸于世。

    还有比中国现代修正主义更卑鄙无耻的吗？！

    再说，江青是死在“保外就医期间”吗？江青有没有过“保外就医”？（软禁不同于保外就医）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三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回，一九八八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直到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道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是怎么来回转换的无从知道，但说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江青就根本没有“保外就医”过，更没有所谓的“北京她的居住地”。“保外就医”、“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是中国当局推脱江青死亡责任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勾当。堂堂的新华社竟满纸谎言，充当当权者造谣的传话筒和草菅人命的帮凶。

    第三，“自杀”之谜。一个人自杀总得有动机，有理由。

    中国官方，所有的御用文人，都异口同声编造了两条说辞——疾病痛苦和前途失望。

    一位有名望的美国作家也这样认为：“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连以“公正”、“写实”著称的山西作家师东兵也是这么写的：“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对江青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她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了，在疾病的折磨和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情况下，她想以此来最后一次震撼一下这个世界。”

    这里，师东兵与其他人一样，忽略了一个真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连死都不怕，决不会畏惧“疾病的折磨”，更不会因为畏惧“疾病的折磨”而自杀。

    那么“对前途感到渺茫”是不是江青“自杀”的原因？

    那就要分析一下当时中国政治的大背景。

    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人民“反腐败、反官倒”、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游行队伍中，不时会看到“我们想念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字标语；人们的口号和顺口溜是“打倒邓小平！”“毛主席送儿上前线，赵紫阳儿子搞彩电，邓小平儿子去募捐。”等等，这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虽然“六·四”事件有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捣乱，在邓小平的指使下，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一场汹涌澎湃的“毛泽东热”在中华大地滚滚而来，连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元老们也开始觉醒，认真反思对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等人的态度，公开提出了毛主席一再告戒的“和平演变”问题。在中国当局走马换将之后，主流媒体上也开始要向毛泽东思想倾斜。到了1991年，这种形势更加明显。一直关心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江青，通过报纸和广播，一定会了解到中国人民是如何怀念毛主席、是如何反对邓小平他们的堕落和腐败，是如何强烈地反抗邓小平他们血腥镇压北京学生的，怎么会“对前途感到渺茫”呢？不是外国记者一再报道“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吗？不是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还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吗？不是在这份文件中明确写着：“她野心不死。”吗？“野心不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不是直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也就是官方公布江青自杀的头一天，她还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路线，她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因而念念不忘、决心抗争到底吗？

    够了，既然自杀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就是公布的自杀过程也是漏洞百出。有三种说法：

    其一，“江青用手绢自己把自己勒死。”说“用手绢自己把自己勒死”，不是无知，就是天方夜谈。人一被勒紧脖子，呼吸困难，那还有力气继续把自己勒死？何况是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

    其二，用手绢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床头的上方，“紧紧地咬住牙，往床下一滚，结束了生命。”这种说法似乎比上一种说法理由充分，然而仍经不住推敲。因为从常识就可以知道，“往床下一滚的力量”还不足以使人致死。

    其三，“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编造这种谎言的人难道没有见过浴盆上方铁架的方位？铁架到浴盆有多高（江青身高约一米六九）？铁架能不能承担一百斤（大约当时江青的体重）的重量？

    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关于李讷见到江青尸体的报道，只有外国人笼统地写道：“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从“凌晨”到“下午”，这么长时间江青的女儿才得到消息，而且连尸体都没有见到，江青能是在“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更别说是在李讷家中了）”吗？中国当局连造谣的本领都没有！后来，连江青的遗体火化，李讷都没有在场。李讷是迫不得已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的，最后只能提出最低要求：要求把自己母亲的骨灰盒送给她。

    再看欲置江青于死地的敌对一方。也就是说，谁最怕江青活着“兴风作浪”？谁最希望江青早死？当国内出现政治变数的时候，谁最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呢？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势力，一直视江青是眼中钉肉中刺。邓小平已多次公开叫喊：“不杀江青不足以平民愤！”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邓小平他们不得不判江青死缓，可是内心里是想着如何把江青折磨死，这样方能消除心头大患。1989年的革命风暴，使邓小平他们惊慌失措，特别是5月30日，中央电视台竟播发了这样一条所谓的辟谣消息：“台湾媒体说邓小平死了，邓小平没有死。”可见邓小平已经多么不得人心。而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复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受到革命人民的青睐。不得已，邓小平走马换将，把不孚众望的江泽民拉到中央。江泽民是个戏子，最会看风使舵。他势单力薄，看到北京，看到全国，一片“毛泽东热”，立即扮成反“和平演变”的样子，甚至到革命圣地朝拜，一心想借毛泽东的亡魂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时邓小平虽然表面上镇静，内心里却是惊恐不安的，他当然会首先想到要除掉最大的隐患，让政治对手消失，使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决不能让毛泽东的路线死灰复燃。邓小平对江泽民的表演不屑一理，他只不过是自己手中的一个棋子，倒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有所忌惮，因为他们背后有美国撑腰，所以连对方厉之坐在汽车里耀武扬威地向他的支持者告别然后躲进美国大使馆的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现得无可奈何。不过他们都不会危及邓小平的政治路线。恰恰江青是即将要“兴风作浪”、与邓小平根本对立的、使邓小平又恨又可以任自己摆布的敌手。由此可以推测，邓小平他们有害死江青的动机和条件。

    据中国当局某一内部人士说（他是为了证明江青顽固不化），1990年江青有一封公开信（此信曾被当作遗书传到国外），信中说：“邓小平是吹牛大王，他在毛主席面前，曾约定永久不翻案，可是，一旦他掌握了政权，立即背叛了毛主席、背叛了中国共产党、背叛了中国人民。”“邓小平啊，你高兴得还太快了，邓小平是残杀爱国学生的首谋者，是被告。”此外，在信中江青更提到曾经在粉碎四人帮时指示逮捕她的前中共主席华国锋。她说：“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都是狗咬狗、黑吃黑的，他们的罪过都是自找的”。这封信是否更加触怒了邓小平他们的神经，因而动了杀机？

    “江青自杀说”的最大漏洞是监管人员决不会给江青以自杀的时间和机会的。据外电报道“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如果对江青这样的重犯竟然有长时间无人看管，让其从容自杀，只有鬼才相信。

    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都认为，江青“在非常可疑的环境下，在1991年5月14日，死于这帮卑鄙的，沾满鲜血的修正主义之手”。

    所以，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中国当局的死亡公告，是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欲盖弥彰。它告诉世人，一定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明辨是非，擦亮眼睛，切莫受当权者的愚弄。它昭示历史，具有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演了人间最龌龊的、最残酷的迫害政治对手的悲剧！

    江青的去世,向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昭示：当革命的人们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跟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们、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时候,这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动派已经磨刀霍霍,一旦他们上台,必欲置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死地而后快,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必将如此,这是血的沉痛教训!

    江青迷雾般的去世，江青向世人昭示的伟烈与悲壮，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影响的结束，而是新一轮政治搏弈的开始。江青以她的飒爽英姿，走完了七十七年的人生道路，她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称号。

    江青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在中国当局公布江青死亡公告之后的第三天，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委员会立即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江青的革命精神万岁！

    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委员会声明

    1991年6月8日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咏梅花”毛泽东 1961年12月

    1991年6月5日，中国当局公布了江青的死讯。被反动政权在15年的囚禁后在十分可疑的环境下告别人间。江青是一个活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1966年在中国发动的有亿万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在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江青，与其他毛泽东的卓越的追随者，敢于领导人民同党内的当权派做斗争，这些当权派，一直试图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长达10年的史诗般斗争中，严禁群众进入的大本营被摧毁，无产阶级培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萌芽。江青处在这些大跃进的最前沿，尤其是与京剧和芭蕾舞有关的方面。使其从一个颂扬旧社会的艺术转变成一个全新的描写革命工农的艺术。

    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支持下，江青和她的同志们在十年里成功阻止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辟。但是仅仅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个月，中国的右派颠覆了毛的支持者们并囚禁了江青、张春桥和其他突出的毛主义者。1981年在审判她的法庭上，江青勇敢地将囚犯被告席变成法庭来为工农管理下的中国的成果辩护并谴责修正主义篡权者践踏毛的遗产。通过这些，江青代表了并献出自己的爱给全世界那些真正的毛主义者，他们反对中国这次反革命政变，并正在重新开始组织起来，他们导致了“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组织的形成。在她多年的囚禁期间，“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组织已经把江青作为我们中的一员，今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女英雄革命的一生。

    江青在她的一生中，与旧世界所有不公平和不平等都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她奉献了她的一生来实现新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江青招致了所有剥削维护者持续的仇恨，对他们来说，最大“罪恶”就是把政治权利交给以前受压迫者，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失去理智”就是幻想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的新贵族们决不容许一个女性对他们舒适的巢穴进行挑战，于是他们决心实施封建观念，要这个遗孀为她丈夫毛泽东的“罪恶”付出代价，但是江青身上的令反动派和心胸狭窄的小人反感和持续进攻的正是共产党员和阶级觉醒的无产阶级永远珍视的品质。

    江青死于狱中，她不会看到控制中国的邓小平之类丑恶匪徒覆灭的一天。但是当中国的无产阶级和群众最终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权，在他们的心目中会留一块特别的地方纪念江青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一生的战士。如今，江青同志对旧势力锁链的愤怒蔑视和大无畏革命精神依然是革命春天的报春者。

    （对毛泽东妻子江青同志的厚颜无耻的妖魔化持续了二十多年，实在看不下去，翻译一篇国际共运的文章，翻的不好，故附原文——原文是英文，略。）

    同时，国际上纷纷发表文章，纪念江青的不幸遇害。下面一篇具有代表性。

    题目：江青——一个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远大革命志向

    江青在1976年中国的修正主义者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被捕入狱。在非常可疑的环境下，在1991年5月14日，死于这帮卑鄙的，沾满鲜血的修正主义之手。江青同志的死，使世界无产阶级又失去了一个出色的领导人。对于那些敢于梦想革命甚至敢于进行革命的人来说，江青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一个毫不畏惧地向腐朽的旧社会发起进攻的榜样，一个大胆规划新社会产生的、并经过坚苦卓绝甚至有时是付出血的代价的斗争来催生一个新的社会秩序道路的榜样。她一生对共产主义事业、对毛泽东事业的忠诚使她能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和经验作出重要的贡献。She她保卫了她火热灵魂的根基，群众挑战权威的权利，并在各个方面挑战旧传统。她为毛彻底改变世界、消灭阶级和所有形式的不平等的远大理想而战斗并同反对者发生直接冲突。她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世界观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尽管1960年以前多数情况下不允许她担任公众政治角色,但江青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艺术和其它方面进行了调查工作,包括土改运动。在大跃进后党内尖锐的斗争中走向前台，积极协助毛和其他革命者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很快并充满热情地上升到文化革命壮丽时代对她要求的高度。文革中战斗在最前沿的她，为文革注入了强有力的政治能量和领导,鼓励造反青年,提供政治路线给正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创新的人民。江青很快成为一不可缺少的革命左派领袖。她与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瓦解铺平了道路，这些修正主义者当时控制者文化和教育的重要领域。她对艺术的革命帮助很大。通过在艺术领域扫除障碍和亲自树立有力的榜样，她不断为妇女发挥更重要作用而战斗。在过去不久10年的无产阶级执政的辉煌年代，作为一个卓越的中共领导人,在党内激烈阶级斗争中她变得更加成熟，她坚持战斗来强化在毛的领导下革命性质和党的正确路线，保卫并完成和巩固文化革命的成果。中共内部的修正主义阵营，不放弃阶级斗争的每一个转折点、每一次力量的重新整合机会来摧毁毛的革命路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将中国重新拖回帝国主义的附庸地位，在毛逝世后不到一个月，联合起来逮捕了江青以及左派。走资派立即对反对派实行镇压。一开始他们宣传说他们是毛的真实继承人，把江青和左派描绘成修正主义者、背叛者和毛的敌人（只是用来把人民弄糊涂,当江青或江青的同志被提审时，他们甚至把他们自己的一些"坏蛋"与四人帮混在一起进行审判）。他们诽谤江青,发动了邪恶的运动来诋毁她整个的一生,并辅以镇压和军队炫耀来恐吓她的支持者们在他们的修正主义军事政变并霸占国家权力后不要继续走革命道路。但是她拒绝向懦夫们的进攻屈服,面对他们的威胁,她蔑视他们，让他们杀她，继续与她的革命同志张春桥一道勇敢地举起红旗,保卫革命的权利揭露他们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在1980年历史性的审讯中）。

    传统的叛逆者从小姑娘时拒绝裹小脚，江青就是个反叛者。她在什么样的国家长大的：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穷困潦倒,当时，如毛所说,“树和人一样光秃秃，因为人们正忙于啃它们”。在“农妇渴望下辈子做狗以减少苦难”的封建社会压迫下，位于山东的德国租界地，1914年，李琴(当时她的名字)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工匠家庭,此租界一战中被日本夺取，作为占领全中国的桥头堡。她的父亲,一个制造车轮的，经常殴打妻子儿女来释放因贫穷而产生的怨气。后来她母亲离开他去给一个地主当佣人。江青经常回想当时挨饿情景，但是比许多其他人幸运的是她可以去上学。她告诉过一个记者说她在小学时最恨的课是自我培养儒家道德(或者,怎么去服从权威),她曾因做白日梦而挨打。她忘不了作为一个儿童当她看到因欠债还不起而被砍下头颅并悬挂在杆子上时的恶心和恐惧，以及因偷食物而被处死的小偷的声音在她幼小的耳朵里久久不绝。江青第一次对表演感兴趣是在她15岁时，她在一个政府办的实验艺术剧院学校，她被录取仅仅是因为学校招收不到足够的女学生。但是这所学校没办多久就不得不关门，因为一个济南的军阀施压。她和一部分师生作为流浪剧团前往北平。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满州，这也是江青的第一个政治转折点。很小的时候她就对外国占领者满怀仇恨,很快她参加了青岛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剧作家联盟。在那里，她谋到一个大学里图书馆办事员的工作，开始有机会读列宁的著作，与朋友们一起，她组织了一个叫“海滨话剧协会”，该协会到乡村编演抗日剧，在红军建立的苏区很有名。他们发现了在城市从没有见过的贫穷，更清晰地认识到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人的要实现的目标的不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江青，作为对日本侵略的回应,支持了一个“彻底抵抗”战线，开始被认为是她所搬进的大学圈的一个“麻烦制造者”。实际上，江青只受过8年的正式教育,包括5年小学教育,尽管她经常坐到使她感兴趣的大学课堂。正象她所说，她学到最多的是在“社会大学”，从经验的学校中。这个学校对她来说，就是1933年, 她终于找到并被批准加入的那时的中共地下党。在动乱的30年代，她已经认识到进行革命比写诗和论文更重要。然而，作为一个积极的党员在1933年春被派往上海工作时，她感到一切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在毛的主要政治对手王明的手下工作,王明的城市中心主义路线几乎使当地党组织完全被摧毁，机会主义盛行。那里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如果他们不和国民党直接合作,就利用被成千上万的左派知识分子传播的共产主义吸引的新生力量退到上海周边城市躲避国民党的经常性搜捕。江青在上海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上海工作学习剧团。她成了一个舞台演员，演了无数的号召人民抗日救国的进步剧。在后来女工夜校教师的工作中,她耳闻目睹了许多工厂。对工厂包身工的悲惨的工作环境有了深切的了解,尤其在大型日资纺织厂和英资卷烟厂。她的以为的老朋友，背叛了党，变成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由于她的告密，江青被国民党逮捕，被关了8个月。至少，她说过，她的监狱生活，教给她一些如何利用假象骗过国民党特务。作为30年代上海的电影演员意味者在各个方面的违反传统。是被看不起的,并被认为是“随便”的职业和社会上激进的女人。女演员们成了往往成了人身迫害目标，目的是刺激受害者的封建“本能”，驱使其自杀是经常性的结果。著名的革命作家，鲁迅,在那时很有影响，同情共产主义者，是江青的一位良师益友。他写过好几篇关于这个问题和妇女解放的文章,尤其是一篇名为《人言可畏》的文章,其中谈到对演艺界女性不公正的诽谤和歧视女性的文人的攻击。30年代中期，毛和红军还在长征的曲折的途中，江青为生活而演更多的电影，她发现电影被好来坞完全控制了,除了一些反映民主的电影外。她也写了一些文章在左派刊物《启蒙》。在报纸虚假地报道她被绑架(给她施压逼其自杀)后,她在一篇叫做"我的公开信"的上海报纸的文章中谴责了这种人身威胁。1937年,上海遭日军轰炸不久，江青北上投奔西安的八路军总部,在那里，她和许多进步青年被引荐到300多英里山路之外红军根据地延安，。延安：江青成了毛的学生和战友。

    尽管上面这篇文章有写得不够准确和完整的地方，但出自外国人之手，实属难得。

    再摘登《历史当事人评江青》一篇短文，供人们参考。作者是秋石客，2004-11-27 15:41发表在主人公论坛。文章说：

    “最近有的同志自视很高，网友的话不会放在眼里，也是正常。现抄录一些历史当事人对江青的部分评价，可能有助于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如还不行，他们比毛泽东等还高明，我们只有庆幸的份了。

    1、毛泽东评江青：

    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

    和彭德怀，高岗和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

    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张）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指周恩来）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

    2、周恩来评江青：

    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

    3、林彪评江青

    这个江青同志，如果没有矛盾她就觉得没事干了。非得要找点事干。她和谁也弄不到一起去。

    4、纪登奎评江青：

    毛主席实际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毛主席对他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5、张春桥评论江青：

    她实际上是主席的哨兵和观察员，她对路线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非常敏感。

    6、陈永贵评论江青：

    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员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这个人对她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很不错的。

    7、华国锋评论江青：

    江青的思想体系，现在我可以讲了，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她是很有理智的。据我观察，越是到了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她反而越沉着冷静。

    8、黄永胜评论江青：

    江青在每一次关头都是有毛主席的支持她才逢凶化吉的。

    以为毛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

    9、陈伯达评论江青：毛泽东也经常地批评江青，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种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准确地来说是提醒。

    10、曹轶欧评论江青：

    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另外，戚本禹2004年1月接受余汝信采访时说：“毛（主席）、江（青）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同时，一些青年人也在评说江青。一个年轻人对江青称赞道：“年轻时投身革命，上海滩摸爬滚打于流氓文艺中雅而不浊，奔赴延安意志坚定向往光明意气分发，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巾帼英姿飒爽，端庄娴熟革命样板文艺才能尽显，不拉帮不结派正义言辞得罪佞人，入牢囚心不变冷然正气长笑于天，历史还要由人民来写。看看后来受尽冷嘲热讽的样板京剧，其艺术成就不必说了，其内在的正义大气，让人看了产生的正气豪情就是今天无法比拟的。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凭什么对对江青产生这么大的仇恨？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江青产生这么大的厌恶？江青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有理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实践者，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可以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就是国内外革命人民的共同心声，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就是江青不平凡的一生所昭示和启迪世人的。

    江青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附录一：苦多答某青年读者问（代后记）

2004年12月5日星期日

    坦率地说，我写《江青评传》是有“感情色彩太浓”的倾向的，所以是《江青评传》，而不是《江青传》、《江青全传》、《江青正传》《江青秘史》等等貌似公允实则污七八糟的东西。有“评”有“传”，以“传”为主，“评”“传”结合，这是我的写作方法。我的“感情色彩太浓”不是对江青个人，而是把江青看作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政治家，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派，代表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人来歌颂和赞美的。

    更重要的是，我的“感情色彩太浓”是建筑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我写的每一个情节都有事实根据，我叙述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历史出处，我笔下的人物对话都符合历史的逻辑的。以某青年读者问：“发现江青在上海争议最多的一些事情，你的传里面都没有细说，甚至有的没有说，人家就会认为这些事情是真的，是你采取了回避态度。”来说，这段历史事实就很清楚。实际上，有些人的所谓争议，就是江青的两性作风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有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的讲话，有延安整风的结论。就是自己分析一下，也会得出正确的认识。首先，江青的花边新闻产生在1935年10月到1937年6月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江青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受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派遣参加演艺界工作的，且不说她如何做好党组织交给的工作，就是公开活动就有：一、参加并主演话剧《娜拉》的活动；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参加演出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还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参加并主演话剧《大雷雨》；参加影片《王老五》的拍摄，饰王老五之妻等。二、写了十多篇文章公开发表，如《我的职业经验》、《农村演剧生活》、《悼鲁迅先生》、《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人言可畏》等闪烁着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光辉的文章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三、江青的生活异常清贫，刻苦简朴到无法想象的地步，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笔下，在批判“四人帮”的恶浪中随处可见。就是这样的一个江青，她又成了“淫乱的娼妇”，时而“和唐纳相爱同居”，时而“和章泯正式同居”，还跑到天津（一说北京）找黄敬（即俞启威）“重温旧梦”，等等。够了，难道江青有分身术，有魔法，去办常人无法办的事情？难道这样明摆着的污蔑还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吗？当然，同样的史料，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这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对于江青这样一位无比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能拿世俗的眼光来看，也不能用小资产阶级的所谓公正来进行评价，更不要陷入反动资产阶级和反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繁琐考证的泥坑里拔不出来。即以婚姻为例，我不相信江青在十六、七岁的婚娶是真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我也肯定江青在青岛与俞启威的假扮夫妻，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又有山西作家师东兵的考证；我对江青与唐纳的接触，是从正面去理解、去看待的，认为江青在做地下党交给的工作，即便他们产生了感情也无可厚议，何况没有什么婚约；至于江青与章泯，纯粹是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因为各种引证材料就互相矛盾。对于以上这些，完全没有必要去把无聊文人的文章去印证，去分辨，如果那样，正中了某些人的圈套。再以性格来说，江青执着认真，不屈不挠，坚强无比，所以她才能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旧中国的最下层的穷苦劳动人民中间走出来，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洪流中来，这应该是中国人民最可贵的性格。可是，在资产阶级文人的笔下，江青成了：“她的虚荣心，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小心眼儿容不得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她的脾气恶劣，反复不定；她的喜欢走极端，喜欢记仇报复”，“她的野心膨胀”，等等。凡是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对江青有了整体了解的人听了都会认为“不屑于辩驳”。

    说到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女性很少没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可以说江青是个例外，是个代表。她们或者是知识分子，出身于名门望族，既有金钱后盾，又有人际关系可用；或者在父兄、亲朋的带领下参加武装斗争。而江青有什么呢？只有自身的觉悟和奋斗！

    江青的个性极强，就造成了她好“得罪人”。作为旁观者，可以议论“为什么得罪人？”“得罪了什么人？”可是作为当事人，有几个能冷静地分析“对”与“错”来接受别人的“得罪”呢？何况江青的“得罪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小事小非上，在对待群众上，说江青“得罪人”的，微乎其微，连陈永贵也证实“江青这个人对她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很不错的。”所以，江青“得罪人”大多都牵扯到政治问题。毛主席是“统帅”，是“舵手”，指方向，定路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么将军、水手就要冲锋陷阵、拼命划船，江青就是做这个工作。毛主席并不想让自己老婆担当这个“角色”。他找刘少奇，找林彪，他还十分倚重周恩来。刘少奇的路线，与他分道扬镳；林彪的冲劲，又使错了方向；周恩来的不偏不倚，使他无法贯彻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得已，江青就成了“飞扬跋扈”的人物，就成了“依靠毛泽东的威势胡作非为的女皇”。在解放后，江青第一次“得罪”的是周扬、胡乔木、夏衍、田汉等人，那是为了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是讨论电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从此以后，江青开始了“得罪人”的生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及其他们的同伙和麾下的文人墨客。这些人哪一个不对江青恨得咬牙切齿！无怪乎，毛主席在进行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事业时，与江青约定：“如果失败，我们就离婚！”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江青的“得罪人”，群众有自己的看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更有自己的亲身体会。前几天，与黄廉（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谈起他和江青的接触，他无限深情地说：“江青同志才是真正支持爱护我们。我们和四川、重庆及成都军区的负责人上北京反映问题，江青同志就直呼梁兴初为‘兴初同志’，从不称‘梁司令员’；她逼着梁兴初当场表态，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并一再强调‘回去马上落实！’而周总理就不一样了，一口一个‘梁司令’，对他没有什么严厉和压力。”从黄廉话中，还印证了一个问题：江青身体力行，打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称官道爵，对任何人（毛主席和周总理除外）都是“同志”相称，都是平等相待，决不附炎趋势，看人下菜。

    还有江青与毛主席的“口角”问题，当时的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听了一言半语，不加分析，再加上认为毛主席总是对的，所以就妄加揣测，妄下断语，认为江青如何如何坏，毛主席如何如何讨厌江青，他们的关系如何如何不好，这样的资料就是“亲身经历”又有何价值可言？这些人难道不懂得，即使再好的夫妻关系也会有争执，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所谓没有任何矛盾、一辈子相敬如宾的夫妻，只是表面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何况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者就是在斗争中生活的，就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毛主席和江青的“口角”不是非常正常的吗？并且，发生“口角”也不一定都是江青的“错误”啊！人们弄清楚了“是非曲直”“来龙去脉”嘛？！

    对于江青的缺点、不足，甚至错误，我写得很少，这并不能说江青是什么“完人”“先知先觉”。这主要是考虑到修正主义当局对江青加的“错误和罪行”太多了！无须我再去着力描写,因为我不想再去“凑热闹”以显示自己的“公正”，只为我是不“公正”的，我只有阶级的立场，没有不偏不倚的“公正”。同时，江青身上很少有，或者说根本没有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故而也没有庸人所欣赏的所谓“缺点和错误”。所以，我只写出江青符合历史的、逻辑的人生轨迹，并加以评论就可以了，若能昭示世人，在江青身上学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怎样做，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自从《江青评传》在“主人公论坛”发表之后，得到众多网友的关爱，又蒙大家提出建议和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谢。同时也感谢山西作家师东兵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及其他作家有关江青问题提供的史料。我还要感谢那些不愿披露姓名的江青重要知情人提供的可贵素材。通过写《江青评传》，深感自己只是“井底之蛙”，需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才行。在热心同志的支持、督促、帮助之下，我才不揣冒昧，将《江青评传》呈现在读者面前，“抛砖引玉”而已。

    仅以此回答你的问题，不知当否？有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附录二：写作《江青评传》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文艺思想胜利万岁》1968年6月曲阜师范学院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969年烟台出版

    《江青正传》 （美）罗斯·特里尔 著　张宁 秋同 马元德 王涛 译

    《秦城冷月》　山西作家 师东兵 著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高皋　严家其 著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　毛岸青 邵华 主编

    《江青传》　朱仲丽 著

    《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　山西作家 师东兵 著

    《毛泽东文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江青传》　叶永烈 著

    《江青野史》、《无冕女皇》　珠珊 著

    《江青文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印刷品

    《毛泽东选集》1——5卷


附录三：研究江青所需要的三篇重要文章

    1、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摘录

    （二）

    在近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 ，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地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要起重要作用。……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造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能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

    2、1966年7月8日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于他的杂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相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向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3、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和电报，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讋，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说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讋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于）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份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象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